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3月间，我收到了忠实的来信。他在信里说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还说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也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在我们表态之前，他不想把这部倾注了他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交给别的杂志社和出版社，希望我们尽快派人到西安去看稿。后来，《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和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便受命到西安去取回厚厚的一摞《白鹿原》的手稿。按照三级审稿的规定，当时《当代》杂志有洪清波、常振家、朱盛昌和我按流水作业的办法看稿，负责出书的当代文学一编室则有刘会军、高贤均、李曙光参与其事。尽管对稿件有过一些具体的意见，但在总体上所有参与此事的同人都认识到这是我们多年企盼的一部大作品。由于它那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由此，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给它以最高的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1992年8月上旬，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连载《白鹿原》的终审意见；1993年1月18日，我作为书稿的终审人签署了这样的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人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白鹿原》在1993年6月出书。
现在，他视同生命一般的皇皇巨著虽然受到过一些有相当道理的批评，也受到一些误解，受到过某种有形、无形的压制，然而，《白鹿原》毕竟一出世便无可置疑地拥有了当代文坛多年罕见的震撼千千万万读者的轰动效应。它被誉为“一代奇书”，是“放之欧亚，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范曾语）的巨著，是“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梁亮语）的大作品。《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毫无疑问是小说丛林中的一棵枝叶茂盛、葳蕤生辉的大树，确确实实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风光无限、撼人心魄的高峰。完成了《白鹿原》这件重活儿、大活儿、绝活儿，陈忠实不但超越了自己，也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他的老师柳青。决不是忠实的学问比老师大，而是他有了超越老师、走自己的路的觉悟之后，做了坚忍不拔的几近十年的顽强奋斗（石家庄一位医生或护士在信中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吗？”）；还因为时代不同了，忠实有了更多的参照，更少的束缚，有了比柳青更自由的创作环境。
陈忠实当之无愧地得到了许多荣誉，理所当然地享誉海内外。现在，他那颗沉重的心可以放宽松一些了，他有理由发出欣慰的笑声了，他脸上那深深的刀刻似的皱褶似乎也该舒展一些了吧？
四一个真实本色的陈忠实
从70年代初开始，我和忠实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交谊。老朋友之间的来往、聊天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但像今年10月间真正为了写文章而坐在一起单独对话，却还是第一次。
忠实告诉我，1992年春天，交出了他视为生命的《白鹿原》手稿，他这才比较心安地重锁了老家的院门，返回西安省作协的大院里。从此一家人才又重新生活在一起。1993年6月，和《白鹿原》单行本出版几乎同时，他被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从此，他便以主要的精力投身于作协机关的日常工作，如机制、人员的调整，六层办公大楼的筹建，陕西文学队伍的建设等等。就个人而言，他认为最要紧的还是以沉静的心态读书和写点散文。为此，他给自己立下了三条约律：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一般不参加那些应酬性的集会。“作家不能像明星那样，老上电视、传媒，让读者观众老看他那张老脸有什么意思嘛！作家归根结底是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在作品之外的热炒，当作名人在各种媒体上曝光绝对没啥好处。文学的事业只能靠文学本身去完成嘛。”忠实一脸诚恳地说。
