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毕同学身上不脱长期受宠的脾性，我总说他像一个上面有许多姐姐的弟弟（关于他兄弟姐妹和排行的情况，我求证过，但是忘了），比如有一次见面就诉说他如何在健身房拉伤了肌肉，我刚要同情，被梦玮一句点醒：“他这是撒娇，我们一般都不理他。”
这几年，也许是有了点年纪，他的自我要求明显地高了，脾气好多了，分寸感强了，也更会体谅谦让了。还有，日子过得从容起来了，我每次到南京，他请吃饭的地点和菜式也讲究了，特别是有一次专门请我去一个地方喝了咖啡，居然是我在国内喝过的最好喝的！我一说，他高兴了，居然在我随身带着巴掌大的记事本上写：“GOODGOOD STUDY，DAY DAY UP！毕飞宇”。小说里的刁钻和凶狠都不见了，露出几分孩子气。这种洁净的孩子气，在他的短篇《地球上的王家庄》比较集中地体现出来，后来他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小说的创作谈（这小子极擅长写创作谈），发表的时候，我写了一段编辑手记：
七年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开头：“我还是更喜欢鸭子，它们一共有八十六只。队长把这些鸭子统统交给了我。队长强调说：‘八十六，你数好了，只许多，不许少。’我没法数。并不是我不识数，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从一数到一千。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它们不停地动。”于是，那个八岁的男孩子每天天一亮就去放鸭子，“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赶到河里”。忍俊不禁……对于这个小说，有人曾经发出一个感叹式的疑问：“这是小说，还是诗？”确实，这个以轻取重的精致短篇堪称当代短篇杰作，而且它有着毕飞宇作品中罕有的洁净、灵动和清透。我怀疑，毕飞宇在写它的时候是处于一种薄醉状态，乘着醉意他回到了孩童的视角，以未被污染的眼睛审视了那个时代的荒诞，也写出了荒诞之中不灭的童真和渴望。
他看了给我写来邮件：“这是什么世道啊，编辑手记怎么可以写得比正文还好？这不是出我的丑吗？”看，典型的毕氏腔调。
毕飞宇有脾气。此人写作虎虎生威，做人牛气冲天（抱歉，近年常陪儿子看《喜羊羊和灰太狼》，影响了词汇和思维）。平日里，说话一认真就直眉瞪眼，讨论的问题如果比较重大或者所揭露的人和事比较不堪，他简直咬牙切齿，要不是剃的是胡碴儿一样的寸头，绝对可以“怒发上冲冠”的。他脾气不好的例子很多很多，比如在北京有一次电视台录制节目时，因为觉得对方不尊重人，就中途退出，人家急得在后面追着喊也喊不住；比如硬是拒绝了一个奖项，一时舆论大哗。那时我正好去南京，和他在茶楼里见面，隔壁坐着的茶客都在看报纸上他“拒奖”的消息。我问他为什么？他倒是说了，但是我答应他不说，直到大家都很老很老的时候——那时，哎，就是不让说呗！那时候就算还有人想听这些陈年旧事，也要老太太我还记得！
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另一个作家，我随口说你们好像关系很好呢，毕飞宇居然很严肃地说：“我和某某某，就是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家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话大有意味，现在许多人的关系都不对了，如果作家和作家、编辑和作家、老师和学生、有权势者和平头百姓都能保持本色的正常的关系，生活应该会正常许多，空气也会洁净起来。好吧，我只是一个编辑，没办法和他成为“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家的关系”，不过我们可以勉强算是牌友的关系。有一阵子我一到南京就找人打牌。所谓的“人”，常常也就是贾梦玮、毕飞宇这几个。毕飞宇是我见过的作家里算牌最精但手气最差的一个，然后他又有着职业赌徒般的认真和投入，每次都让我很开心。最好玩的是有一次，我和叶弥约好一起去南京玩，和飞宇、梦玮一起打牌，梦玮说环境要好，就去了大钟亭，在亭上的茶室每人一杯雨花茶，清风徐来，开始打牌。每次打牌我总是选梦玮做搭档，他不在乎胜负，不会因为我打得不好而怪罪。于是毕飞宇就和叶弥搭档。叶弥和毕飞宇是鲜明的对照：她手气好，但是不算牌。有一把我和梦玮的牌差得几乎组织不起来有效抵抗，我一直嚷嚷：“不要打了，你们直接升一级好不好？”飞宇沉着冷静地说：“要打，这是规矩。”梦玮更加沉着冷静地说：“要打，而且我们会赢。”打到最后，发现叶弥手里少了一张牌，她扣底多扣了一张。梦玮说：“我说我们会赢吧。”飞宇脸色微变，但还能控制。下一把，飞宇好不容易有一副姐妹拖，处心积虑留到了最后，这时每人手里五张牌，毕飞宇除了那四张姐妹拖，就是大怪一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眼看大局已定，这时叶弥出牌，她轻轻巧巧地出了一张，飞宇脸色大变，他的姐妹拖被自家人“稳准狠”地捅开了！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下子他崩溃了，只听毕飞宇说：“叶弥，你晓得吧，我不怕别的，最怕人家没脑子。”叶弥把手里的牌一扔，说：“毕飞宇，你知道我最讨厌人家说我什么，就是说没脑子！”梦玮居然虎口拔牙地说：“好像没人喜欢吧。”我笑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差点没被茶呛死。后来幸亏王彬彬上完课及时赶到，说请我们全体吃饭，两个气呼呼的小说家才缓过劲来，吃喝过半，就恢复了“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家的关系”。
