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阅读问题是新批评方法论体系中的大漏洞，是“本体论批评”的致命伤。黑格尔关于这问题的论述是很精辟的：“单纯具体的感性事物，即单纯的外在自然，就没有这种目的作为它的唯一的产生的道理……艺术作品却不是这种独立自足地存在，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一句向起反应的心弦说的话，一种向情感和思想发出的呼吁。”请注意，黑格尔认为作品只是个问题，需要读者回答才做成文章。新批评派恰恰就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没有意向性目的性的“单纯具体的感性事物”。
维姆萨特在后期似乎明白了一些，他承认：“诗是经得住思考的，可以批评和判断的；它被实体化后成了客体……不要认为诗应该达到绝对实体的那种不可能的完美无缺或玄学的标准，要求诗具有一种坚硬性或自足性是愚蠢的。”重点号是我加的。因此，他认识到，文本成为客体，成为批评活动中心，是批评者/读者在阅读中加以实体化的结果，是有条件的。
当代西方文论中的许多派别都在读者反应问题上进行开拓，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结构主义者沿着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所开拓的方向探索，研究文学活动，尤其是阅读中的“程式”(convention)问题。而要按一定的程式解读文学作品，那么读者必须具有一定的“能力”(competence)。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首先提出这问题，他认为只有从先行习得的“能力”中才能发展出个别的具体的表现（Performance)。因此，各个读者的反应并不是完全无控制的，因为获得能力的过程就是由传统、习俗和教育组成的。因此，结构主义者对“阅读”的研究特别感兴趣，从中发展出整整一套读者反应模式理论。
例如，巴尔特认为新批评那个假定的“理想读者”，是一种“美好的野蛮人”(belle sauvage)神话。任何人不可能不带先入之见地阅读文学作品，作品只是提供了意义的可能性，需要经过文学阅读训练的，即有文学能力的读者才能把这潜在的意义加以实现。因此巴尔特改谚语曰：“谋事在文，成事在人。”这样的“有能力的读者”，罗伊·哈维·皮尔斯很恰当地称为“受过合适训练的读者”(Properly instructed reader)。
但是，阅读训练如何才是“合适”的？这又牵涉到另一个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概念。也许是别林斯基最早提出“读者群”概念——“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读者反应论批评家提出了“解读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概念，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阅读“程式”并非不分民族、不分时代、不分阶层共有的，它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历史时空条件的限制。在阅读过程中起价值判断者作用的读者可以抽象为一组价值观念和判断程度的结合物，这就是叙述学中所谓的“隐指读者”(implied reader)。
或许这是解决“理想读者”难题的一个较好的办法。
应当指出的是，结构主义在阅读程式的分析上眼界比新批评开阔得多，但并没有越出形式主义批评的范畴。结构主义文论家托多洛夫把“阅读”分成三种：社会/历史学派和心理分析派穿越作品寻找其他事物是“投射性阅读”；新批评派搞的是“评论性阅读”；而结构主义搞的是“诗式阅读”，即在作品中寻找一般结构原则。我们可以立即看出他与新批评有着共同的战线。
当然，比起被“感受谬见”紧束起来的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的这种阅读模式理论眼界是开阔多了。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靠了它，结构主义在科文区分上(一章五节)，在有机整体观上(二章二节)都比新批评派大大推进了一步。
我国现行的文学理论书籍也触及阅读过程的分析，也谈到文学的间接性给读者提供的“想象和再创造的广阔天地”，但这只是就读者鉴赏本身而言，并不是指阅读过程对作品构成的意义，也就是说，并不是在谈主客观的交流作用。王朝闻同志在谈到“卧游”与“神游”时说到欣赏者能够“想到没有在画面上直接出现的东西，甚至觉得自己可以进入画里的境界，从而加强人们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他说的这个“再创造”的过程，就是读者与作品的交互影响过程，但他也没有说明这种过程对于作品的“存在样式”有什么作用。
结构主义研究主客观交流是得益于胡塞尔晚期的构成性理论。这问题超越了新批评派理论的范围，所以我们不便在此多作论述。我个人认为马克思在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一长段论述“对象怎样变成人的对象要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和与对象性质相适应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对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关键性的。“正如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因为，“社会性的器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和发展起来了。……人的眼睛显然不同于粗野的非人的眼所用的方式来满足自己，人的耳朵也不同于粗野的耳朵。”“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由此，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作为我们观察文学活动中主客观交流活动的座右铭：“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准备材料》中也写道：“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例如数学公理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对于布须曼人(非洲南部一原始民族)或澳大利亚黑人，肯定不是这样。”
对于读者来说，他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社会性文学经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它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取决于读者进行社会性加入的程度。这样，文学活动的诸要素在人的社会实践(包括文学阅读实践)之中达到同一。