当然，他承认，《白鹿原》荣获“茅盾文学奖”在今年4月颁奖之后，他不得不破了例。但半年过去了，也该到收束、约束自己的时候了。
“忠实，回眸已经逝去的年月，你觉得自己最成功的是什么呢？”我开始了问答式的对话。
“那当然是从1982年到1992年下狠心蜗居在白鹿原北坡下的祖屋里，完成了一系列从短篇到中篇、长篇的创作，特别是做成了《白鹿原》。我终于把握住了属于自己的十年。哦，上帝，我在迈进五十岁的时候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忠实很实在地坦言，双眼闪着真诚的光。
“那么，以后在创作上有什么重点呢？”我问。
“暂时定下的有《〈白鹿原〉创作手记》和把《蓝袍先生》扩写、改写为长篇。”忠实说。
“你最赞赏的人生信条是什么呢？”
“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稍停，忠实接着说，“我近年还用一首小诗勉励自己：踏过泥泞五十秋，何论春暖与冬寒。从来浮尘难化铁，青山无言还无言。”平和刚强的铁汉子性格溢于言表。
“你最赞赏的品德是什么呢？”
“忠诚的劳动，尤其是智慧的、有创造性的劳动，包括科学和文学。”完全是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你所鄙视的呢？”
“当然是投机取巧的行为。”
“噢，我们换个话题吧。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劳累之后怎么休息、放松自己呢？”
“和基层干部、农民玩‘纠方’（土围棋），下象棋，听秦腔哪。为了暂时赶走满脑子里那些纠缠不清的人物故事，我就离开小圆桌，到院子里坐在竹躺椅上喝酽茶，抽雪茄烟，把录音机放到最大音量听秦腔，或者喝西凤酒。全都是强烈型的刺激。忘情的时候，我还自己扯开嗓子自唱自赏呢。你听——‘汉苏武在北海哪……’”忠实边站起来唱，边自嘲地说：“哎，后面的唱词忘球了。”
“当然，我知道你还是个足球迷呢。”我说。
“那不假。奥运会，世界杯外围赛、决赛都爱看。我那小屋里收不到电视，我就骑车到七八华里远的亲戚家或空军工程学院朋友家里去看，哪怕熬到凌晨两三点再骑车回家也过瘾。”
看忠实那么高兴，我有点不忍心又憋不住地问：“忠实，你这些年自己难道就没有感到最难受的事情吗？”
忠实一下愣住了，但很快就不再犹豫地说：“我只能说是在感情生活方面……的失落……”
“能稍微说得具体一点吗？”我得寸进尺。
“……还是以后由我自己来写吧。”
望着忠实那双真诚而略带一点忧郁的眼睛，我知道，该适可而止了。
陈忠实，几乎亲身感受、体验过共和国的一切苦难，对人民的艰难和痛苦有真切、独特的感受。他深深地爱自己的故乡、祖国和人民。他坚韧，朴实，执着。他最终被公认为描摹巨大民族悲剧的圣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家之一，绝非偶然。
他有收获的欢欣，也有失落和遗憾。
他有真诚的爱，也有鲜明的恨。
他坚韧刚强，却也渴望温馨。
这，就是真实而本色的陈忠实，我想。
3.陈忠实二三事
何镇邦
我与忠实之间很少交往，更说不上熟悉，这可从他给我的几封信的信封上把我的名字写成“何振帮”这一点看出，三个字写错了两个，足见其同我之间的生疏。另一方面，陕西作家群人才辈出，作品又多，是读不过来的，除却他的长篇《白鹿原》外，中篇也只读过《初夏》和《蓝袍先生》两篇，更谈不上评论他的作品了。《白鹿原》在《当代》上分两期连载那会儿，有人写文章准备批它，稿子据说已送到《文艺报》某主编手上，我的老哥儿何启治曾建议我也写一篇，我答应过他“后发制人”。但等了多时，未见那篇批判文章出笼，我也就懒得写了。
再后来，《白鹿原》得奖了，媒体热炒，好评如潮，我就更不想去凑那个热闹了。
回忆起来，同忠实第一次谋面是在1985年初冬。那是焦祖尧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泰归来在北京汇报情况时，住在张自忠路的******招待所，老焦带着我在泰国的表妹托他带来的两块衣料要我去取，于是我到了当时的******招待所，而与焦祖尧同住一室的就是陈忠实，我们于是也就握了手攀谈起来。记得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希望我们这些搞评论的也能注意一下他的作品，他在介绍他的近作时还特意提到中篇小说《初夏》。过后，我找来《初夏》一读，确为其中所营造的关中农村生活氛围和所刻画的普通农民的形象所吸引，但由于读他的作品不多，又忙别的什么事去，关于陈忠实的小说的评论终归没有写成，文债也就一直欠着。
