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恩格斯认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属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即野蛮时代。而文明时代是在野蛮时代的母体中孕育产生的。所以，为了揭示人类文明社会“怀胎十月”的过程，自然要在其母体中去探求文明起源的诸因素。
大地湾遗址位于陇西黄土高原、渭河支流清水河流域的南岸二、三级阶地及缓坡山地上，分山下（河边台地）、山上两部分，其文化内涵包含了距今7800年～4800年前后延续约3000年的古文化遗存。在大地湾遗址，尤其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遗址中，我们看到了这里迸发的文明火花，而就是这些火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及其残片上，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文字。
摩尔根认为，文明社会“始于语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将人类的文明史称之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在发明文字之前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采取“结绳记事”的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原始的记事方法已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于是便有了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的记载以及黄帝史官仓颉“广伏羲之文，造六书”的传说。但不论记载还是传说，都说明中国文字的产生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它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
外国学者认为古埃及文字是从先王朝时期的陶器符号发展形成的。我国规范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而象形字的前身便是各种较为简单的图形符号。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近似文字的刻画符号。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刻画符号，是大地湾一期出土彩陶上的彩绘或刻画符号。继大地湾一期彩陶符号之后，大地湾、西山坪等天水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彩陶钵口沿外部的黑色宽带纹上，又发现了十余种均可单独使用的刻画符号。另外，在甘肃其他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遗存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符号。这些符号在渭水流域的原始氏族连续使用了4000年之久，并且前后相继，同出一源，不断丰富。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使用着众多相似或相同的刻画符号，说明它们是当时陶工有意刻绘的。学术界认为，这种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记事符号，是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在这一广大地区氏族居民中共同使用的、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属于指示系统的符号，它可能就是我国文字的雏形。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大地湾一期文化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我国最早的记事符号，后来历经仰韶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到马家窑文化时期那些最早的记事符号已成为渭水流域的先民广泛使用的符号。到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时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已完全具备了完整的文字结构，****甲骨文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大地湾一期彩陶符号对文字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文字起源阶段的简单文字”。
——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复杂的礼仪中心。
复杂的礼仪中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大地湾新石器早期虽然还处在野蛮时代，但已有文明因素的萌芽，大地湾出土的较晚时期的大型房址F901就是当时的聚落中心和礼仪中心。大地湾仰韶晚期聚落分布在高出河谷50～80米的山坡上，地势险要，显然不同于一般聚落遗址的要求，而是精心选择的；遗址中相当多的建筑规格也高于一般聚落所见。这两点足以说明F901房址处在较为突出的中心地位。这不但是因为它面积大、分间多、规格高，还在于它的前面广场上有一些特殊设置。专家推论广场上整齐排列的12个柱洞可能是供12个氏族竖立图腾柱的，也可能是供12个部落各自竖立旗杆用的；而柱洞前面的一排青石板则可能是各氏族或部落处理牺牲以供祭享的。这样看来，F901房址就“应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公共活动场所，主要用于集会、祭祀或举行某种仪式。换言之，它是五营河沿岸仰韶晚期原始部落的公共活动中心”。
F901主室出土的一组陶器则更加印证了这一点。考古工作者在F901房址出土了8件基本完整或大部分完整的陶器，其中敛口瓮、敛口罐为仰韶晚期常见的类型，而其他6件均为首次发现。这6件造型奇特的陶器包括一件四足鼎、一件平底釜、一件条形盘、两件带环形把手的异型器、一件带圆孔盖的四鋬深腹罐。专家分析，这组陶器绝不是一般日常生活用具，显然有其特殊用途。联系F901房址的特殊性，专家推断，这组陶器要么是原始礼仪活动中使用的礼器，要么就是最原始的度量衡器。如果是原始礼仪活动中使用的礼器，则说明像四足鼎这样的陶器是原始礼仪活动繁盛的产物；如果是度量衡器，则说明大地湾晚期已存在市场、交换、分配关系，表明当时已存在等级制。
——大地湾仰韶晚期聚落已出现了“城镇化的开端”。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称之为“城市革命”。那么，我们说大地湾聚落遗址的出现，则可以称之为“城市革命的前奏曲”。
大地湾文化由仰韶中期到晚期，地域由仅限于山下迅速扩展到了整个遗址区，分布面积由10多平方米急剧增大到百万平方米左右，这种剧变说明大地湾在距今5000年时，经济迅猛发展，人口急剧增长，社会发展已经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时期聚落遗址的主体在山上，东以冯家湾水沟为界，西至阎家沟溪流止，南为山顶，北至山脚，东西宽约900米，南北长约1100米，面积近百万平方米。
大地湾考古工作队在山上部分发掘了6000平方米，在中心部位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在史前考古中罕见的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建筑即F901房址。同时，在F901对面200多米处，还发现了比F901规模稍小的大型房址F405。在山坡中部偏东和东北部发掘出两个居住区。考古工作者经实地勘查，发现这面山坡上还有很多规模小于F901的大型建筑及分布均匀的居住区。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还在F405大房址发掘出一件象征权力的权杖，这是当时贵族首领使用的东西，它表明氏族首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据此考古专家推测，大地湾仰韶晚期的中心聚落已出现了城填化的端倪，并且在此基础上很可能发展出古城古国的雏形。
总的来看，大地湾仰韶晚期聚落呈现出一个中心聚落和多个聚落群的有机组合，它虽然与文明时代的都市都城比较，仍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远远超过了半坡、姜寨6000多年前的村落遗址。它的意义在于以其规模和布局的特点显露了城镇化的起始。正如严文井先生在《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一文中所说：“大地湾遗址从一般聚落遗址发展为聚落群和某些中心遗址，再在中心遗址的基础上发展出最初的城市，这表面看起来只是聚落形态的变化，而实质上则是反映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是一部文明起源史的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中华文明史并非传统所说的“上下五千年”，大地湾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将中华文明史上溯到了距今8000年！大地湾是华夏文明孕育的一方温床，大地湾文化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原始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才形成了薪火相传、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