（第五节） 文学的社会效果
我们在上一节中对新批评派的反感受论作了详细分析。如果说新批评派的反意图论尚有一定的意义，揭示了片面的真理，那么他们的反感受论则更难自圆其说。
然而，与他们的反意图论一样，反感受论也不是为理论而理论。反感受论除了针对瑞恰慈等人的心理主义外，更是针对试图从作品内容分析文学的所谓“传达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
文学的传达观几乎与文学一样古老，作为社会活动的文学，不可能没有企图达到的阅读效果。从亚里士多德的“导泄”(catharsis)说到古罗马文论的“寓教于乐”(utile et dulce)，一直到近代文论家，如维农的移情说(empathy)，托尔斯泰的传达观，杜勃罗留波夫的功利观，它一直是文学批评中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准。甚至瑞恰慈也同意雪莱在《诗辩》中提出的论点：诗拓宽人的感觉性范围，因而是可贵的有用的。
新批评派坚持反对传达观，他们指责说：把诗作为传达某种思想的工具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文学教学法之中，是旧式文学教学和研究中最要不得的东西。
唯美主义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艺术无用，新批评派的“反传达论”与唯美主义的立场一致。然而，我们在第一章中就讨论过新批评派坚持诗歌真理观，认为诗歌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这样明显的矛盾如何调和？
退特作了这样的论证：他认为艺术来自人们对绝对经验的渴求，而这种渴求在现实中无法满足，艺术经验只能在艺术形式本身的限度中得到理解。这样，艺术虽然“创造了经验的整体性，但与一般的行为方式没有任何有用的关系”。由此，退特走向与唯美主义完全一致的结论：“诗的真正有用性在于其彻底的无用性。”在这里，新批评理论的折中色彩所掩盖的矛盾彻底暴露了出来，论者谓退特是新批评派中最接近唯美主义的人，原因即在于此。
其他新批评派没有像退特这样极端地坚持“无用论”。他们情愿绕开这理论暗礁。布鲁克斯举了个例：《汤姆叔叔的小屋》可以作为小说研究，或研究它如何写出，或研究它产生了什么社会效果，三者都值得研究，布鲁克斯甚至承认“批评家的工作从来不是纯粹的”。但布鲁克斯话头一转：一个批评家的“特定的工作”却是在第一个方面，即“就文论文”。照这么一说，虽没有“纯批评”，却应有“纯批评家”。
但新批评派认为这种批评任务“划分论”(separatism)是正确的。奥斯丁·沃伦说：“我们可以效法亚里士多德和马里坦，分开处理以解决矛盾——也就是说，用二次法处理艺术，有时谈诗学，有时谈政治；我们也可以追步那个小心翼翼的柏拉图主义者T·S·艾略特，坚持认为虽然外在标准决定文学是否伟大，只有艺术标准决定它究竟算不算文学。”
这就是新批评的折中法双重标准论。但是，这三者在实际批评中能截然分开吗？布鲁克斯自己也犹豫了。“的确，人的经验是一件无缝的天衣，无法拆开。”甚至连提倡“纯批评”的瑞恰慈也驳斥宣扬“为诗而诗”的布拉德雷说：“我们不能把一个人分割成几个人——艺术的人，道德的人，实践的人，政治的人等等。”然而布鲁克斯又说：“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这种不可分割性，那么谈论批评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问题上，不仅新批评派中人互相说法不一，同一个人前后说法不一，甚至同一个人在同一文章中也前后不一。
所以，新批评派在形式问题上不是糊涂，而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无论是退特故弄玄奥的诡辩，还是布鲁克斯的机会主义式的让步，都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新批评派采用的是策略性方法，在文学阅读反应问题上，新批评派暴露了他们的理论与方法论之间根本性的裂痕。
（第六节） 批评方法论与评价标准
上文已经仔细分析了两种“谬见”划出的“向心式批评”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但新批评却坚持把这种方法用之于实践，这就是细读法(close reading)的由来。它实际上应当叫作“细评法”。这种批评方法对一篇作品，哪怕是极短的抒情诗，作详细的不惜篇幅的结构和语义的分析评论，而对于文本外的任何因素先作悬搁，存而不论。
在新批评派之前就有细读式批评，例如中国古典文论中就有不少细读佳例。三十年代初新批评派就系统地搞细读批评(燕卜荪、布拉克墨尔等)，直到四十年代末细读批评已取得不少成绩，才有两种谬见等总结方法论的工作，所以新批评派是方法先于方法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应把新批评派方法与其方法论分开评价。
新批评派是很为其细读法批评而骄傲的，兰色姆赞扬布拉克墨尔在三十年代写的批评文章，认为“只有我们时代才能写出，其深度，其准确性，都超过了英语中以前任何批评”。
就细读批评本身而言，它是一种很有借鉴价值的作品艺术分析方法，它本身不一定受制于新批评的方法论，相反，由于诗的形式分析无法脱离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所以追索诗结构中的意义，很可能越出两个意图的禁锢。例如退特分析哈代的比喻时，不得不论及哈代的生活。沃伦论《古舟子咏》为象征诗，不得不以柯尔律治的生平及思想为证，这都犯了“意图谬见”大忌。燕卜荪《含混七型》的第一个著名例子，分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七十四首中的一句，就指出其复杂意义来自“各种现在已难以追索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布鲁克斯也指出不了解莎士比亚生平虽无妨于我们读《哈姆雷特》，但如果不知道当时复仇被视为与荣誉有关，就无法理解它。这些都走近了历史/社会式批评。
而且，艾略特认为没读通莎士比亚全部作品就无法评价其中任何一部，布鲁克斯指出布莱克的《老虎》若不与《绵羊》配起来读，就不能理解它。这样他们不得不向文学作品的群体分析靠拢。
一般来说，新批评派分析小说时，都不得不撕破新批评方法论的紧身衣，例如布拉克墨尔分析詹姆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沃伦和布鲁克斯分析福尔纳，都是如此。维姆萨特甚至称自己是“调和论者”，这固然是故弄姿态，但新批评派在批评实践中不得不放宽他们的教条。
批评方法论，是实际批评工作方向的指导思想，应当说它并不是评价作品的标准，但新批评派却常做这样偷梁换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