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派及现代形式主义关于“科学化”的讨论，对我们也很有参考意义。我国古典文论有不少论著是立足于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上的，例如《文心雕龙》，但也有不少诗话、词话、序跋之类的批评，例如杜牧论李贺的铭文，司空图《诗品》的某些段落，则是印象式批评，是“用散文诗论诗”。流风所及，我们现在不少批评文章，介绍一下情节，谈些感受就算了结，几乎没有方法论。应当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科学化”批评，但我们目前文评中“感想式批评”还是相当多。这种情况，是否应该转变一下？
顺便应当指出的是，新批评式的科学化批评之所以能压倒印象式批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战后大学教育事业的发达，文学教学需要规范化的方式，学生要求学到一套术语，一套批评程式，而不是模糊的因人而异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布鲁克斯和沃伦编的教科书《理解诗歌》(1938)，《理解小说》(1943)，以及布鲁克斯与海尔曼(Robert B.Heilman)合著的《理解戏剧》(1947)，是新批评派影响最大的著作。不少当代批评家和诗人都承认新批评派“教会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读作品”。最近有人甚至说新批评派的整个方法论之所以影响大，是因为它是“训练未来教师的职业教学法”。语虽刻薄，却说出了不少真相。
实际上，宜于教学几乎是现代形式主义的共同优点。俄国形式主义也是从对世纪初俄国大学中的传统教学法的反抗开始的，不同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当时是学生，而不是教师。
（第三节） 语义学，语境理论
与结构主义相比，新批评派的科学化是一种排他性更强的科学化。退特早在1941年就疾呼“社会科学是对文学批评的最大威胁”，他所谓“社会科学”指的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兰色姆对瑞恰慈把心理学引入文学大加攻击，他要求批评“研究诗歌的客观实体，而把感情问题搁到一边”。新批评派反对心理分析，上面已谈到(四章二节)；他们对另一股势力很大的批评潮流即从人类学神话学中发展出来的原型批评也颇有微词；对斯拨琼(Caroline Spurgeon)影响很大的语象统计法也不以为然。
他们接受的是一个非科学的学科，即语义学。布鲁克斯认为：“现代批评(即‘新批评’)的兴起是整个语言研究和符号研究(symbolism)的一部分。”Brooks.艾略特为玄学派“平反”可谓为新批评派立一大功。但兰色姆对他不满，说他对玄学诗的基础曲喻(conceit)问题未加研究，即未从语义学角度来为玄学派翻案，这就证明他的批评“不健全”，可见新批评派“选择性”之严格。为什么新批评派的“科学化批评”拒绝语义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因为只有语义学才能容入他们的形式论的框子，只有语义研究似乎纯从作品内部寻找其评价标准。任何其他科学都必然要研究文学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或与作者读者创作阅读过程的关系。
不过，新批评在这方面不是孤立的，相当多的现代文论学派都朝语言学靠拢，这有好几层原因：首先，从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是对作为工具手段的语言自觉性越来越强，美国批评家费得尔森(Charles Feidelson)说：“浪漫主义的特征是自我表现，而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媒介手段的开掘利用。”因此，现代西方批评也越来越注意从语言入手研究文学。布拉克墨尔认为“批评首先得把最大程度的注意力放在由词和词的相互间运动——即文学的技巧手法——形成的作品上”。
从广义上说，语言学以及从语义学发展出来的整个符号学体系在现代西方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的作用几乎像数学之于自然科学，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分析语言的方法可以使用于其他学科；有时分析使用语言似乎成了解开其他学科之谜的钥匙。例如结构主义者再三强调文学批评研究的是“语言的文学工艺学”，而文学只是一种“符号学现象”。布拉格学派的慕卡洛夫斯基认为美学也应视作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结构主义者拉岗甚至认为“语言世界产生现实世界”。
新批评派在理论上没有像结构主义走得那么远，他们始终强调“承认语言世界外的一个客体世界”，但新批评派在方法论上之重视语言，超过任何形式主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新批评派不仅借用语义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诗歌语言，同时也以诗歌语言的语义学分析方法为模式来分析整首诗的结构：在新批评派看来，比喻、复义、反讽，不仅是在语义层次上的范畴，而且也是诗歌整体结构的特征。
