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是一条典型的血性东北大汉，一米八多的个子，魁梧的身材，浓眉大眼，鼻正口方，走路，坐卧，均有些气势。他戴一副眼镜，说话的声音很磁性，还不失幽默，是一位男人见了觉得可靠，女人见了觉得是可以依赖的那种人。
阿成就这么任劳任怨地被围在钢厂招待所里三天，熬得眼圈乌黑，脸色灰黄。
我把阿成从围困中解救出来之后，转移到嫩江宾馆，才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在与我的接触中，阿成得知我过去很喜欢打架，顿时有种相见恨晚的劲头儿，在他的房间里，当场就与我切磋起来。
从相互交手过招儿，到打架的经验理论探讨，从亲身经历过的战斗，到战术总结，折腾够了，就喝酒，喝高了，以后就哥们儿了。
我一直记得那次喝酒时我与阿成的谈话。我对阿成说：“我这个人交朋友有个标准，如果这人能喝酒，又从来没喝醉过，这人就不能交了。”阿成说：“交朋友还有一个标准，你看这人，无论跟谁处事，从来就没吃过亏，这人也不能交了。”我们俩相互对视了一会儿，都笑，笑过了，碰一下杯，干掉了杯里的酒。阿成又说：“做人，交朋友，就得真诚点，善良点，别太奸了。想作文，就得先把人做好，你说对不对？”看着阿成真诚的眼睛，我的心里有了一种信任，从此交往不断。在频繁不断的交往中，我也不断地品味着阿成。的确，阿成的所作所为与他的表白是惊人的一致。为此，我给读者介绍几个我们在一起玩儿时的生活片段……
我是个最喜欢野外生活的人，常常邀请几位要好的朋友，到鲜有人至的山沟里或荒原上去野营。那年，我又要组织一次去托力河狩猎的活动（那时的东北还没禁猎）。阿成既然是哥们儿，当然要邀请他参加，阿成听说要打猎，兴奋得在电话里问，那儿能打到野鸭子吗？我说，别说野鸭子了，那儿就差老虎和熊了。
人聚齐了，我找了一条气船，沿嫩江而下。本来是晴朗朗的天（据气象部门预报，该是第二天有雨），没想到我们刚来到了被嫩江切割成岛子的托力河，便是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了。荒原上的柳条林、三棱草、小叶樟被狂风杀得弯下腰去。我们每个人都用嫩绿的柳条编个帽子戴在头上做伪装，端着枪，潜伏在水泡子边上，一人来高的蒿草里，等待野鸭子出现。风越刮越大，野鸭子很少起飞，我们潜伏了半日，也没在我们的射程之内飞过半只值得射杀的野物来。无奈之下，我们撤出了“阵地”，沮丧地从河汊子边上往回走。这时，有一对江鸥很低地飞过来，我举枪便射，一只江鸥应声落地，大家一片欢腾，跑过去围观猎物，只有阿成没像我们那样兴奋，他只激动了几秒钟，然后就一脸的惊讶，一脸的痛苦，指着天上盘旋、哀鸣着不肯离去的另一只江鸥说：“太残酷了，太不像话了，这也是生命啊！”
从此，阿成不再打猎。
也是那次，为了追求野性，吃到野味，让大家玩得好，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来一条狗，准备杀掉了吃，可阿成反对，他始终认为狗是人类的朋友，人不该吃狗。可我是最爱吃狗的人，大家也特别赞成这道菜，就宰了那条狗。我做狗肉非常专业，是在朝鲜族朋友那儿学来的，所以，那狗肉让我做得香了半个屯子，在那次吃狗肉的时候，好多人都不得不承认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这么地道的狗肉。而阿成，只是做了看客，一口不动，不管大家怎么劝。
后来，阿成在中篇小说《蘑菇气》中写道：
只见二哥执了尖刀，把狗的四爪上方约一寸的地方，各抹了一刀，于是狗的鲜血淋淋漓漓地流了下来，流到接血的盆子里。二哥站直了身子，接过老邱替他点燃的一支香烟叼在嘴上，脸仍旧恶恶的。
……二哥……去了大树前，抓起尖刀，并用尖刀左右拨了拨“听话”的狗头，笑了笑，用刀在狗鼻子处横着抹了一圈儿，然后，极熟练地，像揭开蒙面人的包布一样，把鼻子以上的皮儿拉了起来。这时，狗的眼睛猛然地，活活地一亮，一束杀气直射入哥几个的心脏里。但很快被掀起的狗皮遮了过去。二哥连刀带手，扒衣服一样，只一两分钟，就把狗皮“脱”了下来。然后提着一领狗皮，抖了抖，递给老邱。老邱接过来，喜滋滋地，咬着嘴里的烟卷儿，把狗皮往院墙上摊开一搭。正好夕阳的橙色艳艳地铺在他脸上，使他脸上勃勃劲劲的残忍与愉快十分地清晰而有色彩。
这时，二哥从狗的脖子处开始下刀，一直剖到狗的****止，把狗开了膛。这时的二哥进入了某种疯狂，他扔了刀，把手伸进狗腹，三下两下，把狗的心肝肺肠子，全部掏了出来，颤颤地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大盆里。二哥的手，沾满了黏稠稠的狗的鲜血。整个过程合理得让人胆战心惊。
