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阴差阳差
阿成
之所以被何先生破例安排在《时代文学》上“露露脸儿”，是因为我称何先生为大哥。而且，我们兄弟俩（庄重些说，是师生俩，何先生应当是我的老师）去过一趟户山，一同去过一次内蒙古，还一同受中国作协的委派，去了一趟加拿大访问。而且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客房。
情感这不就进一步加深了嘛。
更何况，何兄又是这个“栏目”的主持人，阿成似乎又算是一个写小说的准“作者”。不给老弟安排一次露脸的机会，多多少少有点不扶植老弟的意思了。于是，何兄就硬着头皮安排了。
这些我都是猜，但也八九不离十。
有些同志常讲，评论啊，介绍啊，要不讲感情，一定不讲感情。
其实，这个世界就剩下讲感情了。如果连感情都不讲，是不是活得太残忍了一点？
同志们，假如我们生活在彼此不讲感情的世界当中，好吗？
尽管我称何先生为兄，但他也不一定十分地了解我。这里，我聊几件小事，向仁兄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
我念初中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太好。当然，也不光是我一个人不好，在全国，有很多同学的学习成绩都不好。所谓学得好的同学，也不见得有怎样高的水平和人格质量。尽管学习不好，也得初中毕业。毕了业干什么去呢？父亲烦死了，于是，他就通过一个在建筑职工医院工作的朋友，介绍我去那里当一个小药剂师。
我是一个没有理想的孩子，父亲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很多孩子一本正经地说自己的理想时，也不过是那么随便地一说，并不上心。况且，我不过是一个给父母添累赘的小鬼，敢有理想吗？说起来，尽管我的父母都是旧社会的国高毕业生，但我始终认为我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之中，整天柴米油盐地算计。总之，他们不可能白养活我。而且在那个时代，没有工作的或者下岗的人，就是二流子，受人鄙视。
我拿着父亲的推荐信，去了那家医院。父亲的那个朋友接待了我。估计他可能是一个主治医师，四方大脸。谁要做他的情人，肯定会更了解他。但表面上他很严肃，后来他所以没要我的原因，是我把父亲写的亲笔信上的“大夫”的大，读成了“大小”的大了。
不然的话，我就是药剂师了，拉药匣子了，而且一定会对洗手、洗脚、食物、用具的消毒特别看重。我一定活得怪怪的。
然而，仅仅因为我读错了一个字就不要我，这能说明那个主治医生的高尚与原则吗？尤其是他面对的是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
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人，让你哭笑不得，让你不知指责谁好。
在初中要毕业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个人也很茫然，也想找一个事儿做。主要是想尽早地脱离家庭。因为我父亲受了单位领导的批评之后，常回家“练”我们兄弟，这是很让人感到紧张的。
当然，父亲是好父亲。你得理解一个小公务员的难处与内心的痛苦。尽管这痛苦很没有层次，与屈原的痛苦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是痛苦。
一日，我在街上闲逛。现在的闲逛与过去的闲逛不同。现在的闲逛，是带有旋律的，随身听啊、太空步啊等等。那时的闲逛，是纯粹的闲逛，干巴巴的。在闲逛中，我突然发现，中央芭蕾舞团招生。我就进去了。这之前，我对舞蹈一窍不通，只知道东北大秧歌和两手在空中乱抓的朝鲜舞。
一个脸色嫩白的青年，像检疫员似的“检查”了我：腿、屁股、手，还有脖子。
检查脖子干什么？荒唐。
然后，让我跟着他学了几个很轻浮的动作。
都完了，他坐在那儿低头呆想起来。
我看出来他犹豫了。后来，他像盖世太保那么直直地瞅着我，半天才说，可以！你下午两点再来。
我就走了。下午两点也没去。
如果去了，按照我今天这个岁数，可能早就从舞蹈单位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看看老照片。即便是舞人阿成老了，说话、动作，还会给人一种为老不尊的轻佻感。
后来，我居然考上了交通学校。那时候考试也不难，不像现在，尽是些怪题，出了怪题还满嘴道理。这就像有些诗人，诗本来写得不好，尽说些半截话，不着调的话。可他们仍然说怎么怎么好，人类的、生命的、历史的，一通瞎扯淡。我们那时候，就是很正派地考试，而且录取后在学校住宿。多好！
