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文坛点将录5
2724000000017

第17章 张一弓(2)

1991年,父亲当选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他以自己特有的认真与执着,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使命大于回报、困难多于手段的社会工作中。行政事务、社会活动缠身的他,几乎支配不了自己的时间,难以创作自己的作品。渐渐地,他远离了书案,淡出了文坛。当时,省作协没有自己的刊物,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十多年前曾有过的养鸡经验,使他萌生了“喂只文学的鸡、下点儿文学的蛋”的创业冲动。于是,父亲说服他的企业家朋友,拿出了“喂鸡的米”,搭起了“养鸡的窝”。父亲靠朋友给的十万元钱,不要国家一分钱的财政补贴,充满激情、放飞希望地创办了省作协机关刊物《热风》。可是父亲善于形象思维的大脑,不谙管理经营之道,在激烈的书刊市场竞争中,他付出太多热情和辛苦的《热风》,就像当时商业大潮泛起的无数泡沫,最终还是破灭了。市场跟他这个主编开了一个玩笑,无力支撑下去的《热风》只好改版了。父亲这次商海弄潮拾获的,不止是一个教训,还是一次难得的市场竞争的体验。听父亲说,当他在刊物经营的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一位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十分正确地要他注意深入生活,他大叫:“哎呀,‘生活’已经把我‘深入’得受不了啦!”

1996年,父亲从省作协主席岗位上退休,担任了省作协名誉主席。在退休后的日子里,父亲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执着率真的探索精神,追求完美的年轻心态,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近年来,他相继创作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1999年)、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2001年)、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2002年)、长篇传记文学《在******的身影里——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记忆》(2004年)等,在题材、形式、思想内涵、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较大创新和突破。其中,《飘逝的岁月》收入了父亲访问美国、奥地利、墨西哥等国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而集中创作的一批散文作品。他三十年记者生涯练就的看家本领,在这些散文中得到了畅快淋漓的发挥。在纪实中流露出对中外文化的反思,在叙述中表现了他特有的幽默感,读起来异域风俗、民族特色和文化气息都十分浓郁,像是醇厚甘洌的陈年老酒,又像馨香沁人的雨前新茶。以中原文化为背景,描述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兴衰史,折射中国近百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并与其他二十二部长篇小说一起,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的身影里——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记忆》与《远去的驿站》一样,是一个关于我们家族成员的真实感人的故事,它在《报告文学》杂志上一经刊出,此期杂志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这在父亲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也预示着他的文学创作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父亲是一个思想深邃、敏感细腻、个性鲜明的作家,因此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就连一些青少年读者,对父亲作品的艺术风格都十分熟悉。1999年一位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在语文试卷的作文开头这样写道:“我羡慕李清照的婉约清丽,辛弃疾的豪放雄奇;我崇尚曹雪芹的博大精深,鲁迅的沉郁典雅;我喜欢赵树理的朴素自然,张一弓的淋漓尽致”(见《高考话题作文的特点及训练策略》,作者:厉复东、郭广福)。还有一个考生以《我的作家梦》为题的高考作文,依次列举出了各个领域里的代表人物,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李清照、辛弃疾、曹雪芹,鲁迅、赵树理、张一弓、钱钟书、茅盾;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刘德华、刘晓庆、乔丹、李宁;还有杜勃罗留波夫(见《高考作文创新启示录》,作者:乙平)。童言无忌,孩子的话是率真的。姑且不论这两位同学把父亲与如此多的文学巨匠、科学家、企业家、文体明星并列起来是否恰当,但起码他们熟悉父亲的作品,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父亲的语言风格。

更让我惊异的是,佛门圣地九华山佛学院教务长、甘露寺住持、杭州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刚晓法师,大概从父亲作品中感受到了一种佛学精神和悲悯情怀,在讲解深奥的《大乘百法明门论》时,竟以父亲与其他文学名家为例,引证其中的玄机。刚晓法师在对信徒讲到“文身”时说:“文身,即文章。它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刘心武的《班主任》等都算文身。更甚者如老子的《道德经》、马克思的《资本论》、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些著作,是世界上不同领域的高峰,也可称文身。”他认为:“名、句、文都是从音声、语言上而立的假法。身是聚积的意思。这名身、句身、文身只是色尘上的差别而已。你若执着于它,看经书使得你知道的越多,文字障碍越大。你若善于运用,它是文字般若。”(见《〈大乘百法明门论〉口述记》,作者:刚晓法师)我虽然不懂佛教,但是看到佛教界人士也对父亲的作品如此了解,并据以讲经说法,的确使我大为震动,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父亲作品的艺术魅力。

父亲是个比较情绪化的人。他的情绪越激动,语言表达就越流畅、越生动、越犀利,因此形成了他特色鲜明的语言风格。同时,在生活中,当他情绪失控的时候,也在无意识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其中就包括我的母亲。十多年前,父亲和母亲平静地分手,至今两位老人都没有再组成新的家庭。每逢年节或家里遇到大事、喜事,他们都要在儿孙们的簇拥下,聚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商量事情,共享缺失的天伦之乐,彼此都很友好、很开心。对父母亲生养了我们姐弟四人的那段三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父亲曾经说过:“这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我的婚姻好像是把第一个扣子扣在了第二个扣眼上,这不是扣子和扣眼的过错,也许是命运的捉弄。”父亲还说:“缘分可遇而不可求,我从来不会去刻意追求它。所以我宁愿去享受这种孤独,它能使我心无旁骛地写作、思考……”无论怎样,父母亲都适应了自己的新生活,都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担着长辈的责任,维系着彼此的亲情。父亲好像是快乐地享受着孤独,当亲友通电话时问他:“你在忙什么呀?”父亲有时说:“我在给张一弓当秘书呀!”有时说:“我在给张一弓当保姆。”有时却说:“哎呀,现在不是通话的时候,我正给张一弓下面条,开水滚锅了呀!”