……老邱吃狗肉的样子，真叫人瞠目结舌。我们一干人还从未看到过如此吃狗肉的人。他全部的身心全扑在吃上了，一声也不吭，眼睛里贮满了浓浓的、野性的、蓝幽幽的光。两只手掐着一大块狗肉的两端，熟练地往佐料碗里旋身一蘸，然后，完全像个三伏天里的饥渴者吃西瓜那样，呱叽呱叽，不抬嘴，吹口琴样地大吃。眨眼工夫，手里便是一根白森森的狗骨了。这时，见他又用小拇指，极熟练地剔下残存在骨缝间的狗肉，抹到嘴里，吃得极干净。倘是这狗还活着，有灵魂存在，看见自己居然是这样被人吃着，一定会伤心落泪的。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
看到这里，阿成的心境已经不言而喻了。那次，在返航的船上，阿成一直高兴不起来。
像钢一样坚强的阿成，心却像豆腐一样软。对待朋友的情义，阿成细腻得让人感动。那是1993年的事了。那年的年初，我连连遭受情感上的打击之后，陷在情义、情感的旋涡里不能自拔。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人与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感情为什么这么不可靠，情义为什么这么不值钱？在我绝望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找阿成说说心里话，可我们之间也相隔着数百公里的路程，给他单位打电话，单位说他出差了。我憋闷了几天之后，一下就想开了，便投奔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金刚寺出家做了和尚（后来因其他缘故又还俗了）。当阿成听说我出家的消息后，泪流满面，痛苦地说：“怎么会是这样呢？”然后奋笔疾书，在他的短篇小说《人间览胜》中写下了“悼念”文章。后来阿成夫人对我说：“我跟阿成结婚这么多年了，多苦、多难、多委屈，也没见他哭过。没想到，对朋友，还真是的。”
阿成不仅小说写得好，外貌也是堂堂一表，为人处世也仗义，也疏财，为朋友还能两肋插刀，这样的男人是深受女人喜爱的。可阿成没有任何绯闻，这怎么可能呢？几个好朋友自然不信，在一起聚会时经常诈他，他不动声色，“不露任何破绽”。有一次他来北京，我们共同搞一篇报告文学。我安排他住在蓟门饭店。晚上，我和我爱人陪他吃过饭，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恶作剧，让我爱人装成********嗲声嗲气地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需要陪一陪，阿成一本正经地劝说，女孩子千万不能走这条路等等。第二天，我再去饭店的时候，阿成说，最好是换个地方住吧，这里不干净。这件事至今我也没告诉他是我的恶作剧，但愿他看了这篇文章别生气。
在人的精神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在有些作家为了捞钱捞色而不惜颜面不惜人格什么都干的今天，阿成恪守着自己的做人标准，实在是难能可贵。为此，有很多人说阿成活得太累。不错，阿成活得是累，可要知道，人类要是都能这样活着，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啊！难怪汪曾祺老先生这样评价阿成：“阿成的小说里屡次出现一个人物：作家阿成。这个阿成就是阿成自己。这在别人的小说里是没有见过的。为什么要自称‘作家阿成’？这说明阿成是十分意识到自己是个作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的：要告诉人真实的生活，不说谎。这是一种严肃的、痛苦入骨的责任感。阿成说作家阿成作得很苦，我相信。”
4.东北汉子阿成
何镇邦
公元2000年6月下旬，我曾和阿成应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的邀请，一起访问加拿大，出席加华作协与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共同主持的第四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出席这次研讨会担任主讲嘉宾的作家除来自大陆的我与阿成外，还有来自美国的严歌苓等以及从中国台湾移居温哥华的诗人痖弦、从香港移居温哥华的儿童文学作家阿浓。当痖弦先生与阿成联袂出现在上午的讲台上时，痖弦是这样介绍阿成的：“大陆作家中有两位阿ｃｈｅｎɡ。一位是写过《棋王》的钟阿城，现在移居国外；一位便是这位王阿成，他写过《年关六赋》《良娼》等很有影响的作品。”
近几年来，我有缘几度同王阿成相聚一起，有过较深入的接触和交流。一次是2000年夏天的“百花洲笔会”，在南昌和庐山，我同阿成同居一室达十日之久；一次便是2000年6月的加拿大之行，在一起也有整整十天。这两次都是同居一室，朝夕相处。除了听惯了我的打呼声和磨牙声之外，相互之间当然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国外回来后，我们又于8月间一起到内蒙古草原参加过几天的笔会，也曾住在一个蒙古包里，天南海北地神聊。这么几次的相处，使我确信阿成是个好哥们儿，值得一交。这是一种感性的认识，至于为什么，也很难说清楚。不过为了写这篇短文，我着实前前后后地思量了一番。
