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郑彦英、曾平到武汉大学上学去了，齐岸青忙于经商，邢军纪到北京军艺，当然也不乏其他原因，聚散无常，也是必然。朋友聚散一杯酒，那段日子不再有。只有我一成不变地在《奔流》当编辑室主任，与一弓交往日深，往往一瓶酒一碟菜坐到深夜，谈文学，谈经历，谈事业，谈人生。一弓人豪爽，饮酒也豪爽，量不算大却碰杯必干。我不让他多喝，他有时便不再喝，有时兴致正浓便和蔼可亲地求我：“我再喝一杯好不好？只喝一杯。”“我再喝一杯好不好？最后一杯。”这时的一弓全身充满了孩子气。一次我们在蓝天饭店，一弓喝得不少，饭后去舞厅跳舞。我说：“一弓，我看你喝多了，骑车骑慢点儿。”一弓说：“没事，不信咱俩赛赛车。”说着箭一样向前冲去，我忙不迭在后面追赶。当我追上一弓的时候，一弓正两腿夹着自行车前轮，一丝不苟地矫正车把。后来我拿这件事情笑一弓，一弓却一点记不起来。当然，有时我们也争论，甚至动真格的吵架，但事后总能和好如初。
张一弓这一阶段的作品尽管轰动文坛，毕竟不是无可挑剔，比如就有“思想大于形象”的评说。一弓本人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也不满意，思索变化，追求创新，创作出了中篇小说《孤猎》《黑蝴蝶》等作品。这些作品脱开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由对农民的意志、愿望、感情、理想的体现，转向对人的命运和整个人类意识的深层探讨。
可惜的是张一弓的这种变化和探索中断了。我觉得，张一弓当上了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不能不是这种创作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一弓的作品中就可以感觉出来，一弓是一个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极强的作家。一弓当上了省作协主席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力图改变作协经费不足的现状，力图为河南文坛多做一点事情。于是就在既没有经费也没有编制的情况下创办了综合性文学月刊《热风》。其时创办《热风》无非两个目的：一是社会效益，一是经济效益；一是给广大文学爱好者开辟一片园地，一是挣点钱再投入河南的文学事业。用一弓的话说，就是给作协养一只小母鸡，让其下一个个新鲜的、营养丰富的鸡蛋。谁知正赶上文学期刊发行大滑坡，再加对经济市场缺少经验，《热风》一投入市场就陷入了困境。我也是切身体验者之一。《热风》创刊于1992年10月，一弓任主编，易殿选任副主编。一弓9月去泰国，易殿选10月去美国（易殿选至今未归）。临阵易帅，一弓让我去负责。一弓身在国外，心系《热风》，一个国际长途就是个把小时。来年春季一弓回国，看我已是身心疲惫，便让我到作协，把一副重担全放到了他自己肩上。一弓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一弓表现出了自身的英雄气质和侠义风范，承担起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却由此中断了自己正在思变求新的文学创作。虽然烟云峥嵘，却已经都是往事了，1996年张一弓已经退下来，由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变成了名誉主席。
文学创作是中断不得的，一旦中断，接续上来就需要重新寻找语言感觉，重新进入状态，这就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文学观念也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迅速发展着，变化着。一弓又是一个欠不得别人人情并守信至诚的人。《热风》创办时，一弓之所以去泰国，是一个对《热风》有过支持的人请他去给正大集团写报告文学的，一弓答应了人家。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兑现。一弓在退下来之后，又拿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整理几年前因操劳《热风》而顾不上整理的采访正大集团的录音磁带，终于写成并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由于如上原因种种，一弓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叮当响的大作问世，编辑记者们便也渐渐地疏远了一弓。出于职业的需要，编辑记者们总是被当红的作家所吸引，这也无可厚非。
我一直认为张一弓是一位不会被命运打垮的拳击手，张一弓不会一直沉默下去。那一时期张一弓很少出门，几乎谢绝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张一弓在阅读，在思索，在准备，在寻找新的感觉。一次我在省文联家属院碰见张一弓，就问：“一弓，开写了吗？”一弓说：“写了一点东西，但我还不想拿出来，是水就叫它放臭，是酒会越放越香。”
