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旧大陆有四大文明古国——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印度和中国。中华文明同其他三国文明一样源远流长，但不同的是其他三国文明在以后的岁月中都衰落甚至消失了，唯独中华文明却薪火相传、绵延至今。那么，中华文明到底源于何时呢？要探讨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文明及其文明评判的标准。
什么叫文明？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后进一步脱离了原始野蛮状态的阶段。人类文明的起源，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论证，这是当今世界通用的方法。从考古学上衡量文明，现在有一些通行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外国学者在考古工作中提出来的，不论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可到今天我们国内的学术界还是使用着这样的标准。
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在1968年出版了《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与考古学》。丹尼尔担任过世界考古学史会议的主席，并长期担任剑桥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他主要研究欧洲考古和考古史。因此，这本书被确定为西方国家考古学生的必读书，影响很大。这本书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了文明起源的标准，但丹尼尔并不认为这个标准是他首先提出的。他在书中介绍，这是在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由美国学者克拉克洪提出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近东考古和历史研究方面是很权威的，这个研究所当时召开了一个“近东文明起源研讨会”，克拉克洪在这次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条标准，而后经丹尼尔补充，通过《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与考古学》一书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
这三条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发掘出土的遗址中要有城市，如果仅有原始小聚落那还不行，还必须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这个标准是有量的限制的，即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5000人以上的人口。第二个条件是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累就不可能存留和传播。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什么叫复杂的礼仪建筑？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一种复杂的建筑。比如说古代埃及金字塔，它是坟墓，但又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坟墓。一般坟墓没必要建得那么高大，它之所以被建造，是因为要尊重法老，使法老的神灵可以永存，这就代表了文明时代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统治。
由克拉克洪提出、经丹尼尔加工推广的考古学上的进入文明社会标准就是上述三条。但他们说，由于古代遗留的信息很少，只要具备其中的两条就够了，但两条中文字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华夏文明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一直是备受国内外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
我国民间流传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说法，按照这一说法，中国文明应起源于盘古时代，也有人认为应起源于三皇五帝时代。但不论盘古还是三皇五帝，在近代很长时间都被认为只是神话传说，并没有真正的史实意义。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考古工作起步很晚，只有80多年的历史。但从考古学在我国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引出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国际论争。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我国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发掘，之后提出了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观点。法国历史学家兼考古学者拉克伯里，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化西源说》一书中，也断定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于西亚，是由西向东传入中国的，庖羲氏、神农氏和黄帝都是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类似的错误还出现在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的学术著作中。但“不幸”的是，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彻底推翻了早已存在于西方学者头脑中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偏见。
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首次揭开了商代都城的面貌，证实了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发掘出土的大片的宫殿遗址，大批精美青铜器以及在此之前发现的甲骨文，确凿无疑地说明中国在3600年前的商代已进入文明社会了。如果是这样，根据2000年结题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推算，中华文明就该从公元前1600年算起。有人甚至更保守，提出应该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后期——盘庚迁殷算起。商王盘庚迁殷的史实发生在公元前1300年，也就是说我国文明史是从公元前1300年开始的。
今天我们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上述观点并不准确、并不公正。因为不但古书里记载的中华文明史要比这个时间悠长得多，而且考古学的客观考察也表明商代已有很发达的青铜文化，那个时期的文明已有很大进步了。以文字为例来分析，现在甲骨文里不同的字大概有四五千，通过这个量级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文字已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知道，学任何外语，如果能认识四五千个不同的字已经很不错了。事实上，我们今天报刊上的常用字，也不过五六千个。商代甲骨文的字数与之所差无几，由此可见其完善程度。甲骨文是商王和贵族用于占卜的，内容不可能包括当时生活和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所以当时的文字一定要在五千个以上。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体会到，商代绝不是一种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它早得多。
20世纪50年代我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代与按《史记·夏本纪》推算的夏纪年大体同时，二里头也出土了成组的宫殿遗址和已达到一定水平的青铜器，且城乡与阶级分野十分清楚，由此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推论，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够得上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如果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从有文字记载的夏代算起，也不过再往前推进四五百年，这也未必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因为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年表》的结论，夏代是从公元前2070年开始的。按照《尚书》、《竹年纪事》等先秦典籍对夏代的世系、史事等情况的详尽记载，我们可以推知，夏代如果没有成体系的文字，夏代的世系、历法是记载和留传不到后世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夏代也绝非我国文明的起点，中华文明在夏代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华儿女常用“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来概括中国历史的悠久和中国版图的辽阔。其实，“上下五千年”的说法今天看来的确是有些道理的（现行教科书中也采用这一观点）。因为如果采用国内史学界和考古界比较认可的观点，中华文明的源头从炎帝、黄帝时代算起，大约就在公元前三千年，距今也就是五千多年。科技在进步，认识无止境。虽然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观点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但现在仍被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所更新。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今考古界的泰斗——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主张“从宏观的角度，运用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重新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其目的是试图从考古遗迹、遗物中寻找破密的钥匙，解开中国文化传统是如何从星星之火扩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大江长河这个千古之谜的。在苏氏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大地湾、辽宁牛河梁、浙江余杭、四川广汉相继发掘了一批令人瞠目的考古遗存。从这些考古研究成果，特别是从甘肃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来看，中华文明史至少应向前推进3000年——即中华文明是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起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