第七大罂粟种植区是地处中南地区的湖北、湖南诸省。湖北的罂粟种植主要分布在鄂西和鄂东的北部地区，其中以施南、郧阳、宜昌三府以及鹤峰厅为最多。此外，襄阳、荆门两属及武昌府属的崇阳，黄州府属的黄安，德安府属的应山、随州，荆州府属的公安、监利、宜都等处，尽管不多，但也有种植情形。在湖南，罂粟种植则以湘西最为普遍，该地的桃源、桑植、乾州、溆浦都是很有名的种植区。另有石门、麻阳、慈利、永定、澧州、安福、芷江、黔阳、沅陵、通道等地也都种植罂粟。
以上省份只是各地区较为典型和有代表性的罂粟种植区，事实上除了这些省份外，在晚清时期，还有一些省份如直隶、广西、新疆、江西等在种植罂粟方面也都有一定的发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自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种植罂粟之风几遍中国大地，无地不有。罂粟的大量种植，既是国内需求增长与放任政策实行的结果，也是促使近代中国的鸦片流毒更加泛滥的原因。
（二）土烟的生产与发展
中国自己生产鸦片（土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目前国内学者的观点几近相同：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一书中说“到清代中叶，各地民众多已知割罂粟果制鸦片之法，因此，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便在各地普及开来”。“较早记载云南种植罂粟和生产鸦片情况的是乾隆元年（1736年）出版的《云南府志》。”“在道光元年（1821年）时，四川涪陵一带已弃农种烟了，所产人称‘川土’。”“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贵州‘尚无栽种熬烟之事’，但4年后，已有种、吸鸦片和开设烟馆。”王宏斌在《禁烟史话》一书中说：“1830年，鸦片烟毒已经扩散到了广大农村，在乡镇集贸市场上有人公开兜售鸦片。为了满足农村吸食者的需要，浙江、云南、广东、安徽、甘肃、湖南、四川等地开始零星种植罂粟，自制鸦片。”傅建成在《烟毒问题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说：“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随着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不断从事对华非法的鸦片贸易，使得中国国内不仅吸食和贩卖鸦片之风日渐盛行，而且在一些地方也先后出现种植罂粟的恶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私种并非像以往那样是为了观赏和药用，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熬制鸦片，并且销售从中获利。”“在鸦片战争前，民间私种罂粟、煎熬烟膏的现象”最为突出的“一个是云南地区”，“较早发现云南民间私种罂粟的记载是在1823年（道光三年），区域是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的迤西迤东一带，该地区民众不仅私种罂粟，而且将罂粟花熬为鸦片”。
总之，从以上诸学者研究的结果看，大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的云南省已经有人开始自制鸦片（土烟）了。而19世纪20—30年代熬制鸦片之风在云南的影响下，蔓延到了广西、贵州、福建、四川、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并进而北上传人甘肃、陕西、山西等地。这样，仅仅一二十年间，这一广泛区域的农民“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形成了土烟与洋烟并行的局面。这一时期，国内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种植罂粟熬制鸦片的现象，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外来鸦片偷运能短时获重利的影响，发现种植罂粟熬制鸦片同样也可获利；二是地方官吏的怂恿和暗中支持。但总体看来，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末以前，国内种植罂粟熬制鸦片的情况，不论在区域上还是数量上都是十分有限的。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罂粟的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几乎在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罂粟的种植。西南是中国栽种罂粟最早的地区，也是中国最适宜罂粟生长的地}区。这一时期土烟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四川的简阳县、广安州、苍溪县在咸丰时已是“连畦接畛”了。涪陵县，初因印度鸦片输入而成西南鸦片集散地。“罂粟用抵印度土，岁人数百万，竞趋之，而两湖、江西、广东商人汇银至川东收买，以涪（涪州）为聚处，‘川土’、‘黔土’多在涪成庄。大吏移土厘局于涪，以道员督理税收，每年数十万两。”由此可见19世纪60年代～70年代时涪陵已演变为西南土烟的贸易中心。自1861年特设土厘局于涪陵，清政府每年至少可收得数十万银两。从此涪陵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鸦片集散地之一。该地的罂粟种植也相当普遍。清末的涪州“山上田中，触目俱是，涪州荒野，几为鸦片所蔽”。
