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圣地亚哥一次文学讨论会上遇见的。他身材中等，衣着简朴，络腮胡子，风吹霜打的脸满是皱纹，那平易安详的神态，使“幸会，斯奈德先生”这句客套哽在我喉咙上了。我终于学着初次见面就用亲热的口吻打招呼：“嗨，加里。”
三天的会议，教授、批评家、诗人八方会聚，主题是30多年前的垮掉派诗歌运动。学者做评价，诗人谈往事，会上有太多的怀旧气氛。毕竟，垮掉派，甚至垮掉派的余波都成了历史陈迹，但30多年来，斯奈德被很多人认为是垮掉派星散后，唯一推进当年精神追求的诗人。
1955年秋，旧金山六号画廊的朗诵会上诞生了垮掉运动。在那时，斯奈德这个柏克莱中文系学生的诗，就与金斯堡等人的呼喊号叫不同，宁静而沉思，充满宗教精神。在垮掉派开始走红的1956年，斯奈德却东渡日本，出家修禅，一住十多年。虽然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小说《皈依佛法的浪子》(The Dharma Bum)中把斯奈德写成“美国新文化的英雄”，当时听来，真是一个垮掉派的奇想。而当尘埃落定，灰尘平息，我们看到斯奈德所代表的正是垮掉运动中比较持久的部分。
美国中西部的壮丽景色，曾给杰弗斯这样的诗人以灵感。但在他们看来，大自然之雄伟气势，正是在否定人类的卑贱委琐。然而，斯奈德开始写诗时，很幸运地读到了中国诗，使他对自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19岁时，我理想中的大自然是火山口上49度的冰坡，或绝无人迹的原始森林。中国诗使我们看到了田畴、农场、砖墙后的杜鹃花丛……中国诗人有一种超绝的诗艺，能使最荒莽的山林现出人性，证明大自然是人最好的住处。
中国古典诗歌与内华达山脉的壮丽景色，融入斯奈德独特的诗风。这“中国”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那天我追问斯奈德，他不假思索就回答说：“在五六十年代是百分之八十。”这倒并非夸张。
50年代末斯奈德第一本诗集《砌石》(Riprap)出版，没受到多少注意。1965年此书再版，斯奈德请出了他的师傅唐代诗僧寒山，把50年代初在伯克利学中文时翻译的25首寒山诗，合编成《砌石与寒山》，斯奈德与寒山同时成为60年代青年的诗圣。寒山诗虽然意趣格调与王维等人相仿，但语言风格如禅诗，简明直接，不用复杂的典故象征，在艺术手法上接近垮掉派所服膺的“开放诗”主旨。
斯奈德认为：“在美国的果园、流浪汉露营地和伐木工人的野营中，你经常可以遇见寒山和他的伙伴。”而斯奈德自己也活得像寒山。早年他住在山路尽头的小木棚里，不要任何现代设施。需要钱时就去当水手或是伐木工人，不然就在家写作、学习、打禅。怪不得斯奈德译寒山时索性把寒山美国化、自我化。“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被译成：“告诉那些有几辆汽车的人，名声大钞票多又有何用？”
斯奈德不久就从寒山进而读唐代其他大诗人，近年来则耽读宋代诗人，尤其是苏轼、陆游和梅尧臣。70年代初理查德·霍华德编《偏爱集》(Preferences)，要50位现代诗人点出自己最佳作，以及写此诗时想到的“经典范型”。斯奈德自选的是这首《松树的树冠》：
蓝色的夜
霜雾，天空中
明月朗照。
松树的树冠
弯成霜一般蓝，淡淡地
没入天空。霜、星光、
靴子的吱嘎声。
兔子的足迹，鹿的足迹，
我们能知道什么。
斯奈德自己说这首诗的经典母本是苏轼的七绝《春夜》：
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
秋千院落夜沉沉。
乍一看，这两首诗很不相同，苏轼写的是中国古代官宦生活中的场面，斯奈德写的是美国西部印第安猎人的生活，但二诗的旨趣和艺术结构的确是相同的，两首诗都在最熟悉的常见事物上展开，似乎毫无深意。但正因为常见，意义就可能更丰富，已知可向未知延伸，形象就向哲理推进。这是一种经验性的彻悟，是寓深于浅的禅机。
到70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与绿色运动兴起时，斯奈德成为这个运动的诗歌代言人。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积满脂肪的病态血管中，随着每一次脉跳，结局就推进一寸”。文明已搞过头，反过来威胁人类生存，斯奈德曾再三说：“这可以用杜甫的一句诗来说明——国破山河在。山河依然，但王朝似已覆灭。”
这样，玄妙的禅理就不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挽救人类的必需，诗歌则在这拯救使命中担负一个重要角色。
松树在沉睡，杉树在发芽
花草挤裂了路面。
八大山人
(一个目睹明朝覆灭的画家)
住在树上：
“虽然江山已亡
笔
能绘出山河。”
这样，斯奈德越出了与世无争的寒山的圈子，走向“能把出世的佛教、道教，与入世的儒家精神结合起来的宋代诗人”。
会议结束，我们握手道别时，我问斯奈德：“你认为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脸上依然是那迷人的微笑：
“我是个儒佛道社会主义者(a ConfucianistBuddhistTaoist Socia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