这就是张一弓。
我觉得，张一弓自身有一种孤独感。这种孤独不是来自近年来少了读者、记者和编辑们的追随和簇拥，不是来自他多年来的独身生活，不是指他近年来几乎拒绝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而独往独来。这种孤独感似乎长期伴随着张一弓，似乎是与生俱来。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孤独。我猜想，每一个大家是不是都会有一种孤独感？孤独的旅途，孤独地行走，孤独地跋涉，孤独地探险。只有这样才能够独辟蹊径，只有这样才能够独有发现，只有这样才能够创作出独具一格的大作品。一轰而上或者一溜儿小跑追随别人是成不了大器的。
张一弓在孤独地行走，在孤独地跋涉，在孤独地寻找——这是我的感觉，我自从产生这种感觉至今起码有十年了吧。这十年之间张一弓不是没有发表、出版作品，比如创作了一个电视连续剧；比如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比如出版了散文集《飘逝的岁月》，这些作品都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于是有人觉得张一弓已经是强弩之末，不会再写出什么大作品了。我当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些作品只不过是张一弓在跋涉与寻找过程中的副产品，比如在戈壁滩上拣到一块硅化石或者在大海岸边发现一枚唐冠贝，这根本不是张一弓寻找的初始或者说最后目的，张一弓寻找的应该是丰富的宝藏和用什么办法开采冶炼这宝藏。
如果你看过张一弓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你就会知道张一弓究竟在寻找什么了。
在经历了孤独的、漫长的、艰难的跋涉之后，2002年5月，张一弓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
“我的记忆是一个奇迹。我能清楚地记得，父亲是怎样把母亲娶回来的。”
这开篇的第一句话极妙而且至关重要，可以说它决定并统领了一部二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写作手法和气韵。张一弓用这样一句超越现实的、神秘的、新颖的开头，以一种“我”童年记忆的视角，引领着我们进入了他的家族，然后又像串门似的，引领着我们到他大舅家，到他姨父家，去了解他们的家庭，认识他们的家庭成员。在他和他的亲戚家里，有清末的举人和接受“西学”的绅士；有早期的职业革命家和他们的同路人；有教授、洋博士和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私塾先生；有浪漫的薛姨和多情的婉儿姨等等。张一弓不再像过去那样煞费苦心地去编织故事，而是让“他”的家人和亲戚们自觉地走进故事，各自去扮演各自的角色。故事是自然的、开放的，由此使故事的意蕴更具有拓远性和张力。又由于运用了童年记忆的视角，使历史超越了历史，使作品更富于艺术的魅力。
《远去的驿站》已获长江文艺出版社“九头鸟”文库丛书大奖、国家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并入围茅盾文学奖。收获是丰硕的，张一弓付出了很多，我想也很累。毕竟年龄不小了，张一弓还会一如既往地孤独地跋涉、孤独地寻找吗？我想，还是让张一弓自己来回答。
张一弓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叫《想念奥蒂》。奥蒂是一员世界短跑名将，也是一员老将，三十九岁仍然驰骋在田径场上。在一次大赛失利时，电视播音员惋惜地说，在以后的田径场上，也许不会再看到奥蒂了。然而不久，在另一个强手如林的国际赛事上，奥蒂又夺得银牌。张一弓在文章结尾时写道：“他宁静而亢奋地写着那个长篇，时有奥蒂的身影如褐色的闪电从眼前掠过，不是拿了银牌的奥蒂，是那个有点儿犯傻、有点儿执拗、有点儿孤独、也有点儿悲凉的奥蒂。她跑着，怀着三十九岁的自信，能跑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地跑着，不需要荣耀，也不需要悲悯。她跑着，只是为了跟自己赛跑。”
4.灿烂的晚霞——我所认识的张一弓
何镇邦
二十多年前，当读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流泪的红蜡烛》《黑娃照相》等一批在新时期文坛产生强烈反响的中短篇小说时，就很想见到一弓，同他交上朋友。然而虽然同在文坛，却没有一个同他谋面的机会，二十年来，同一弓只能是神交而已。到了公元1998年秋天，我们一起到湘西参加第二届“湘泉之友”笔会，不仅见了面，还相处了十几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我们在由北京开往怀化的列车上见面时，真有点一见如故，不仅紧紧拥抱，而且滔滔不绝地相互倾诉，让人们感到两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就像年轻人一样。因为这个不期而遇的见面，两人都等了足足近二十年的岁月。