道光、咸丰之交，往贵州经商的粤商夹带洋烟推销，贵州绅商便从广东引入罂粟播种，种烟区波及黔东地区。咸丰、同治年间（1851年～1874年），此地的农民起义，又促进了土烟的生产。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贵州鸦片生产盛极一时。在贵阳广东街、普宁街一带，求购鸦片的外地商人摩肩接踵。自此贵州鸦片从自种自销开始发展到外运外销。贵阳的锦盛隆、彭钰星、德原福、万盛兴等商行经营着鸦片的买卖，他们甚至已在湖南等地设立了分号。云南的罂粟甚至种到了省城的门下。
自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起，鸦片还与其他外国商品一起侵入了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到同治、道光年间（1862年一1908年），罂粟也在这些地区流行开来了。在四川酉阳州的土家族，因鸦片“得价甚昂贵故乡村篱落皆遍种植之”。黔西北、黔东北的彝族，凉山的彝族，还有羌族，以及云南的拉祜族、哈尼族、布朗族都也在种植罂粟。总之，19世纪70年代以后，罂粟在云、贵、川地区已形成专业性经济种植区域。罂粟种植的普遍化，从另一方面意味着国内鸦片产量的大幅度增加。
随着鸦片贸易合法化，在清政府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下，土烟制作的技术在提高，品种在改良，其产品开始得到人们的青睐，并已被运往上海等地，与洋烟一争高低。“据各商埠的英国领事报告，1861年的汉口市场上已出现大量而廉价的‘川土’和湖北烟土，天津市场上的山西土烟也足以与印度鸦片相抗衡。”据估计，1866年，土烟产量有5万箱，1870年达7万箱，已超过进口洋烟的数量。19世纪80年代，罂粟花已开遍了各地，鸦片的产量也达到了空前丰产的地步。有人估计土烟的产量已是进口洋烟的2倍～4倍。1882年，“中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265，000担，三处土人所食仅需165，000担，余皆分运近省”。1897年，赫德估计全国鸦片产量为334，000担。1900年莫尔斯估计全国的土药为376，000担。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全中国所产鸦片有．584，800担，若以平均亩产50两推算，种植总面积为18，713，600亩。1905年，清廷户部也有一项估计，数字大得更加惊人。“内地种烟之地约计五六十万顷，产土近四百万石。”以上这些估算，尽管有较大出入，但都一致反映出，土产鸦片数量已十分巨大的事实。
凡是种植罂粟愈普遍的地区，产量也就愈高。四川省由于“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因而鸦片的产量位居全国各省之首，多达238，000担；其次则为云南、陕西、贵州、甘肃、山西等省。若以百分比来衡量的话，川、滇、黔第一大产区鸦片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62．24％；陕、甘、晋第二大产区则占19．49％；苏、浙、皖第三大产区占6．16％；鲁、豫第四大产区占5．64％；东北第五大产区占2．56％；闽、粤第六大产区占0．94％；鄂、湘第七大产区占0．68％，其他诸省合占2．27％。西南、西北两大产区鸦片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1．73％。根据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一书中的估算，19世纪80年代中国鸦片总产量超过40万担，若按每亩产量大约3斤计，罂粟的种植面积大约有1330万亩左右，又据《清实录》，1859年全国耕地面积为771，000，000亩，1887年增至847，000，000亩。罂粟种植面积已为耕地面积的1．6％。
毫无疑问，自19世纪60年代后，在外来鸦片的汹涌侵入面前，由于清廷的无能与腐败，缺乏有效的办法阻止外国列强对华输入鸦片，反而采取了鼓励国人种植罂粟、熬制鸦片这种饮鸩止渴的误国政策，遂使罂粟种植、熬制鸦片问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从表面上看，国内种植罂粟、生产土鸦片，对抵制和排斥洋鸦片的侵入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清廷这种消极性的政策，是以损害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对近代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是极其深远的。
（三）鸦片吸食的普遍化已成为清末社会生活的显著特色