做了外公的父亲,在两个外孙女面前,从来就没有像对待我们姐弟四人那样的威严。每当外孙女来到他的“领地”,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跑动嬉戏,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可以把外公的耳朵拉到自己的嘴边,说一说只有他们爷孙才知道的“秘密”。父亲可以放下手中的活儿,一只手抱起一个给她们讲故事;他还要找出在旅行途中为外孙女准备的各色各样的小礼物,不偏不倚地装到两个袋子里,免得她们吵架;他可以认真地与两个“小大人”交谈,耐心地回答她们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并从“恕不外借”的书架上挑选合适的书籍送给她俩。外孙女同时考上了大学,父亲高兴地拿出了一笔“助学金”,这与我们小时候相比,真是太奢侈了。也正是在与外孙女一起开心地耍闹时,才能看到父亲绽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父亲快七十岁了。他对此似乎毫不在意,仍然关注着中外赛场的各项体育比赛,逐一数说我国体育健儿在二十八届奥运会上拿到的三十二枚金牌,如数家珍;仍然爱吃很有嚼劲儿的河南手擀面,更有嚼劲儿因而更能解馋的是更硬一些的山西刀削面;仍然保持着夜间创作、白天休息的习惯;仍然常常把自己关在堆满书刊报章的房间里,面对闪烁的屏幕,敲击无怨的键盘,倾听心灵的对话,驾驭奔涌的思绪,孤独地守望着那片富饶、蓬勃的精神家园。“作为一棵错过开花结果季节的老树,我只想把秋天以后的时光重新安排……”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为他祝福!

3.孤独的跋涉者

刘学林

张一弓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任副秘书长,也可以说,是张一弓极力举荐我到作家协会的。当时是1993年春季,此前我在《莽原》任二编室主任。一弓长我十二岁,是老师,是兄长,更是朋友。

张一弓1935年生于开封,其父张长弓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母亲是高中语文教师。抗日战争爆发,童年的张一弓与父亲随河南大学逃避战乱,迁徙到南阳、洛阳山区,直至陕西,曾与当时已成名的诗人苏金伞为邻。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开封高中写作比赛中,十六岁的张一弓获第一名,学校介绍其到《河南大众报》工作,被称作“记者娃娃”。1956年,张一弓入党,同年《河南大众报》并入《河南日报》,张一弓也随之到《河南日报》工作。1959年,《牡丹》杂志发表了张一弓的短篇小说《母亲》,谁知一篇小说竟给张一弓带来了一场政治灾难,被省委定为“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阶级论”的大毒草,受到《河南日报》的点名批判,还有报刊批判其“为****母亲的母爱唱赞歌”,因为此前张一弓的母亲已被划成“****”。当时张一弓患“肺空洞”疾病,在肺结核医院口鼻喷血不止,病情危急,其记者部主任到医院和张一弓谈话:“还没有给你戴帽子嘛,经不起考验嘛……”张一弓忍受不了漫长的思想工作,在肉体和精神的疼痛中竟然说出一句让主任惊得一跳的话:“你给我一根烟抽吧!”不久出现了饿死人的“信阳事件”,才中止了这场批判,让张一弓侥幸逃过一劫。“**********”一开始,他被关进“牛棚”,遭受批斗,之后又成了********刘建勋、纪登奎所赏识的“秀才”而被任命为《河南日报》社副总编、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又垂直跌落,先是被“隔离审查”,然后被下放到登封县卢店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

我认为,这一次政界的跌落对于成就张一弓为著名作家至关重要。其一,是使张一弓亲身参加了以实行联产承包制为其主要标志的历史变革,亲身经历了我国农村“大锅饭”的解体并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再加上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三十年记者生涯的积累,使他体内岩浆般的文学才华得以喷发。其二,是张一弓顽强的意志和不凡的毅力。我总觉得张一弓是一个打不垮的人,就像拳台上一个优秀的拳击手,每次被打倒都能在读秒中顽强地爬起来,揩一揩血迹,重新投入战斗。

被隔离审查期间张一弓就自学英语。审查来审查去没有审查出任何问题,刚一解除审查,张一弓就写出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该作寄至《收获》,《收获》拟定发在1979年年末的6期,然而河南有关部门却不同意发表(当时发表作品还要调查作者情况)。《收获》编辑把作品送到《收获》主编、中国作协主席巴金手中,巴老认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果断拍板,《收获》于1980年1期发出。正是这篇作品发表后,张一弓被迅速下放农村。张一弓就是张一弓,年逾不惑的张一弓顶住压力,出手不凡,一批反映农村变革的优秀中短篇爆响文坛。

初识张一弓是1984年。

那时候张一弓还住在省委二区,青年作家郑彦英也住在省委二区,我就是在郑彦英家里第一次见到张一弓的。当时张一弓已经是轰动文坛的著名作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连续三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论界认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开社会主义悲剧之先河,称李铜钟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学校时就读张一弓的作品,并和同学议论,觉得其作品现实主义手法又不乏浪漫主义气韵,风格大气磅礴,笔力雄健,情节跌宕,人物耸拔,极富思想力度、道德力度和艺术力度。也听说过一些张一弓大起大落的经历,想象张一弓一定是一条汉子,一见果不其然。张一弓长得不能说非常高大,但身材魁梧,肩宽腰细(现在腰粗了),有一种英雄气质和武林侠风。有一段日子,张一弓、郑彦英、齐岸青、邢军纪、曾平、我等七八个文友经常聚会,形成一个未名沙龙的文学沙龙,曾被戏称为“小作协”。张一弓是我们的老大哥,豪爽慷慨得很,到饭店,进舞厅,从不让我们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