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割占中国香港之后，立即把这个小岛变成为鸦片在远东地区的主要集散地。1843年《南京条约》生效后，外国鸦片贩子立即麇集到香港筑室建房，开设趸船停靠的码头，把它变成为“自由的”鸦片仓库。到了1845年，就有80艘装运鸦片的快船往来于香港。五个通商口岸陆续开放后，外国鸦片贩子纷纷抢占最有利的走私地点，走私活动比鸦片战争前更加猖狂。在广州鸦片船只最初停靠在离黄埔仅3英里的地方，后来把河口西边的金星门作为永久的停泊地。在福州，1845年有2艘双帆鸦片船停泊在闽江口作为鸦片临时仓库。在厦门，1850年停泊着颠地洋行的三桅帆船“阿美士德勋爵”号，怡和洋行的“开路者”号，合记洋行的纵桅式帆船“保王党”号。在宁波，有2艘鸦片船经常停在镇海河口。
五口通商以后的最初几年，广州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然而进入19世纪50年代以后，代之而起的上海因具有优良的港湾、背靠物产丰富的长江三角洲，有广袤的长江腹地等世界一流都市的一切条件，很快成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根据地，一跃而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与此同时，上海也成为世界上鸦片走私进口的最大口岸。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进入该城市的鸦片就开始急速增加。1847年从上海走私进口的鸦片占全国进口量的49．6％，到70年代，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已占全国进口量的71％。即使到了1894年，上海仍占鸦片进口量的57％。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鸦片是通过上海转运到其他口岸去的。外国鸦片是由各洋行经营运至上海以及其他地区的，在外国鸦片泛滥的八十余年里，大致上相继经历过以怡和洋行、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为主的三个时期。鸦片战争后的20年，“是上海欧美洋商的传奇时代，是平步青云发财致富的惊人时代，是穷奢极欲豪门巨贾的时代，是投机取巧的时代，是大胆冒险的时代。”这一切无不都和鸦片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因此，上海实际上是世界最大的鸦片进口口岸、最大的鸦片转口口岸和最大的鸦片消费口岸。
鸦片战争前，烟毒主要泛滥于广东和福建。鸦片战争后，除上海日渐成为最大的毒品口岸外，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则成为鸦片消费的重灾区。例如，浙江“黄岩一县，无不吸烟，昼眠夜起，呆杲日出，闻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据《松江府续志》记载：“吾郡自道光以前吸食者无多，季年以后，其毒乃不可遏，通衢列肆，嗜者日众，城市而外，浸及乡镇，一日之费倍蓰米粮，往往因之败业，以促其年。”道光、咸丰年间的南汇县，吸食鸦片者不仅城镇遍染，乡僻村镇亦然。江南，中国最富饶的鱼米之乡，最发达的商业地区，已被弥漫的烟毒笼罩，鸦片消费的重心已由广东转移到江浙地区。
总之，伴随外国鸦片破禁时代的来临，鸦片没遮没拦地在各地泛滥开来。鸦片走私活动遍及广州、南澳、福州、山南、漳州、鹿港、宁波、台州、温州、上海、山东、河北、四川和东北等地，甚至连西藏也渐染烟毒。这一时期，海关管理混乱，鸦片输入又是走私性质，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缺乏精确的统计。根据马士的估计，从1840年一1858年的19年间，中国消费的鸦片约有808，125箱，若以平均每箱550元推算，总价值有444，468，750元，相当于一次国际战争的巨额掠夺。
（二）洋鸦片潮水般涌入时代（1859年以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外国鸦片输入中国敞开了大门。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鸦片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进入了外国鸦片祸华史的一个新时代。据统计，1867年～1879年，进口鸦片完全呈直线上升势头。至1879年，达到最高峰，进口量为83，051担。
虽然从1880年开始，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着高昂的势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外国进口鸦片仍有27，808担。
从1840年到1911年的70年时间里，外国鸦片在中国全部进口商品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近半个世纪。此时的鸦片贸易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鸦片输入数额巨大。关于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清政府没有任何统计资料，现在一般只能根据马士的研究成果，即《东印度公司对外贸易编年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笔者参照有关资料对鸦片战争开始后的1840年～1911年外国鸦片输华数量做一统计，得出71年共计输入鸦片4，052，749箱。（这些资料为：①根据马士的估计，从1840年—1858年的19年间，中国消费的鸦片约有808，125箱；②1859年为62，822箱；③1860年为63，000箱；④1861年一1866年每年平均按六万箱，共计36万箱；⑤根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提供的1867年～1911年外国鸦片输入中国统计为2，758，802箱。）