作家内心常常都是拧巴的，但毕飞宇和现实的关系总的来说还算平稳妥帖，就是他总能让自己显得很正常。他言谈中常常提起自己的父亲，他也很敬重他的老师们，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平时超级宅男一个，旅行也常常会带着太太和儿子。说起孩子，大概是六七年前，我的孩子还很小，有一次在办公室给毕飞宇打电话（大概是约稿），他居然就在电话里向我传授育儿经，絮絮叨叨说了许多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强调孩子不怕冷，是怕风，千万不要让孩子吹风，“如果带孩子出去遇到起风，你怎么办？赶快回家？那来不及，你要马上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裹上！你晓得吧，你必须这么做，不然他就感冒了。”等我挂了电话，同事说：“那头肯定是个老阿姨吧？”我哈哈大笑。
毕飞宇有些地方固执得没道理。比如他顽固地不用手机，是为了躲清净还是显得“有气质”？他不承认，他说“我不需要。”好吧，他不需要。去年在苏州开笔会，他为了和荆歌约打一场乒乓球，用我的手机不知道给荆歌打了多少电话，他刚说完，一会儿荆歌的电话又来了，缠绵地说“我再和飞宇说句话”，烦都烦死我了。晚上众人在湖边悠闲散步，毕飞宇脸色凝重地过来，说儿子今天有点不开心，需要他这个老爸出马做思想工作，于是借了我的手机，在湖边一会儿站一会儿蹲，说了半天，花掉我许多漫游费。这还罢了，车到上海，他要去华师大给什么班上课，接头的人是吴俊（彼时的吴俊还没到南大，还是华师大的人），毕飞宇下车之前成竹在胸地对我说：“给吴俊发条短信，说我现在去找他了。”过了一会儿，吴俊的电话来了，从来没听过他那样失态的嗓门儿：“你把毕飞宇叫住！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现在过来？我不在学校啊，我在外面和人家吃午饭，他不是和你们一起吃完午饭才来吗？”我等他咆哮完，轻轻地说：“你别冲我喊呀。我不知道毕飞宇和你怎么约定的，我只不过替他发条短信而已。”吴俊绝望地明知故问：“他也没有手机？”我说：“是的。”吴俊牙疼似的说：“好吧。唉，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不知道那天是吴俊丢下客人赶回学校，还是毕飞宇像个约会的大学生一样在校门口痴痴地等。
我写这篇印象记的初衷之一是想说毕飞宇绝对需要手机，但是写到这里我改主意了：手机满世界都是，有脾气的人千金难求。好吧，毕飞宇可以继续说他不需要手机。
听说他最近被聘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影视系的客座教授，那么南京大学的学子们有机会聆听毕老师的口若悬河语重心长了。以我多年被他指点开导的经验，我可以负责地说：毕飞宇会是个好教师。对这一点，我比他“不需要手机”肯定多了。
3.毕飞宇小传
叶弥
我在2002年或2003年写过一篇毕飞宇印象记，距今也有七八年了。好像那时候大家还都没有白头发。
那篇印象记叫作《毕家有子》。我已经忘了为什么叫这个题目，翻开一看，开头这样写道：
我认识毕飞宇是一九九七年的事，六七年光阴过去，我惊诧于他的丝毫不变：还是那么瘦，说话的语速还是那么快，待人一如既往地真诚，笑起来永远那样奸猾的样子……
看了这开头，我先是一愣。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未有过敢骂他奸猾的，很佩服我当时的勇气。他也没有为这个词找我算账，可见他还是宽容的。虽说没人说过他宽容。
但是，愣过之后，大笑。想起毕飞宇，总会想起他的笑。他并不爱笑，我有幸碰到他几次动人地满脸挂笑。他的笑容并不好看，用照相机拍下来，是一副丑样，在这里我就不描述其中的细节了。但我承认，他笑起来的时候，全身心地放松，我在生活散淡舒适的农民和心地洁净的孩童身上常看到这种忘我的笑容。当你看着的时候，你也会随之全身心地放松，并且感谢这个笑容，感谢生活。写到这里时，我无意一转头，看到窗外的院子里，开了一朵红色月季花，高高的，阳光炽烈如火，两只猫不知为什么在花下面打了起来，这朵花不管不顾，我行我素，开得无比灿烂。这种状态，与毕飞宇的笑是相仿的。
我写毕飞宇的笑，没有不严肃的成分。我一向认为，哭是能伪装的，如果需要，人会表现哭泣的样子，也会弄假成真，越哭越伤心。所以，在有些丧礼上，专门聘有哭丧的妇人。笑就不同了，笑是不能作假的，假笑的话，别人一眼便知。真笑无法抑制，假笑不能维持。不信，你假笑一下，最多维持几秒钟。
一个女人，写一个男人的笑，是不是奇怪？其实不奇怪的，谁都欣赏美好事物，只要这笑容是美好的，我欣赏一下有何不可？我朋友众多，每当想起他们，每个人总有让我难忘的特征，我以这些特征推断他们的为人处世，肯定他们的心灵世界，也以此激发我生活的乐趣。
《毕家有子》中，我没有对毕飞宇的小说写任何文字。在文章开头的结尾部分，说道：
关于他的小说，大家都有评论，我就不说了。
回想当初的心情，之所以不写这方面的文字，我还记得是因为大家都说他的小说写得好，说好的人太多了，我就偷了一个懒，省却了。
从2002年或2003年到现在，七八年过去了。我的看法已有改变。当你为文学上的朋友写下一些文字时，该写下对他（或她）的小说感言。不管是肯定或是否定，不管你的意见正确与否，原是一家之言，不足采信。不写，是疏离；写了，是情义。
前些时候看了毕飞宇的《推拿》，有一些读后感，还未与任何人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