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是冯桂芬、薛福成、王韬和郑观应等人。他们的这类言论众多，诸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取西人器术之学，以卫我舜、汤、文、武、周、孔之道”，“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实质是在坚持封建制度的根本前提下，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尽管这种思想有着明显的守旧色彩，但和全盘拒绝与盲目排外思想较之，它仍有着不容忽视的进步作用。
(三)“全盘西化”
国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时候，曾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极端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曾提出“废止汉字”。胡适则更为极端，他说：“只有一条路，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死心塌地地去学人家，不怕模仿，……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就连陈独秀在当时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也表现出“全盘西化”的思想。“全盘西化”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在一个富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搞“全盘西化”也就是搞“民族虚无主义”，这是不可想象的。
(四)“洋为中用”
中国人在经历了若干年的痛苦探索以后，终于找到了对待外来文化的正确观念，这就是“洋为中用”。******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后来他又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江****同志也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引下，中华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怀，勇敢地吸收着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独有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文化。
（第五节） 近代中国学者对日本的影响
近代以来，日本不仅是中国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媒介，而且在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成为接受近代中国出洋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之势颠倒了。然与此同时，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在学习和研究西方近代文化方面仍走在日本的前面，对日本认识和吸收西方文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魏源《海国图志》和王韬《普法战记》。
一 魏源《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启蒙
魏源曾协助林则徐抗击英军。林则徐被革职后，魏源受托继续编写《四洲志》。在此书的基础上，魏源广泛搜集中外有关著述，按区分国，增补整理，于1842年12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全书共计57万字，另有地图23幅，洋炮图示8页。1847年，他又补充成60卷，1852年增加至100卷，共计约88万字，并有各种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图示42页，范围囊括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此外，该书还有总结鸦片战争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4卷，堪称当时内容最丰富的西方知识文化和海防的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最初传入日本是在1851年。因为书中有“幕府禁止之文句”，所以皆收于幕府中。1854年又有15部传入，7部为幕府专用，另8部拍卖，始广为流传。此书深受日本各界重视和欢迎，被誉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日本国内很快便出现《海国图志》的翻刻本和适合普通民众阅读的日文译本。日本幕末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都深受此书影响。可以说，该书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首先，《海国图志》使日本人扩大了视野，加深了对世界的认识。德川幕府采取锁国的政策，自1639后，除荷兰人被允许在长崎诸岛从事贸易活动外，其他欧洲国家全部被禁止通商贸易。德川幕府200多年中，只有少数学者和高级官员通过荷兰商人了解到关于西方史地人文的少许信息。魏源《海国图志》对西方各国的史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宗教、科学技术等诸领域均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使日本人对西方的认识豁然开朗。日本学者尾佐竹猛说：“幕末时期，海外知识多由译自横行文之汉字书传入日本，其于新文化之介绍，贡献殊大。”杉木达在《海国图志·美理哥总记和解跋》中高度评价道：“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美国是最先迫使日本订约通商的国家，因此日本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兴趣特别浓厚。一年之间，《海国图志》中有关美国部分的译本竟达十多种。《海国图志》在帮助日本人了解世界形势方面，远胜于荷兰人多年的传播。
其次，《海国图志》启发日本人加强海防，抵抗侵略。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一样，也面临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日本自1854年开始和美、英、荷、俄等国签订第一批通商条约后，1858年受美国所迫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并承认了领事裁判权。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加强海防、抵抗侵略成为日本最迫切的任务。《海国图志》系统、详尽地总结了鸦片战争的深刻教训，提出了诸多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战略战术建议，对于境遇相同的日本来说，其启发和帮助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1855年，日本学者赖醇在《海国图志训译》序中说：“清魏默深(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纂述赅博，择取而用之，其于海卫边备，必有裨益者矣！”他期望全部译出，迅速刊印，“使海内尽得观之，庶乎其为我边备之一助矣”！
