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怎样写起话剧的
徐坤
一
今年是首都剧场建成五十周年，也是我有幸将自己的第一部话剧《性情男女》拿到首都剧场舞台上演之际。在多种与观众及媒体互动交流的场合里我都说过，北京人艺令我衷心景仰！首都剧场戏剧开演的钟声，对我而言，简直不啻于是天堂里的声音！每当大幕开启，钟声敲响，都会让人物我两忘，周身涌彻绝大欢喜和快慰！
年轻的时候，我是那样迷恋于语言艺术，除了整天抱着那些虚构类的文学读物啃个不停，再使我感兴趣的，便是观看话剧——看文学语言是怎样通过真人的口中艺术地说出。那时最令我着迷的是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最频繁光顾的演出场所就是位于王府井大街上的首都剧场。凡被我赶上的剧目，几乎一出没落都去看了一遍。有些是在我来京定居之前就已经上演、且又没再重排的剧目，我就永远失去了观赏的机会。像《雷雨》《北京人》《哗变》《狗儿爷涅槃》《推销员之死》《天下第一楼》《芭芭拉上校》《茶馆》《李白》《鸟人》《哈姆雷特》《阮玲玉》《古玩》等等，里边的人物和情节统统都在我眼前走了一遭。而一些特殊剧目，像《茶馆》，至今看过三遍，《鸟人》也去看了两遍，人艺演员濮存昕曾经是我年轻时的偶像，凡有他演出的戏都追着前去捧场。
无论从哪个艺术角度来说，电视剧都没有资格和话剧相比。看吧！灯光熄了。钟声敲响。大幕开启。世界这时在身边远遁，隐匿，唯有眼前的一片还光明着。那是演员，一个说话者，他以他的声音，以语言之力，照亮了我们的沉睡之思，同时又将一部古老的人间悲喜剧活生生展现。光阴就在他的言语里倏忽而过。只一会儿，他就老了；又一会儿，他就死了。他幸福，他痛苦，他欢乐，他悲伤，他大喜大悲，他无怨无悔。他的运命飘摇，他的前程起伏跌宕……语言，它究竟有多么神奇的力量，究竟有多么大的功能啊！明明我们坐在此地，时间只不过就在我们身边运行了几刻钟而已，然而语言却以其铿锵，以其清丽，以其明媚，以其柔软，以其喁喁，以其喃呢，以其丝绸一样的爽滑，以其唾液一样黏稠的质感，把我们吸附，让我们物我两忘，进入超验境地。我们只一会儿就把别人的一生走完了，同时又在他人的生存中观照了自己。
你看那茶馆，多么宏大的艺术场景！多么臻于完美的艺术语言！就在那一口京腔京韵的起承转合里，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走完了，各色人物的命运也走完了。那个叫于是之的老爷子可真叫棒，仿佛就他一个人在舞台中央磨磨叨叨，磨磨叨叨，手不得闲嘴不得闲地磨叨，三磨叨两磨叨之中，就把自己从青年到壮年，又从壮年到小老头的过程磨叨完了。老爷子蓝天野那也叫棒，就听一声肥喏在幕后高唱，嗒嗒嗒，马踏銮铃，声音由远趋近，门帘儿一挑，一位在旗的爷儿，气宇轩昂地出场了！就见他手执鞭，细高挑，长袍，粉红脸膛，态势倨傲，眼皮儿不正眼往人身上撩，似是红得透明的文武小生扎靠亮相。台词一出，气脉充足，共鸣响亮，那声音打在剧场光滑的四壁上，又均匀反弹回座下人等的鼓膜中。好一口京腔！好一副漂亮的人嗓！
就是这样的人嗓，娓娓又是徐徐道出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况且，那声音里念叨出来的，却又是老舍先生在思想和语言上的无限智慧和悲悯情肠。谁能不被这样的声音牢牢牵着、死死黏着呢？
一出剧，两个小时，怎么就能用话语将观众按在椅子上，使他们耐着心跟着演员们一起将故事走完呢？这就是语言的魔力。这些剧目，都将语言的叙事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说话者简单的上下两瓣嘴唇的开阖之间，语言形成张力，也是引力，绵延、放纵、自持、内敛，牵着你，吸着你，沿着说话人的声音前行。虽然它不是唱歌，没有太多的音调变化起伏，然而，语言有其内在的韵律和激情，有思想，有形状，有独白，有和声。有静观默想，也有形体冲撞。像《茶馆》那样的剧目，对语言的运用真是到了顶峰，后来者都无法赶上或超越它。后来的《鸟人》或《哈姆雷特》等，可能会在艺术形式上探索出新，比方说在单纯的说话对白里边加入一些唱念做打等新的元素，但论起话语的叙事来，《茶馆》是绝对一流的。
及至后来，人艺又不断有新戏出来，仍然秉承着坚实的现实主义传统，无论是老戏重排的《油漆未干》《屠夫》，还是新戏《我爱桃花》《北街南院》《万家灯火》《第一次亲密接触》《男人的自白》《合同婚姻》《全家福》……都以其严谨的创作态度、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获得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可和赞同。尤其是由诗人邹静之和任鸣导演合作的小剧场话剧《我爱桃花》，几乎一出手就是经典、唯美、精致、曼妙，成为我百看不厌的剧目。
二
《性情男女》是我的第二个话剧剧本。第一个本子是改编自王蒙先生的小说《青狐》，是一部大剧场的戏。写剧本是应人艺副院长、也是导演任鸣之约。任鸣跟我都是北京市青联委员，他又是副主席，直接领导我们文化组的工作，平时常有联络。在好几个场合，任鸣都跟我说起过现在的话剧本子奇缺，特别希望作家加盟能给他们写本子，尤其希望我也能给他们写。但这话我一直没太往心里去，因为前两年特别忙，家事和工作之事缠身，分不出心来发展业余爱好，连小说也写得少。直到2004年调到北京作协后，在时间安排上才从容了一些，心情和状态都调整得不错。2004年9月，我去人艺看任鸣导演的邹静之编剧的戏《我爱桃花》，任鸣再次“现场说法”，我终于将写本子的事情答应下来。