平均每年输入5．8万箱，其数量之大，对中国财富掠夺之多，触目惊心。第二，鸦片走私与鸦片贸易相伴而行。从历史上看，自1796年嘉庆皇帝颁布法令严禁鸦片进口之后，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贩子对华从事的鸦片贸易就是非法的走私贸易，且这种非法贸易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愈演愈烈，走私活动十分猖獗。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走私状况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就在第一次禁烟运动达到高潮，林则徐查缴、销毁鸦片之举震惊世界之时，英国商人仍然不惜以生命为赌注，在沿海冒险走私。在1840年、1841年、1842年，由于战事的影响，鸦片输入量不算很大，分别为18，965、17，858、18，827箱，每年仍有近2万箱鸦片走私入境。由此可见战争时期鸦片走私活动的猖獗。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走私贩运鸦片的活动仍很普遍，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不能阻止鸦片的非法运销。在19世纪60年代，运到香港的鸦片平均有1／4是通过走私的渠道进入中国内地。例如1869年运到香港的鸦片有8．8万箱，进口报税的只有5万箱左右，其余3万箱是通过走私途径进入的。据各种资料综合推算，从1859年～1887年，平均每年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不少于2万担。这一时期，被称为外国鸦片潮水般涌入时代，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二、国内土烟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国内私种罂粟的兴盛
唐代时，由阿拉伯人在广州等地贸易时，将罂粟籽种带入中国开始引入种植的罂粟，只是作为一种观赏花卉而被栽培。经宋、金、元、明各代，罂粟除了继续作为观赏植物外，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和利用。这一时期罂粟种植面积极为有限，而且并无人熬制膏药吸食。到清代初年，中国种植罂粟的数量有所增加，熬制膏药贩卖和吸食现象也开始出现。但这时，全国种植罂粟的数量仍然有限，就是在以后“种植罂粟甲天下”的贵州，当时人们也仅仅是在“税务人员不知道的岩石阴影的角落里种一些罂粟，然后违法出卖这种秘密种植的植物”。然而，在鸦片战争爆发前，随着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不断对华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国内不仅吸食和贩卖鸦片之风日渐盛行，而且在一些地方也先后出现种植罂粟的恶兆。如1830年以前，云南“延边夷民”，就已“向种罂粟，收取花果，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随后，“内地民人，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根据马丁·布思在《鸦片史》一书中说，此时，浙江、福建、广东、云南都有种植罂粟的记录。浙江台州府属，“种者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均与外洋鸦片烟无异”。这一时期，民间私种罂粟、煎熬烟膏的现象，在区域上主要分布在云南和以浙江省为代表的江淮地区，云南地区最为突出。
不过，总的看来，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末以前，国内种植罂粟在区域上和数量上还都是十分有限的，所造成的危害性后果并不很明显。这与当时清政府在花大力气禁止洋鸦片进口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制止和打击国内罂粟种植的政策有很大关系。1823年，道光皇帝就吏部、兵部奏请的酌定《失察鸦片条例》事发布的上谕，说明已经开始把禁止种植罂粟作为整个禁烟政策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了。道光十年（1830年），道光帝又命令内阁发布了一个单独就国内种植罂粟问题的上谕，其中对围绕罂粟种植的各类人员做了明确规定，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颇具规模和声势的打击罂粟种植的运动。1839年，清政府在《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中进一步规定：栽种罂粟收浆制造鸦片烟土或熬膏售卖及兴贩鸦片烟膏烟土发卖图利者，首从各犯均处绞监候。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光帝的上谕，虽未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但对全国各省仍然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而这些打击罂粟种植的法令和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罂粟种植的蔓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此后洋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较鸦片战争前更进一步增加，价格也越来越高。面对以“合法”面目蜂拥而来的洋鸦片，清政府显得畏怯和矛盾。一方面既不能禁止英国商人贩卖洋烟，另一方面又无法禁止华人吸食洋烟，同时又不愿坐视因洋鸦片大量进口而导致财政经济上的损失。于是，为堵漏卮，增加税收，清政府一反过去多次重申的限制国内种植鸦片的禁令，转而采取了让鸦片种植合法化的政策。