第三，《海国图志》给幕末维新志士以启迪，从而推动了明治维新。《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前，日本的开国论者和坚持锁国者两派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海国图志》传入后，著名的有识之士包括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横井小楠、桥本左内等都争相阅读。开国论者读了此书后，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念。攘夷论者读了此书，受到极大启发，很多人在思想上向开国论转变。横井小楠原本是坚定的攘夷论者，在读罢《海国图志》后，转向赞同开国论，成为与佐久间象山齐名的洋学者。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受到《海国图志》启发的日本有识之士从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认识到锁国政策不能挽救危亡。于是，日本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变法维新以抵制西方侵略的滚滚浪潮，有力地推动了倒幕维新运动的到来。
二 王韬《普法战记》对日本的影响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字紫诠，江苏吴县人，近代中国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与林则徐、魏源远隔重洋了解西方世界不同，王韬走出“天朝上国”，实地了解西方文化。1867年，他随回国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从香港启程“往游泰西，佐辑群书”。遍游英、法、意大利、土耳其、埃及、新加坡、锡兰(斯里兰卡)等国，考察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王韬的欧洲之行是中国文化知识精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对欧洲的实地考察。在这期间，他主要旅居英国和法国，1870年1月始离欧返港，著《漫游随录》。两年零四个月的欧洲之行，使王韬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科学技术有了深刻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变法改良的思想。1879年，王韬应日本学者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以《普法战记》最盛。
《普法战记》书中，王韬力求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探究法国战败的根源，涉及普、法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方面。其中有许多为当时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闻所未闻之事，如巴黎公社、马赛曲、议会君主制、气球侦察、360度转炮、行军地图等等。王韬在书中以夹叙夹议的手法对许多事件进行了画龙点睛的评点，使人读后深受启迪，获益良多。1871年，王韬完成此书的撰写，在香港《华字日报》上连载，战争结束后，才汇集成纪事本末体14卷，1886年增至20卷。
《普法战纪》一书，使王韬名声轰动遐迩，“其书虽未付手民，而钞本流传南北殆遍。”曾国藩称王韬为“未易之才”；李鸿章“许以识议闳远，目之为佳士”。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和《史学书目提要》中对《普法战纪》也是加以大力推荐。
《普法战纪》在日本引起的轰动效应更巨。日本人士将《普法战记》与魏源的《海国图志》相提并论，然而相对于20年前的《海国图志》而言，《普法战记》所提供的世界新知识更为准确、丰富。如果说《海国图志》开启了近代日本人认识西方、变法维新的潮流，《普法战记》则激发了日本人深入观察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探索国家命运和振兴民族的热情。王韬《普法战记》在日本学界、军界产生极大的反响。该书传入时值日本开放之初，日本知识分子急于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情况，可国内一时又缺乏这方面的著作，于是，《普法战记》被日本学界视为瑰宝而倍加推崇。明治军部则认为该书所述欧事条理分明，识见宏远，有必要让日本朝野研读。因此，明治十一年(1878)，陆军文库翻刻了《普法战记》并颁行全国。此后，加上从香港和上海流入的中国版《普法战纪》及明治二十年(1887)日本军部的第二次翻版，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普法战纪》热”。1879年，日本学者还盛邀王韬访日。王韬(又称王紫诠)在当时日本军学两界几乎成为无人不晓的名字。总之，王韬的《普法战记》对于推动日本人士深入认识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军事科学技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阅读书目：
1.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2.冯家升：《火药的发明与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3.李寅生：《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巴蜀书社，2001年。
4.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
5.徐振保：《中外文化交流记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6.魏秀春：《中外文化交流史逸闻趣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7.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8.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华书局，2009年。
思考题：
1.简述四大发明西传欧洲的过程及其对欧洲和世界历史的影响。
2.试述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形成的影响。
3.古代中国产生了光辉灿烂的科学技术文化，但这些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推动社会进步却是在西方，原因何在？请谈谈你的认识。
4.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先进文化成果为何态度各异，谈谈你的看法。
5.简述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6.《海国图志》和《普法战记》为中国人所著，也问世于中国，为何在中日两国产生的影响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