其实，不光我一个人想离开家，大哥二哥也同样。有时候，兄弟们的认识是一样的。当然也有不一样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也动手，但那是亲兄弟式的动手，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假动作，和街上耍野蛮不一样。
不久，我大哥高中毕业，考上了黑龙江大学。但他不想去，他热切地想离开这座城市，离家越远越好。后来，他又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
我估计他也是瞎考。其实在我们的周围有不少瞎考的人。没想到，大哥居然初试合格，合格之后他犹豫了。大哥的身高是一米九三。他觉得这么大个子当导演不合适，导演一般都是中等个儿，喜欢阴沉着脸说话，或者没来头地假笑，间或做一些夸张的动作。后来大哥自荐去了解放军体育学院，当了一名篮球运动员。
大哥在那儿干了一年之后，适逢学院招小个子运动员，他就托招生的战友，一定把我招去。
那个人很负责，到了交通学校。结果接待他的老师，把我说得一团糟。其实，我没做什么坏事，顶多有点莫名其妙的清高，学习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如果说我一团糟的那个老师心理上没有问题，我就当兵了。那就是另一个阿成了。
可惜，可惜，可惜。
但我不恨那个老师。那个老师不是有意跟我过不去，而是他的灵魂有点乱。想必他也在和自己作斗争。但是他失败了，破罐子破摔了，他完全异化了享受愉快的方式。
我参加工作之后，不知为什么。还差一点当上保卫科长呢。
如果当上保卫科长，那就妥了，得接触多少案子呀，写吧，电视剧、电影，那得弄多少钱哪。现在可好，整天抠纯文学，何老兄是出于客气与同情，才违心地说我写得好。
为什么会出现当保卫科长的事呢？原因是当时驻厂的解放军宣传队的一个部长看上了我。他为什么看上了我，我真的不知道。是他提名让我当保卫科长。
那可是官呀。嘻！
天可怜见，后来没当上。原因是打架，也是一场游戏，跟一个工友。他老家是东北的，我老家也是东北的。一句话，彼此火了，他冲了过来，我呢，迎了上去。
我被他骑在身下，但是我还是认为我肯定胜利。结果，他胜利了。
他说，服不服？
我没吱声。
其实，没吱声，就是服了。
整个过程，那个军代表都看见了。
……
这之后不久，我还去考过一次战友文工团，是考声乐，就是唱歌。我认为我唱得可以，咬字吐词都挺清晰的，就是上高音有点困难。考官是一男一女。他们听我唱了一遍之后，憋不住大笑起来。
那时的年轻人多傻，多可爱呀！
写小说是后来的事。让我感慨不已的是，不少人都真诚而无私地帮助过我。在这里，阿成鞠躬了。
2.闲话阿成
迟子建
说点阿成的闲话吧。
最初见到阿成，是十几年前在哈尔滨的创作之家。那是个炎热的夏天，许多文学爱好者聚集在那里，参加一个文学研讨班。大多的与会者都有很浓的谈兴，人们谈“寻根文学”，谈“新潮小说”，谈时事，谈风俗，谈人情等等。凡是有关文学的话题，似乎总也谈不够。我不善言谈和表达，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有一天，研讨班举行一个活动，阿成来了。阿成那时高高瘦瘦的（不似现在被稿费和岁月给滋润成一个发了福的人），戴一副显得很有风度和学问的眼镜，抿着嘴角，坐在一堆人中吸着烟，听别人高谈阔论。那时的阿成是《小说林》的编辑，同时也写小说。我记得在那次会议上阿成很少说话，显得谦卑、含蓄。这除了他的城府之外，还说明他很有内涵。当时心下就想，这个不爱谈文学的人对文学一定有着独到的理解，我对这种不夸夸其谈的人总是心存一份敬意。
之后的一些年，偶尔也在一些文学活动上见到阿成。这时阿成的小说已经很有影响了，但是他谈文学的兴致却仍然不浓。倒是在私底下听他说一些与文学无关的话题，他是兴味盎然，妙语连珠的，常常因为他幽默的话，而引得人捧腹大笑。我觉得他即兴的一些言谈，与他的短篇小说一样，是那样的精致、独到和耐人寻味。
虽然与阿成同居一座城市，但是我们之间很少交往。偶尔因了什么事情打电话聊聊天，彼此也能推心置腹地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愉快。从阿成的一些朋友对他的描述中，我知道阿成无论在事业、家庭还是其他问题上，都是处理得那么好，这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世故和修养来。世故在我这里绝不是个贬义词，而是对一个有能力的男人的褒义词。阿成就是这样一个有能力的男人。社会的现实生活需要这种能力，我们没有理由对此嗤之以鼻。
阿成之所以成为阿成，是因了他写的那些小说。这些小说就像旧时的哈尔滨一样，提起来总是给人一种丰沛、充盈、饱满的感觉。阿成的小说通常不是很长，语言也不是那种拗口的长句子，它们简洁、明快，富有中国传统小说的魅力。读他写吃的小说，常常会勾起人的食欲。他笔下的那些小酒馆，充满了世俗生活的气息和浓浓的人情味，令人过目不忘。他的小说，不事张扬，轻松随意，似乎生活中发生的所有小事都可入笔。他塑造的那些小人物，让人觉得温情而又辛酸，人生的况味尽在其中了。就是写赵一曼这种英雄人物，他用的也是写小人物的笔法，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你不能不佩服他的这种才华。