到了90年代初，我因鲁迅文学院的教务所累，有时是要住在办公室里的；而当时何启治的家就住在鲁迅文学院附近，于是有时晚上饭后就到启治家闲聊。而1991年年底至1992年初以至1993年，启治从审读到编辑，正忙活着《白鹿原》的编辑出版工作，而《白鹿原》刚刊出时各种意见也不少，有的还是明显地对立着。于是，《白鹿原》就成了我们聊天的主要话题，诸如有关写作的情况、编辑的情况、出版后的各种反应，无所不聊，有时我也提供一点消息。我总感到那几年，何启治有点把自己的荣辱安危同《白鹿原》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也曾答应过启治，为我也倾心的《白鹿原》写上一篇较有分量的评论，但需是“后发制人”，回答那些非难甚至想置《白鹿原》于死地的貌似“左”的棍子们的。但终于没写成此文，而欠忠实的文债就一直未能偿还。
第二次见到忠实是在北京西城太平桥路的全国政协礼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次颁奖会上，时值隆冬季节，可能是1993年冬。陈忠实的《白鹿原》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什么奖，他远从陕西赶来领奖。记得政协礼堂与会的人不少，大都是借此机会叙旧或聊天的圈里的人，仨一堆俩一伙颇为热闹，只有陈忠实一个人独坐一桌，不与任何人聊天。而那一次颁奖会，陈忠实显然还不是新闻媒体追逐的新闻人物，又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安排的代表获奖者讲话的人物。于是，他就枯坐在那儿，心安理得。我看到此情此景，就主动凑过去同他坐在一桌，并聊了一会儿天。大致是询问《白鹿原》的发行情况，他说了个数，并告诉我已有盗版的书籍出现云云。因为话题有限，双方都缺乏聊下去的热情，我也就陪他枯坐了一会儿。好在颁奖会不长，一会儿就礼成散会了。
又过了将近两年，1995年秋季，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好容易开评了，《白鹿原》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但这一届茅盾文学奖却怪得很，从1995年10月底初评出二十部初选作品，到1997年10月底评委投票评出四部获奖作品，历时两周年，而到1998年4月20日颁奖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历时四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创纪录。而更新鲜的是，1997年10月底评出获奖作品。颁奖会之所以延至1998年4月举行，是因为有的评委提出《白鹿原》要按其意见修改，否则不投它的票，为了等《白鹿原》的修改本赶出。《白鹿原》须按评委的意见修改方能评上奖这桩事，犹如选美时某一美人须按评委的意见加以修饰，而不是按现成的客观的评奖对象评出一样，使人感到十分可笑，因此一时文坛内外议论纷纷。当时在文学圈里，大家聊到此事时为陈忠实设计了这么三种方案：拒绝修改，也拒绝领奖；答应修改，但实际上不改，等获奖消息传开后，才发表声明拒绝领奖；按照评委的意见进行局部修改，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去领奖。后来，陈忠实还是选择了第三种方案。这就是陈忠实。这倒不是因为他把茅盾文学奖看得很重，更主要的是他一向老实巴交，不喜欢惹事，也是不喜欢制造新闻的。他在给我的一封短简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向来在文坛怕惹事，那样会扰乱心境，所以也只是写自己的书，不扰旁人。”忠实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对待茅盾文学奖这桩事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风格。
1997年起，我应邀在《时代文学》主持一个专栏“名家侧影”，遍侃京中诸位可以侃的名家之后，自然也想到远在关中的忠实，于是，从1998年秋就开始组稿，打听忠实的电话和行踪，并首先得京中熟悉陈忠实的何启治撰稿。没想到多次打电话到西安他的家，他的办公室，大都找不到他，有时偶然碰上，他对此事也不大有热情，这让我有点灰心，也有点懊恼。本来想把他的一辑安排在1999年第一期，也只好临时换人。没想到过了元旦，忠实倒对此事热心起来，屡屡接到他的电话说，他自己的自白已准备动笔，而何启治的长文则已在元旦前后利用休假赶出来了，此前他还曾利用出差路过西安的机会为此事专门采访了忠实。这一切都颇使我受感动。我想，忠实以前对此事不热心，大概还是“怕惹事”；后来之所以又热心起来，大概是弄清楚此举不会给他“惹事”。这也就是陈忠实，凡事都要弄明白了再干。不久后，就接到忠实寄来的稿子和漫画、签名，他的自白是躲在西安郊区一个叫“丈八沟”的地方“弄”出来的，由原拟的两千字扩展到万言之长，且写得那么投入那么专注，成为一篇研究忠实创作经历和创作心态的重要文献资料。这当然很使我为之感动，我变懊恼为感谢和兴奋，决定将他的这一辑以最快的速度推出。当然，我要再一次感谢忠实老弟，感谢这位满脸皱褶的关中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