之所以选择改编王蒙先生的长篇小说《青狐》，是因为：第一，就剧院方面来说，相比其他题材，他们更喜欢排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有影响的当下题材的戏。2004年初，王蒙先生的《青狐》单行本问世，一只著名的女狐狸就在广大读者中间神出鬼没，活灵活现。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小说。这部书一个月之内就印行了10万册，后来又不断加印，在新街口书摊上还出现了盗版。2004年底，小说还被评为人文社当年十大优秀长篇之一。
第二，从我个人的艺术直觉上来说，“青狐”这个意象太好了！想想吧，月光下一只神出鬼没的狐狸，不光偷鸡摸狗，还会写点小说！嗬！神啦！她完全是个舞蹈和诗歌的喻象，有造型，有姿态，有动感，有玄机，颇有点像是从《聊斋》里走出来的鬼精灵，但是分明，她身上担着那么多历史和时代的苦厄和重负！青狐是中国文学艺术长廊里一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如同蔡文姬、阮玲玉、萧红、张爱玲一样，是一切耽于浪漫、沉于幻想、有着独立人格追求的女性化身。
改编的过程既胆大包天，又战战兢兢。对我来说，这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充满了叛逆之情，又饱含虔敬之心。首先因为这是王蒙先生的著作；其次因为这是北京人艺的大戏；第三是因为我从没干过这样的事情。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增加了刺激、挑战性，像要参加一次大规模考试，差不多连续半年，一直都处于亢奋之中。
首先要梳理故事线索，找到戏剧冲突。我抓住了几个关键词：知识分子、时代、女性、爱情、命运。剧中既要保持王蒙汪洋恣肆、排山倒海般的语言风格，处处闪耀着思想锐利的锋芒，同时在大段台词念诵之时又不能过于拗口和晦涩。
关于青狐的人物阐释，我是这样写的：青狐，女作家，三十来岁。美轮美奂。敢恨敢爱，有个性。“爱还是不爱，被爱还是没有被爱”是她的人生信条，一如哈姆雷特王子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为了爱情与文学，甘愿上刀山下火海。同时作为一个才女，她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她用生命爱情与创作表达了她对于新时期的最强音。她的最主要造型，是“狐狸拜月”，几场重头戏都是在有月亮的夜晚进行；她的最主要道具，是一只巨大如椽的笔，形同男性生殖器图腾。西方女权主义学说中，pen(笔)和penial(****的)词根是一个。笔是象征，也是隐喻，代表着男性文化权利。女性手中持笔，寓意着文化权利的更迭。她的身段增加戏曲和舞蹈动作。同时强化她跟几个男人的爱情对手戏。
整个写作过程十分漫长。从2004年“十一”过后开始着手准备，12月用一整月时间写出初稿。然后请几个朋友帮着看了一下，他们都熟悉王蒙小说的场景、内容。我特别要感谢李青、崔艾真、潘凯雄、谢有顺这几位朋友，他们给了我最无私的帮助和无形的鼓励，并毫不客气地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有了他们从各个方面把关以后，我心里比较踏实了。然后一月底写出二稿，拿给人艺看。再后来，就是看到人艺在2005年春节前召开的本年度新戏上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青狐》列入排演计划，预计明年搬上舞台。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又不断地打磨，力求完美。
三
《性情男女》却是那次去交《青狐》的稿子时被提起动议的。改编那个话剧剧本，用去了我多半年的时间。导演任鸣在看过稿子之后，激情澎湃，在给予大量鼓励的同时，希望我能给他再写一部小剧场的戏。记得那是在2005年4月，杨花满天，春意撩人。在人艺三楼办公室的创作室里，任鸣与创作室副主任吴彤跟我谈着《青狐》的修改。谈着谈着，他还意犹未尽，同时给我出命题作文，说再写一部叫作“性情男女”的小剧场戏。这个题目，原本是我送给他的我的散文随笔集的书名，他却凭借导演的直觉和敏锐，觉出这本身就是一个话剧的好题目。写好了，一定会成功。因为小剧场戏周转快，演员少，表达生活也更迅捷。我当时受了他情绪的感染，也很激动，在心里还没有任何想法的情况下，就含混地应承下来。
回来后想了一下，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戏剧轮廓，安排好了基本的人物、情节和戏剧冲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初稿。导演给框定了是小剧场话剧，并最好能是写当下生活的。势必要场景相对集中，戏剧冲突尖锐，人物也不能超过五个。我一直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着迷，就想尝试着做一下。我把《性情男女》定位在都市爱情伦理戏的范畴。爱恨情仇，这本就是众人都感兴趣的题目，也是艺术之永久魅力之所在，它跟每个人的情感经历都息息相关。没有什么比情感戏更能让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了。或许只有爱情能在瞬间内让人迷失方向、物我两忘，并能使人物间矛盾冲突迅速达到白热化程度。