作为朋友，阿成是一位讲情义的好朋友。下面记下的是我所知道的几件小事。2000年6月一起出访加拿大，在温哥华逗留期间，我的一位学生、侨居加国的焦健良，经常来看望我们，给我们以各种各样的帮助。相处几天中，阿成很感念小焦的帮忙与关心，把小焦也当成他的朋友看待。回国后，得知小焦需要国内印制的稿纸，竟花巨额邮资从哈尔滨寄了好几本稿纸给小焦，供他在异国他乡写作之用。与此同时，他回来后连续在他主编的《小说林》上发表加华作家的访谈以及加华作家的散文专辑。这样做，大而言之，是为了中加的文化交流和海外华人文学事业；小而言之，也是为了报答加华作家朋友对我们的接待，是为了友谊。这一点，是颇使我感动的。另外两件事，也都是小事，但也都可以看出阿成是位重情义的好朋友。哈尔滨的另一位小说家孙少山前些时候闯了点祸。出于友谊，阿成一方面批评少山的鲁莽从事，一方面又多方疏通，使其矛盾尽量化解。我以为他这样处理是正确的。这样做，总比那些添油加醋或看热闹者好得多。
另一件小事是，2000年8月我受内蒙古公安厅主办的《警察》杂志之托，邀请一批作家到********和呼市附近的草原转转，并为《警察》杂志的发展出出主意。我想到了阿成父女，邀请了他们，他在电话中又推荐了远在湖南的聂鑫森，而且热心地进行了联络。其实，聂是他1996年夏天在庐山的“百花洲笔会”上才认识的，但阿成始终忘不了他，有点好事就想起老聂来。仅此一桩小事，也足见阿成的重情义、重友情。
作为父亲，阿成又是一位好父亲。阿成膝下有一双女儿，即有两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别听他嘴里老是调侃自己成了“老绝户”，其实他是很看重这两位女儿的，尤其偏爱小女儿王若楠。别的不知道，我们俩一道出访加拿大，虽然口袋里美元不多，可是阿成一心想的是如何为女儿们买点称心如意的洋礼物。有一天，小焦开着车带着我们去购物，一进入超市，尤其是到了家用电器商店，阿成的眼睛都绿了。他一口气为姐妹俩买了“随身听”和真皮的坤包等礼物，唯独没考虑自己和夫人的。这真是让人感觉到阿成就是为两位女儿而奔跑着。他有时吹起自己的厨艺，说他如何不知疲倦地为夫人和两个女儿服务，嘴上虽然也有点怨言，其实说起这一切时心里是美滋滋的。看来，为家庭操劳，为女儿服务，也是阿成生活中的一桩乐事。
作为作家，阿成自然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好作家。他不是那种仅仅把社会责任感挂在嘴上而是真正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作为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对各种文学流派当然是宽容，才能兼收并蓄的，但是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又鄙视那种论文学的主张。在一次笔会上，有几位标榜先锋派新潮派的作家自命不凡，把自己孤立起来，以便显出高人一头。阿成对此颇不以为然，常常调侃他们。而在小说创作中，他一直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又不囿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开拓创新。他的小说，既具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又不拘泥于传统小说固有的表现手段。他在小说叙述语式的创造以及简洁、幽默的小说语言诸方面，都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创造。在同他的交往中，我们很少谈及小说创作，偶尔谈及他的小说，他也总是把自己艰苦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造说得很轻松，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这当然更显示出他的气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阿成不仅鄙视某些玩文学的哥们儿，也极端鄙视那些混进文学队伍把文学作为他们跻身官场的台阶的政客以及种种混混儿。每谈及这类人，他那种鄙视之情溢于言表，而这一点也深得我心。
这就是阿成，一个严肃认真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一个来自民间的同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的作家，一个值得信赖的讲情义的朋友，一个有血气的东北汉子。我常常以拥有阿成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