阿成是个很好的丈夫。他对我说，有时候有人邀请他去风景优美的地方游玩，他就对人家说，让我把我的老婆子也带去吧。其他男作家大约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阿成戏称的“老婆子”，我只见过一面，她并不老，甚至比阿成要显得年轻，她也戴一副眼镜，很沉静的样子。据好吃之徒阿成讲，他老婆把一日三餐调理得非常好，难怪阿成的气色越来越像一个地主的气色，看来是没少盘剥美味。
阿成除了是一个好丈夫外，还是一个好父亲。有一年春天我与他同去北京参加鲁迅文学奖的颁奖活动，下了飞机后吃过午饭，我就逛街去了。在一家商场看上了一套裙装，就买了一套，回来后就穿上了。阿成见了，说这套裙子很漂亮，你在哪里买的？他女儿的身材与我相像，他想给她买一套。我告诉了他商场的位置，他马上买回了一套。与阿成有限的几次外出开会，都见他为女儿物色小礼物，用的东西比如皮包，吃的东西比如烤鸭，足见阿成的细心和对女儿的爱。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约与阿成又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他的作品常见，而人却不常见，这说明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是很多，这篇印象记，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了。好在对阿成的“闲话”都写在了明处，若有不当之处，希望阿成兄海涵。
记得上次与阿成联系是在夏天。他刚从加拿大访问归来，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梁丽芳教授托他从加拿大给我带回一件礼物。他在电话里笑着说：“这礼物用盒子包着，我没看。什么时候给你呢？”那时哈尔滨正是酷暑难当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要回老家避暑，等回来再说吧。结果回去后瞎忙，竟把这事给忘记了。如今已是深冬时节了，我在白雪皑皑的老家，写有关阿成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又想起了那件礼物，不由对梁丽芳女士心存了某种愧意。我想起那次电话中阿成告诉我，说是在加拿大时，他们有一天去参加一个宴会，同行的何镇邦老师非让他穿上西装不可。结果到了那里一看，只有三个人穿了西装。一个是他，一个是何镇邦先生。他让我猜另一个人是谁，我说我想象不出。最后阿成哈哈大笑着对我说：“是餐馆的侍者！”
3.作文先做人
老邱
阿成被围在齐齐哈尔钢厂招待所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记得好像是1986年年底的事儿。
大冷的天儿，一位文友冻得嘶嘶哈哈地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小说林》的阿成来钢厂文联组稿，你咋没去呢？”
“我不知道哇！”我又问他，“阿成住哪儿？”
那位文友说：“他来钢厂组稿你说能住哪儿？”
我肯定是要去的，因为当时我在富拉尔基区文化馆工作，负责全区的文学创作，《小说林》来人组稿，我怎么可以不去呢？尽管他是冲着齐齐哈尔钢厂文联来的。
我买了一塑料兜儿橘子，顶着坚硬的西北风来到了钢厂招待所。因早上喝的是稀粥，天又冷，有些尿急，一头先扎进厕所里，一阵畅快淋漓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个膀大腰阔、眼镜儿搭在鼻尖上马上就要掉下来的人，手指间还夹着一支快要烧到手指的烟，半坐半靠在厕所里的暖气上睡着了。我拎着裤子走过去，捅了他一下，他一惊，醒了，问我：“我睡着了吗？”我问他：“你怎么在这里睡觉？”他苦笑了一下，说：“太乏了。”
没想到，他就是阿成。
阿成的房间里乌烟瘴气，各个角落里都坐着人，基本上都是我熟悉的本区文学爱好者。我放下橘子，定了定神儿，才看清，阿成的床头上堆着一大堆稿子。那堆稿子有些是我看过的，几乎惨不忍睹，文化馆的小报都不能用，可阿成还是认真地看，认真地鼓励。后来阿成跟我说：“你们区的作者太执着了，天还没亮就来了，下半夜了也不走，非要我当场看稿子，还得说出意见来。”我说：“你不会应付一下，说把稿子带回去看？”他说：“业余作者写点东西不容易，遭点罪就遭点罪吧，怎么也不能伤了作者的心哪！”听了阿成的话，我有点儿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