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阿来的“会讲”，要看站在哪种角度去说。如果站在世故和世俗的角度，你可以认为他一点也不会讲。分明让他做某项文学奖的颁奖嘉宾，他却说：我看这些作品咋这么差劲儿呢？（媒体）分明让他对四川文学褒扬几句，他却说：四川的文学，只有周克芹是土生土长的四川内地人，写的也是四川内地的生活，别的四川作家和作品，或者不是四川本地人，或者不是写四川的生活，因此，表面繁荣的四川文学，其实存在着巨大危机。有回张学昕、何言宏等人来，我们去酒店聊。何言宏说，他正研究一个课题：70后作家一时负有盛名，可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写出让人信服的作品，这其中的原因何在。阿来正读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说书里提到了类似问题：当作家面临不能触碰的强力，便主动撤离——中国的70后作家，属于主动撤离的一代，然而，撤离之后必须有所担当，没有担当，作家就不可能写出杰作。由此说到作家对中心事件介入的勇气，世界上的伟大作家，都具备这种勇气，对种族、宗教、政治事件（包括战争）等，都不会袖手旁观。这样的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对70后60后，还是对80后90后。当了作协主席之后，阿来积习不改，开会很少有场面上的话，直言作协的某些人，把作协当成机关来坐，既不关心作家，也不关心文学。
这些话很不好听，但据我的观察，阿来不说违心话，不故意打压人，而且提拔后进。
他是一个纯粹的作家。
《尘埃落定》已得到举世公认，专家也罢，读者也罢，要列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五部优秀长篇，都不会遗漏了这部小说。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阿来《尘埃落定》之后的创作，确切地说是《空山》和《格萨尔王》的创作，是他将自己荡开、飞扬继而沉积之后结出的硕果。这两部小说才华依旧，却超越了才华。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们在论述一个作家的时候，喜欢说才气这个词，其实才气是两个词：才和气。才者华丽，所以逗人喜欢；气者朴拙，所以让人小瞧。但纵观古今艺术史，最终取胜的，是“气”而非“才”，因为“气”代表内力，代表持久和穿越的力量；且有“气”者必有“才”，只是玉韫珠藏，不像单有“才”者那样炫才。《尘埃落定》才华逼人，但读到后面的时候，稍有那么一点儿懈的感觉。《空山》和《格萨尔王》，把这感觉抹去了。阿来不只是倚仗自己巨大的才华，他挖掘着更加博大更加丰厚的思想资源，特意地将翅膀收起来，特意地摒弃了完美和光滑，创造属于他、也属于我们的人生寓言。这是一种更大的写作。事实上，真正高级的文学，首先是文学，但又不止是文学。巴金老是说自己“不是作家”，我们也老是把这话当成谦虚，谁也不去注意他内在的骄傲。
4.冷水泡茶慢慢浓——简述我同阿来的交往
何镇邦
“冷水泡茶慢慢浓”，这是湘籍著名作家、我的老朋友孙健忠告诉我的一句湘西俚语，说的是朋友之间的交往像冷水泡茶一样，慢慢地浓起来，也就是慢慢增进了解、增进友谊，使友谊由淡而浓。
我同阿来的交往，就像“冷水泡茶一样”，慢慢由淡而浓起来。
见到阿来之前，是先读了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事。大概是1997年年底，有一天，接到当时还在《小说选刊》杂志社当事业发展部主任的关正文的电话，说他们准备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研讨一部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叫阿来的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邀我参加。我自然答应下来，但心中纳闷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怎由《小说选刊》出面召开研讨会？原来他们精选了二十万字在《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上刊出。待接到作品读起来时很快被吸引住了。据说阿来写成此书后，辗转好几个出版社被拒，到了《当代》杂志社和主办《当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慧眼识珠，才被推出来。这要感谢已经病逝的编辑家高贤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青年编辑！《尘埃落定》的研讨会后来如期在中国作协十楼的会议厅举行，自然是盛况空前。我也同阿来有了一面之缘，但未及深谈。