这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戏。前妻、妻子和女儿，三个女人在男人的生命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缺一不可，而由他们几个人构成的家庭婚姻矛盾又几乎是不可调和。这样的形式，实际上也代表了当下都市婚姻家庭的一种形态。剧本尖锐地提出问题，戳穿一切温和表象下的矛盾，并以巨大的形而上的穿透力向生活发出拷问，看上去颇有一点女权主义色彩，但是基本上很善良温和。
我力图通过这出戏表达自己关于世事的思考。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生活又到底是什么？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剧中男主角结婚、偷情、离婚、再结婚、再偷情、再闹离婚……总也不能达到完满，似乎生活永远在别处。而剧中的两个女人，前妻和现任妻子，最终目标都希望有一个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可见，婚姻生活当中，男与女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剧中那个男人的表现让女人们十分失望。她们发现，想让一个男人守节，就如同想让一条狗不去啃骨头一样困难。因为啃骨头是狗的天性。
在戏剧结尾，采取了开放式结局，供观众自己去选择和评定。一出好戏关键并不在于给出答案，事实上也没有答案，只有对结果的预设和预期。但愿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故事中找见自己，从他人的情感纠葛中省察自身的生活。对于男主角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处理情感忠贞与肉体惯性下滑之间的矛盾；对于女人来说，则在于如何修炼自己，真正身心强大，能做到处变不惊。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情感变得特别脆弱，一撒手，就没了，再重拾，很困难。
初稿出来后，没容修改和打磨，接下来的日子，却被一系列的出差开会冲断了写作过程。中间下扬州、去云南、游历北欧五国……一直在不断地奔波，剧本就搁置下来。多亏了中间吴彤不断地打电话来，代表剧院和导演不断催问并关心着剧本的进程，让我不得不又把它当回事儿捡起来。就在我觉得写得大概差不多、差一点就拿出来给吴彤交稿的时候，好友艾真听说我在写剧本，就给我推荐寄来一部《迷幻变奏曲》，法国人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所作，我看完之后当时就晕菜了！比照之下，觉得自己写的简直是一堆垃圾！后来跟吴彤交换意见，她也跟我一样对《迷幻变奏曲》产生相当的敬佩！
在被《迷幻变奏曲》打击得丧失信心的时候，同时我也在认真思索：欧洲人的那种高度严密的理性思维训练，注定是跟我们的先天习惯不一样的。我们也无法学得来。作为文本阅读来讲，它简直是高蹈精密、过瘾至极；而作为戏剧演出来讲，它也有它的短处：那种缜密的思考，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方式，一般人的思维会跟不上趟。观众在剧院中稍有懈怠或溜号，就容易听不懂剧情。我想，就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境而言，一出话剧首先还是要让人看得懂，欣赏得了，即便是阳春白雪，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学院知识分子的欣赏层次，而是希望它贴近绝大多数受众的欣赏水平，能被更广泛的观众人群所接受。
给了自己一点信心之后，九月底将稿子发过去，不到一个星期，剧院回话说，建组排演这部戏。在最后的修改过程中，听从了梁倩副院长和任鸣导演的意见，将最后生活的一抹亮点，落实到女儿身上，让她以“出走”的姿态，敦促大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状态进行反省，并且在她身上承载了人们对爱情婚姻理想形态的些许向往。
关于这部戏，还有几段趣事。记得我第一次跟剧组演员见面，是在2005年11月30日，我刚从美国回来，还没倒过时差，被通知去看连排。迷迷糊糊的，走进排练厅，第一眼见到几个演员时，简直被他们的青春靓丽吓了一大跳！《性情男女》写的是中年人的是非恩怨，而眼前分明是几个二十出头的毛孩子！当时心里还在打鼓：任鸣怎么挑的演员？选这么几个小孩来演，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