在湘西与一弓相处的十几天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他身上焕发出的朝气和热情，感受到他为人的正直与机趣，使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在那难忘的十几天中，我们同访湘泉酒城；一起到德夯苗寨参加很有民族特色的晚会；在王村古镇的听涛山庄一起参加舞会；在猛峒河的游船上共赏湘西的山山水水；最后在张家界的黄石寨和天柱山上共抒豪情，结束这次难忘的聚会。那时，一弓已六十出头了，但体力与精神面貌完全像个小伙子。他白天爬山，晚上在舞会上舞步翩跹，歌声嘹亮，他不仅舞跳得好，而且歌也唱得好，唱起俄罗斯歌曲来，可以说歌声惊四座，令人拍案叫绝。一弓的热情和青春活力远不止表现在舞步上和歌声中，也表现在他为人热情豪爽热心助人上。可以说，那次笔会，是一弓感情的一次释放，使他变得更加年轻，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使我感觉到，一弓的一生中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但都压不倒他，而且可以预计，在经历一段沉寂之后，他的创作将有新的突破和飞跃。
果然，到了翌年即1999年12月，我们在豫北新乡南郊的小冀镇再次聚会时，他告诉我一部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正在写作中，这就是后来轰动文坛的《远去的驿站》。小冀的聚会，是为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研讨而去的。那次去的人不少，无疑是一次文学的盛会。两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春天，我终于读到了张一弓孕育多年又经过几年艰辛写作而向读者奉献出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那是2002年３月末，初春时节，我应邀参加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武当山下十堰市举行的湖北省长篇小说研讨会。在会上，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副社长把一摞书稿的三校样交给我，希望我先睹为快，并为即将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写篇评论。这就是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我当然乐于先睹为快并为之撰文评价。返京后，我立即阅读这部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的三校样，并一气呵成写了一篇评介这部长篇的短文《诗情与历史文化相交融的家族叙事》。我以为，这部凝聚着一弓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是家族小说中的佼佼者，它那充盈的诗意，那丰厚的文化底蕴，那新颖的结构形式，都是让人耳目一新并长久回味的。当我在长途电话里把下面这么一段文字读给一弓听时，他在电话那头会心地笑了：“……而当我们读到第二卷《桑树上的月亮》时，我们似乎感觉到作家久蓄的感情的闸门打开了，他那浓浓的乡情回荡在字里行间，因此我们是把这段桑园的故事当作充满诗意的田园牧歌来读的，也是当作一段充满民族文化意蕴的张家家族史来读的。因此，不仅能引起我们对那动人的爱国故事的共鸣，而且能激起我们对一个古老家族史和中华民族史的探求，其意义不可谓不大焉。”看来，一弓是首肯我对其大作的这一评价的，当然，我至今也仍然坚持这一评价。对《远去的驿站》的阅读与评介，似乎进一步拉近了我与一弓在感情上的距离，因为我们从彼此的作品中更深地感受到感情的脉搏。因而，从此我也更加关注一弓的创作。
一弓年近古稀，依然朝气蓬勃，就像一抹灿烂的晚霞在天边燃烧着。他的为人，不仅热情豪爽，重友情，而且处处谦恭谨慎，低调生活。这方面有两件小事必须补记一下。一件事是他的长女婷婷五年前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取得文艺学博士学位后，急着在北京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曾经求助于我。当一弓得知此事后，一直劝诫他女儿不要麻烦我。照说，作为叔叔的我，帮大侄女一点忙是应该的，但一弓还是让女儿不要麻烦我。这一点足见一弓律己之严。另一件事是，今年5月，我陪从美国回来的亲戚到河南旅游，曾在郑州有过短暂的停留。当我把一弓请到我下榻的宾馆聊天时提出为他编一辑文字在《时代文学》的“名家侧影”上亮相时，他一再声称“他不够名家的水平”，一再坚辞；最后，在我再三恳求之下才勉强答应。区区两件小事，又足以见出一弓的谦逊与低调，这也是值得我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