过了不久，当时在《民族文学》杂志担任常务副主编的艾克拜尔·米吉提交给我一个任务，撰长文评论三位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即：阿来的《尘埃落定》、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和梅卓的《太阳部落》。那是1998年的秋天，我几乎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细读了上述三部作品，写成一篇一万二千多字的长篇评论。此文题为《无限风光在险峰——浅论三位藏族青年作家长篇新作的艺术成就》。在《民族文学》刊出后，《新华文摘》转载过，几年后《中国藏学》杂志又重发一遍，后来收入我的一部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九十年代文坛扫描》之中。我对《尘埃落定》的评介当然很高。在这篇长文中，我这样写道：“我以为，《尘埃落定》之吸引人处，首先在于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方面，它的叙述角度、叙述人称、叙述语调都很独特，很吸引人，它的情节也提炼得好，很吸引人；再进一步看《尘埃落定》内在的吸引力。说它写了‘土司制度的浪漫与神秘’，说它写了土司制度在本世纪上半叶瓦解和衰亡的历史，都是指的小说主题的基本指向而言。小说的主题是多义的，但就其主题的基本指向而言，主要写的是麦其土司的衰败，写了土司制度的瓦解，而这个过程在小说中主要体现为鸦片种植、引进贸易、引进梅毒和‘红汉人’的到来等四个阶段，这大概就是土司制度瓦解过程的艺术再现，也是奴隶制度逐渐崩溃、藏族这个古老民族逐步走向现代化过程的艺术再现。”当然，我也肯定这部小说“以诗为史”以及它具有单纯性、传奇性和混沌性等史诗的特征。而到了1999年举办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过程中，我驳斥了一些人诬称《尘埃落定》思想上“反红汉人”和艺术上模仿《铁皮鼓》等谬论，并进一步阐述了它的思想艺术价值，最终，阿来不负众望地登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
本世纪以来，我多次在成都见到阿来。
2006年酷暑中我应邀到成都参加四川省作家协会举办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题材作品研讨会；2009年6月又应邀到成都参加关于抗震精神的研讨会，此会也是四川省作家协会联合有关单位举办的。在这两次会上都见到阿来，后一次会议阿来是作为四川省作协主席出席的。我同他会内会外都有过一些交谈，他还是那么低调少语，睿智幽默，我邀他加入“名家侧影”，为他做一期“名家”专辑，他都婉言谢绝。看来他没有别的一些作家那样对宣传自己比较热心，我也就作罢了。
2011年4月、5月、6月和9月，我四度入川。其中两次到成都，两次同阿来相聚，聊得比较多，彼此更加熟稔起来。6月中旬到乐山参加“名家看四川，魅力乐山行”的活动，阿来是团长，相处五六天，在一起聊得更多，彼此也更加相互理解。活动的第三天，我们一行在参观过沙湾区的不锈钢厂、郭沫若故居以及中午于途中参观一座乌木博物馆后，赶到峨眉山七里坪“国际度假区”时，已是下午近四时左右，热情的主人还为我们安排了步行参观山间古镇等活动，我实在参加不了，只好告假在房间里休息。六点多钟，主人派车来接我到景区会所就餐，才知道有些人在议论我，好在团长阿来出面解释：“何老师年纪大了，应多休息；我们到七十多岁时，有他这种状况就不错了！”我听人转达了阿来的这几句话，心里暖暖的。这个晚餐，与阿来同桌，兴致颇好，还喝了点酒，乘兴又提出在“名家侧影”为他做一期专栏的话，他答应了。这让我开心了一大阵子。翌日我们一起登上峨眉金顶，只见阿来胸前挂着一架专业的照相机处处照相，颇为快活。当天下午下了金顶到峨眉山市后，投宿于乐山市最顶级酒店红珠山宾馆，我们被安排在八号楼即贵宾楼。我由于入住上出了点岔子，甚感疲劳，没有出席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举行的饯行宴会，也是阿来为我说话打了圆场。当晚，在他和两位与会的女作家陪同下，游红珠湖，阿来显示出他渊博的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一边游湖一边介绍湖岸各种奇树异卉，使我们眼界大开，也使我疲劳顿失。这时候，阿来显得特别可爱。
一个夏天中，为编辑专栏事，同阿来多有电话与短信的交流。8月初，他到了青海的三江源进行考察，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作准备，搜集素材。当然，也有一些副产品，像发在本期的散文《果洛的山与河》就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
9月28日，新华文轩出版集团在成都举办“‘5·12’汶川特大地震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我应邀从射洪赶到成都赴会，又一次与阿来同会。会上，阿来回答了他三年来未写抗震题材作品的提问，很机智，也很真诚。午餐时，又一起喝了点酒，聊得很欢，我称他为“老藏”，他高兴得笑起来，笑得很灿烂。
这就是我同阿来交往的经过。“冷水泡茶慢慢浓”，我们渐行渐浓的友谊，正应了这句湘西俚语所表达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