语义学(semantics)一词在现代，意义十分复杂，它指三种不同的哲学流派(逻辑语义学，语义哲学，普通语义学)和至少两种语言学流派(索绪尔等人的符号语义学，语境语义学)。新批评派所采用的是这最后一种语义学。
十九世纪末法国语言学家M·布勒阿尔首先给这门学科命名，指出它是研究“语词一旦被创造出来并赋予一定意义后，它是怎样扩大或缩小这个意义的，是怎样把这意义从一组概念转化到另一组概念，是怎样提高或贬低这个意义的价值，总而言之，它是怎样产生种种变化的”。这种研究，当然不待这名称出现始，瑞恰慈就曾谥封柯尔律治为“第一个语义学家”，因为他“研究词在诗中的行为”。
为语义学做出最大贡献并为结构主义提供了基本模式的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但新批评从来没提到这个人，看来也不知道他的学说，只有韦莱克曾对索绪尔作了简略介绍，但他也完全没有看到索绪尔理论所提供的分析模式的特殊意义。新批评的语义学几乎完全来自瑞恰慈，瑞恰慈与人合著的语言学著作《意义之意义》(1923)一书被普通语义学哲学流派奉为“语义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直到1936年的《修辞哲学》一书，瑞恰慈才系统地把语义学应用于文学批评。他所建立的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修辞学的文学修辞学。
瑞恰慈语义学中对新批评的发展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其语境理论，克里格甚至坚持把新批评改称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可见这个理论对新批评派来说多么重要。
语境(context)汉语习惯上译作“上下文”，太狭，不适用于现代文论。又有人译作“语意场”，很准确，但累赘。笔者建议译成“语境”。按瑞恰慈的定义，语境是用来表示与文本中的词“同时复现的事件的名称”，这些事件即是文本出现时“那个时期有关的一切事情，或与我们诠释这个词有关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全部隐在这个词背后，“正是从这些没有出现的部分，这个词得到了表示特性的功效。”
瑞恰慈的理论是以单个场合单个作品为语义研究为基础的，他指出：文词意义在作品中变动不居，意义的确定是文词使用的具体语言环境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词是从过去曾发生的一连串复现事件的组合中获得其意义的，那是词使用的全部历史留下的痕迹。燕卜荪说每个词的意义要涉及“整个文明史”，恐怕夸张了些。但在文学语言中，大部分词的确“历史问题”复杂。
同时，词义又是受具体使用时的具体环境(包括上下文，风格、情理、习俗等)制约的，“当一个词用在一首诗里，它应当是在特殊语境中被具体化了的全部有关历史的总结”。在文学语言中，这具体环境又很特殊：逻辑环节可以省略，语法可弃之不顾，诗趣又大可违反常情，这既造成诗歌语义的复杂性，又造成它丰富的表达能力。用瑞恰慈的话就是“语言没有柔软性也就没有精巧性”。
因此，词义的确是由上述纵横两种语境的相互作用确定的。在诗歌中，这个选义过程复杂而不稳定，选中的意义可落在离其主要意义很远的暗示意义或联想意义上。但新批评派又认为这选义过程是由一些规范法则所确定的，并非如象征主义所说的那样神秘虚幻，不可捉摸。
瑞恰慈用过两个比喻来形容语境理论的机制。第一个比喻是“警察行为”：语境允许某些词义存在，而驱逐另一些词义；第二个比喻是“人体运动”，“我只动一下手，实际上全身的骨骼和肌肉都用上了，它们支持着，配合着手的运动，同样，一个词语从一个由其他语境的其他词组成的巨大支持系统得到力量”。
我们知道索绪尔也提出过语义的纵横两大关系理论，索绪尔以整个语言为幅度进行讨论，而瑞恰慈着眼的是语境对个别词语的制约作用。瑞恰慈理论与索绪尔理论之对比正可投影为新批评的细读式个体批评与结构主义系统分析之对比。但这两个人的理论不是没有相似点：索绪尔把文本中词句展开所形成的词与词关系称为“横组合”(syntagmatic)，把整个语言体系形成过程所赋予一个词的意义称为“纵组合”(paradigmatic)，词义的确定，实际上是靠“空位”形成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从词的纵横关系网中抽掉这个词时，整个语言系统出现了空缺，这就是这个词的特殊必要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理论与瑞恰慈的语境理论相当相似。但为什么新批评只关注语义和单个作品的结构，而结构主义关注可以组成一个系统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呢？这是因为结构主义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关系，和新批评派与语义学的关系不同。结构主义是将索绪尔关于语义的学说作为建立系统典型模式，而新批评派是直接应用语义学。因此，我们可以把新批评派的批评实践定义为一种微观的实践的语义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