早在鸦片战争前，由于英国人的鸦片走私活动，已造成中国社会的鸦片泛滥，东南一带官民已吸食成风。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的战败，鸦片的输入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更加猖獗。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与鸦片的数量大增、买卖兴隆相为表里，即是各地民间吸食鸦片的风气愈益普遍而兴盛。《上海新报》1869年7月21日载文论吸烟盛行的情形道：
始而吸烟藏诸深房密室，畏法畏人，继而严禁，罪在邻右，更隐秘也。自发逆作乱，国家暂以洋药之税稍补军需，而百姓似开鸦片之禁，卖烟卖土，吸烟有瘾，毫无惧怯。有等下流不堪，腹中颇知文墨，先以吸烟为乐，若无事业，即开烟间，令妻子挑膏，殊不为耻，与花烟不分别也。且居然自以吸烟为尊，不许亲友劝导，觉为应分吃烟也。
可见由于吸食鸦片的盛行，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舆论对于这一恶习也日渐宽容。这一时期，吸食鸦片之风已遍及城镇乡村，不分官绅商民，不拘男女老少，甚至有全家吸食者。徐珂《清稗类抄》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全家皆为“大烟鬼”的典型：
世俗骂人之词，辄曰鬼。……而于嗜吸鸦片烟者，则目之日烟鬼。成、同以降，烟鬼日多。……王曾任京秩，性贪。某年外简，携眷出都，道经某邑，……濒行，勒献鸦片甚急，王固审知邑为出产罂粟之地也。令应之，始行。及启程，令见坐车、行李车之后别有一车，所庋置者皆烟具。询其仆，日：“中有烟枪三十六支，盖自王而外，若所谓太太、姨太太、少爷、少奶奶、孙少爷、孙少奶奶者，无不吸烟。益以幕友家丁，适得《水浒》天罡之数。”
在城镇街市中，则多设有供人吸食鸦片烟的烟馆。像上海、天津这样的通商巨埠，更是街市烟馆林立。根据《申报》1872年5月25日载文称，当时上海城厢共有烟馆1700余家，烟业之盛，概可想见。其他一些城镇也多开有烟馆。如1869年江苏藩司在查禁苏州城内烟馆的札示中称：“近来苏城地面，不论街衢小巷，到处设有烟市。”
19世纪70年代以后，吸烟之风更向乡村及广大内地和北方地区蔓延。《申报》1873年11月17日载文称，苏州地区原来只是市镇设有烟馆，虽屡禁而不绝，近年更延及乡村，以致“逢村必有烟灯”。四川巴县地区一直流传有“咸、同以前之人嗜酒，光绪时代之人嗜烟”的说法。辽宁省义县县志中记载：“至于大烟（即鸦片烟），则道、咸、同犯禁，或私运入，价亦极高（分广土、大土），偷吸则可，查罚又极严重，自从光绪间开禁，吸食者遂众。吾邑富贵者尤嗜之甚，几至损寿绝嗣（嗜烟者未闻寿至七八十，或四男五女、曾孙众多者）”。可见到了19世纪70年代，吸食鸦片之风已遍及南方北方的广大城镇乡村，成为不分贵贱贫富，无论男女老少，人们广为沾染的一种恶习。从此，吸食鸦片走进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成为须臾不可离开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如同人每天要吃饭、穿衣、睡觉一样，吸食鸦片也间或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商业发达的通商大埠，烟馆已不单纯是人们满足烟瘾、享乐消遣的地方，而是兼有谈买卖、拉关系、联旧谊、结新知的社交功能，成为一种兼有消遣、娱乐、社交等多种功能的商业性场所。一些烟馆也适应这种社交的需要，将烟馆装饰得豪华富丽，并按顾客的不同品味，装饰成各种不同的风格，以招揽顾客。如上海到19世纪70年代初，已出现了几家以豪华和别具风格而著名的大烟馆。其中有的极尽铺张，以豪华称胜，有的悬挂名人字画，以雅致标奇。《申报》1873年12月29日曾登载一篇题为《烟馆争奇》的文章，摹写各烟馆争奇斗胜的种种手段：
上海一区，争奇斗丽，即如烟馆一事，眠云阁之华丽，醉乐居之雅洁，南诚信、蓬莱园之冠冕堂皇，每遇九秋节，堆菊山，使山林隐逸之花，遍于廛市。吉祥街公泰来者，又烟茶不索值，以邀主顾。兹交冬令，三径就荒矣，又换堆果山，如橘柚柑橙，一似菊山排列，再于枝头系以像生之飞鸣食宿，缀以灯火，光怪陆离，炫人心目。
这类装饰豪华的烟馆，其社交、娱乐的功能显然已远大于吸烟解瘾的需要，而吸食鸦片这一广为人们所指责的即伤身又耗财的恶习，也借此而成为当时流行的、受人们羡慕的上流社交方式。
《申报》1872年6月15日曾刊登一篇来稿，论此事道：
自鸦片[]毒中国，经数十年，烟铺之设，原以便行人之瘾，何处无之？盛则无过沪上，虽吴下不及也。沪上之盛又无右于万里云也。华其居，丽其设，精其器，工其烟，是以海内文人商贾，无不闻其名，仰其景，偶一至沪，甫停骖，即往一爽素志。故是设不但便行人之瘾，实乃备文人巨贾之清玩。是以文人巨贾或论诗文，或谈交易，是借烟以畅叙幽情也。烟虽食，人不之鄙，是以有瘾无瘾者，无不乐于斯设也。
在当时的上海，烟馆与妓馆一起，成了一般士绅商人日常出入的社交场所。
总之，伴随罂粟的普遍种植和国内土烟的大量生产，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后，晚清社会生活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把吸食鸦片作为一种饮食习惯被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接受，而且成为许多中国人须臾不可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并成为社会普遍接受、认可或甚至追求的社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