正是在这种政策的鼓励和纵容下，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罂粟种植之禁大弛。一些以前暗中种植的地区开始公开化，而一些原本没有种植的地区也转而种植。据1867年御史游百川在上奏中称：栽种罂粟“始于甘肃，延及陕西、山西，近复江苏、河南、山东等省亦有”。据1937年《民国日报》载：清咸丰时期，罂粟花满布于陕甘各县，产量日多，质品亦佳。实际则不仅限于这些地区，如贵州《平坝县志》也记载，这一时期由于当地栽种鸦片，贸易兴旺，冲击了传统的土布纺织业，“同光以来，以出产烟泥之故，此物甚销，湖广远商即贩湖广之阳逻、葛仙、黄州等布入境互易，于是纺织大停”。1866年有报道说，辽宁牛庄当年进口鸦片烟土较头年减少，因为本地种植者十分之中多出二成五。1873年另有报道说，有两个西人游山东曲阜，见“齐鲁道中，遍种罂粟”。在普遍种植的基础上，全国形成了一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罂粟种植区。
第一大罂粟种植区首推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由于这几个省在鸦片战争前就有着种植罂粟的传统，虽几经禁种，但终究未绝迹。因而弛禁以后，在原有基础上又迅速发展起来，以致形成“云、贵、四川境内之田，连畦接畛，种植罂粟花，借以渔利”。到了光绪末年，四川省140多个州县除个别外，没有不种罂粟的。在云南昆明，根据包家吉在其所著《滇游日记》中描述道：“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贵州的情形到1884年以前，其十三府都已种植罂粟，“上游（贵阳、安顺、兴义、大定、遵义）鸦片弥山漫谷，下游思南、平越（福泉）、松桃二府一厅与上游无异。此外镇远、思州（思南）、石阡、都匀四府近来亦渐此风，习气尚浅。惟黎平一府悉是苗□，栽种最少”。可见罂粟种植之普遍。
第二大罂粟种植区位于西北的陕西、甘肃、山西诸省。这三省虽为后起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地，发展却很快。陕西、甘肃两省在鸦片战争前亦有吸食洋鸦片的记录。咸丰朝以后，“罂粟花布满于陕甘各县”。“吸者日多，种者亦日众，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取液煮膏既谙其法，遂其吸食，而沿及其妻弩，久之厮丐亦然，其倾家而致死者不可屈指数。”据记载，到光绪初年，“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央，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除此之外，大荔、泾阳、凤翔、宜川、延川、汉中等地也都盛产罂粟。甘肃之宁夏本是“夙称腴地，产粮极广”，但到光绪初年则是“罂粟之繁滋，几遍地皆是”，特别是河东地区，每亩可出产烟土七八十两。山西省罂粟种植在19世纪60时年代以后势头也极为猛烈。该省罂粟之产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等处为最盛。
第三大罂粟种植区为地处华东的江苏、浙江、安徽诸省。江苏省的罂粟种植地区主要集中在该省西北部的徐州府。该府下属的铜山、宿迁、睢宁、邳州、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八个州县，多有种植罂粟者。此外，该省中部的丹徒、句容和北部的淮安府所属之清河（淮阴）、桃园（泗阳）、安东、海州，以及所属的赣榆、沭阳等14州县也都是罂粟种植的重要地方。浙江省罂粟种植以台州等府最有名，温州、绍兴、杭州、湖州、嘉兴等府也同样普遍种植罂粟。安徽省的罂粟种植，根据1909年该省巡抚在一份奏折中称，种烟最盛的区域是宿州、涡阳、亳州、阜阳、太和、蒙城；颍上、凤台、怀远、定远、灵璧次之；最后则是霍邱、凤阳、五河、泗州。该省北部与南部也都有相当的罂粟种植区。
地处华北的山东与河南两省是第四大罂粟种植区。山东省种烟之地，初以鲁西南地区较为集中。其中以“兖、沂、曹、济四属为最”。“其余如济南、东昌、泰安、临清、青州、莱州、胶州，种者亦居十之四五。”以后种植之风愈刮愈烈，种植区域以愈来愈大，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鲁西与鲁中也出现大面积种植，而到了90年代则已遍及全省各地。河南省罂粟种植虽然不如山东普遍，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罂粟种植省份。该省的归德、怀庆、卫辉、南阳、汝宁六府以及陕、汝两州各属内都有种烟情形，特别是“归德府许州全属，为河南产烟最富之地”。
第五大罂粟种植区是东北地区。东北种植罂粟始于1860年左右。许多资料证实，晚清时期东北种植罂粟最烈的地区是吉林省。根据光绪二十三四年调查，吉林省因自种而产鸦片最多，民间种罂粟者比比皆是，全省烟地共有20，493垧，按清末东北每垧10亩计，吉林全省种植罂粟地亩合计有204，931亩。此外奉天省（旧省名，今辽宁省）也是罂粟种植的重要地区。据1907年统计，该省“共种罂粟地亩计十一万亩零”。黑龙江省的罂粟种植到清末时发展也很快。总之，东北罂粟种植到清末时已占到农作物中的第三位。另据1884年《申报》载：“东三省之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足见罂粟栽种之盛。
福建和广东是第六大罂粟种植区。福建在鸦片战争前就有罂粟种植，并且在国内还有一定影响。弛禁后，参与种植之人日多，种植范围也不断扩大。尤其是该省北部地区最为引人注目。据1882年一份资料记载：福建“沿北半省，农民嗜利，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