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第一次见到阿来。这年四川省召开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我作为达州市的代表之一，到成都参加会议（那时候我啥都没写，却参加作家会议，想起来既荒诞又惭愧）。人很多，开了两天，也没见到那位已名满神州的作家，直到阿来上台领奖，才看见了。他和柳建伟获得“四川省优秀青年作家”称号，马识途老先生颁奖，拥抱了阿来，还在他厚实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几下，对他的喜爱溢于言表。这幅景象，在将近十年之后，马老将四川省作协主席的担子交给阿来的时候，又重现了一次。那次得奖，柳建伟和阿来都发了言，柳长阿短，柳重理，阿重悟。阿来眼角的痣还在，突出而显明，耳环是没有了，神情内敛，不苟言笑，跟他照片上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只是马老拥抱他的时候，他才笑了一下，那是晚辈对长辈的谦恭。当时我依然没读《尘埃落定》，因而从根本上说，他在我心里还是抽象的，只是倾慕他。尽管没写过啥，对作家这行当到底向往，何况人家是成功作家。
关于《尘埃落定》的命运，倒是不断听人说起。小说不停地寄出去，又不停地被退回来。在阿来最困顿的时候，有书商出八万元买他这部书稿，却被他拒绝。某出版社领导与阿来有交往，在阿来面前拍胸膛：我给你出，亏本也出。阿来一听，却把书稿收回。类似传言，多得很。传言中的一部分，后来在阿来本人那里得到了证实。当时我听到那些传言，还没读他的作品，就对他有了很深的敬重。他骨子里的那股傲气，那种对自我艺术生命的自尊和自信，不仅可以解释《尘埃落定》为什么会获得成功，还可以帮助理解阿来何以能成为中国的顶级作家。
2000年，我从达州的报社辞职，去北京混了些时日。虽是跟一些娱乐界的兄弟们混，但私下喜欢接触的，还是作家。有次在右安门吃烤鸭，京地一位作家对我说：“你们阿来要是再写五部像《尘埃落定》那样的小说，就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了。”他说“你们阿来”，让我高兴得跟他干了满满一杯白酒。那是一两装的，我酒量寒碜，平时是不这么喝的。印象中没过多久，看《北京晨报》，知道《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当我最终读了这部书，知道它不管获什么奖，都是书和奖项互添光彩。不过，我读它时已到了2004年。在北京混起来没意思，甚至难受，我就到了成都，并在成都定居下来，开始学着写小说。开初写得少，读得多，某天夜里读完《尘埃落定》的最后一行，我在尾页上写道：“我让一群野画眉死了，然后我看见我自己死了。我的愿望从未超越我的命运，但我还是死在了时间的前面。画眉虽‘野’，却是柔弱的性命，我的脑子之所以出毛病，是因为被柔弱喂养过；我之所以又比别人智慧，是因为我把世界往简单处看。然而，世界终究是复杂的，世界有着坚硬的、盘根错节的理性，‘理性’手里，握着一把冰凉的刀子。刀子捅进了我的身体，让我听到了自己血水滴落的声音，看见了那些鲜红的液体变成黑夜的颜色。听见和看见，是感官的觉醒，也是灵魂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尘埃落定，并非结局，而是停顿。”我接着写道：“一个作家，弄一部近三十万字的小说，笔却一直在天上飞，这个作家的想象力该有多么强大。”
托尔斯泰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部杰出的长篇，当有两束光，第一束光出现在第一页，它照亮小说的前半部；第二束光出现在最后一页，它照亮小说的后半部。
《尘埃落定》，就是这样被照耀的小说。
而就是这样一位作家，阿来，却强调文学要回归常识。那是2005年6月，中国作协组织了一批作家重访长征路，路经成都，被时任《科幻世界》主编的阿来，邀去他的“听江浦”会所做客，当时有几个文学博士在场，文学博士们谈论文学，稍不留心，就可能用大词把文学活生生地拽出本来的航道。阿来劈腿而坐，腆着肚子，抽着烟，低沉地说了一句：“文学要回到常识。”他并没阐释，我也没问过他理解的“文学常识”应该是怎样的，但我想，诗歌首先是诗歌，小说首先是小说，或许就这么简单。任何一段历史，都会出现两次：现场的和记忆的。文学重温时间。还是那年，还是在“听江浦”，有天和麦家、何大草、袁远几人去吃阿来，中午吃了晚上吃，除吃酒肉，还吃茶，除吃茶，还吃话。从下午一点，吃到凌晨两点，话题涉及宗教、死亡、宇宙、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及文人如何做人等，一听就知道是东拉西扯的，漫谈式的。那次我才知道，阿来并非不苟言笑，他说起来滔滔不绝，笑起来朗声朗气，唱起来激情洋溢。他对宗教和人类演进的历史，梳理得极为清晰——知道得清晰，表述得也清晰。麦家身上有一股可气又可贵的“拧”，他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一无是处，并且认为中国小说的“回避”和“太重技巧”，都是由古典诗词演化而来。阿来背了一大堆古诗词，说明它们是如何的好，麦家听后，老半天不言语，都以为把他说服了，等他抬起头来，结果还是重复先前的话。阿来没能说服麦家，但他读书之多，记忆力之强，逻辑之缜密，分析之透辟，真是让人佩服的。
他的这种本事，其实早为文学界所熟知。2006年至2008年，我去上海读过一阵书，给我们讲课的，有从瑞典请来的大提琴演奏家，有从台湾请来的卜卦大师，有上海本地的性学专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五花八门的，很好玩儿。当然，更多的还是文学名家。阿来第一个被邀请。对此，我跟上海市作协秘书长，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臧建民先生聊过，他说，之所以作家中第一个请阿来，首先是因为阿来是个有思想的作家；第二是因为他会讲。的确如此。他那次讲民间文学与口传文学（我想，他选这个题目，与他当时正筹备写作《格萨尔王》有关），指出中国当下的文学，多从书面文学到书面文学，很难得从民间文学、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我认为这是相当到位、也是相当厉害的指证。民间说唱艺人，对自己讲述的东西都很“信”，因为信，便有了神性，有了天然的感染力，他们所讲的故事，是对神的选择，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秘密，而切入的方式，却是直截了当的，不管不顾的；既然信了，还管它什么顾它什么？而我们作家的头脑，却被“意义”空前地磨损了，对民间文学的态度，多是将其当作题材资源，没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去向民间文学学习；即便作为题材，也是利用间接资料，不愿意深入实地，做田野考察——阿来自己，是特别注重田野考察的，他随时开车穿过二郎山，回到故乡去。我在康定地界有些朋友，好几个朋友都说自己陪过阿来。前几天跟甘孜州一个县委副书记喝酒，他也说自己陪过阿来。为写《格萨尔王》，他到传说是格萨尔王故乡、也是康巴文化发祥地的德格等地，奔波数次。德格那地方我去过，与西藏一河之隔，距成都是相当遥远的，途中还要翻越海拔五千米的雀儿山。平时，他也常在成都周边转悠，为的是双脚能踩到土地，并拍摄大量照片，研究动植物，餐桌上用于装点的两片叶子，哪怕很少见，他也能准确地说出它长在什么树上。有回他去我老家参加文学活动，我因故未能去成，后来看他写的文章，他提到一种鸟，戴胜鸟，我在那里生活多年，却不知道那玩意儿就是戴胜鸟，我以为这种鸟只活在书里。
对田野考察用功之勤，中国的名作家里面，大概要算张炜和阿来了。
——那次阿来在我们班上讲课，讲了近两个小时，没有讲稿，却无一句废话。
后来开会，多次听他讲话，无不如此。他确实是既有思想又会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