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
高罗佩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说(Judge Dee Mysteries)影响远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汉学圈子的西方人，了解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哪怕汉学专家读，也没有“硬伤”败了胃口；而西方大众了解中国，往往是“狄公的中国”，这个中国，是一个多姿多彩相当引人入胜的中国，比起中世纪灰色的欧洲有趣得多。甚至专门家也受狄公小说影响，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
高罗佩已经是个传奇人物，外交官本是责任重大，案牍劳顿，代表国家关心时局都还来不及，尤其像高罗佩这样的外交官，二次大战前后远东最乱时，担任荷兰驻中日使节，五六十年代连续爆发中东战争，他驻节黎巴嫩。最是焦头烂额时，他却临乱不慌，收集中国绘画，研究“中国性史”，演练琴棋书画，悬写公案小说。果然，今日高罗佩声名远播，不是他的外交生涯，他的汉学也只是圈内的题目，他的业余爱好“狄公案”系列小说，不仅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题目，在中国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影视故事：狄仁杰取代了包公，成为中国传统司法公正的象征。高罗佩说他自己明白一身三任各有目的：外交官是他的职业，工作却只有暂时意义；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学术有永久价值；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是消遣。高罗佩虽然享年仅57，但是一生著作极丰，兴趣爱好更是三头六臂：他是名士派头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重要汉学家。
高罗佩1910年出生于荷兰，5岁起就到雅加达上小学。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让他很感兴趣；读高中时开始学习梵文；16岁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18岁回荷兰在莱顿与乌特雷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一生竟然“学通”了15种语言。上大学前，他已经参加编辑印第安“黑足族”(Blackfoot)词典，他的学士论文是《如何改良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的法律》：东南亚的这个社会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可见20岁的高罗佩眼光之远，也看出他对中国的同情由来已久；他的硕士论文是米芾《砚石》英译；25岁以中日印藏诸民族的“拜马教”考证，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弱冠就初露端倪，而他的兴趣太广泛这狐狸特征，年轻时就太明显，幸而一生未改。关于高罗佩的传记之一《三重生活的人》（A Man of Three Lives，Amsterdam：Forum，1993），把他的一生写得多姿多彩，国内应当早日译出，毕竟有奇人才有奇特事业。
1935年高罗佩入荷兰外交界供职，他的一生在东亚南亚不断调任，他自己深以为苦。恐怕唯一觉得有意思的一段，是1943-1945年为荷兰流亡政府任驻重庆使馆一秘。当时重庆外交圈文化人云集，苏联的费连科，美国的费正清，英国的李约翰，都是战后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国文化人更是一时之选聚到一起，他如鱼得水，天天来往无白丁。
先说高罗佩的艺术爱好：他琴棋书画无不擅长。20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高体”字独树一格，风姿高迈，中日专家均能识别；他曾师从叶诗梦学古琴，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1941年作有英文专著《琴道》，追踪中国古琴流传日本的历史；他发现了将曹洞宗带到日本的禅宗大师东皋心越的大量资料，1944年在重庆出版《东皋禅师集刊》，为佛学史补缺；曾学围棋，最终达到的段位未考；曾学中国画，译陆时化《书画说钤》；曾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gibbon)，并亲自养猿长期观察，作《长臂猿考》，1967去世那年才出版；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题款；曾学治印，历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谱，齐白石题名，一如中国名士，雅号、笔名奇多，换一个就刻章；中国文物书籍收藏颇丰，并且大有收藏心得，1958年出版500多页的巨著《书画鉴赏汇编》，却只印900多本，目的是教西方收藏家如何辨别真赝中国文物，并且以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说明什么是假货，这做法很有自知之明。
抗战时期在重庆任荷使馆一秘时，与时任使馆秘书的水世芳女士恋爱，水为张之洞外孙女，名门之后，齐鲁大学毕业。在重庆举行一西一中两次婚礼，贺客盈门，多为中西文士。他和学路相近的李约瑟的多年友情与学术争议，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
高罗佩在重庆街头的书摊，找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他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仿作”了一本狄公案故事。按他的原计划，英文只是草稿，再写成中文与日文“定稿”，可谓雄心勃勃，目的是提醒中国人，应当在中国“恢复公案小说的传统”，这个传统比福尔摩斯强多了。
狄仁杰在历史上是政治人物，武则天朝的宰相，关于他的吏治几乎无记录。《旧唐书》唯一的话并不让人信服：“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清初出现的无名氏《武则天四大奇案》六十四回，上半部说狄仁杰任昌平县令，如何破了三起同时发生却不相连的杀人事件，后半部是狄仁杰进京处理武则天****，恢复李唐皇朝。无论是正史，还是这本小说，都没有把狄仁杰这人物立起来，比起中国俗小说中的正义化身包公、施公，狄公过于单薄，难以成三。说狄仁杰是高罗佩的创造，没有任何夸张。
高罗佩第一本书《迷宫案》写成时，正是1949年，中国出版界顾不上狄仁杰，日本出版商认为此书把几个和尚写成坏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嫌，危及战后日本敏感的社会关系，此书的日文本几乎无影响。1952年高罗佩从日本调任印度新德里，曾把《迷宫案》从英文译成中文，题为《狄仁杰奇案》，在南洋印刷社出版，高罗佩一再说“英文为稿本，中文为定本”还是当真的：他真的写了中文本！该译本前加了楔诗一首：
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偏。
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
我读过高罗佩的中文旧体诗，对仗相当工整，真是下过功夫的，不然何以为名士？但是读来终究是“做出来的”，难以像真正的中国旧体诗大师，挥洒如意而自然天成。但是高罗佩这首俗词，却吓了我一跳：如此合辙上调的“白话唱词”，不拿文人腔，不掉书袋子，民间艺人口吻活灵活现。如果高罗佩能按原先计划把《狄公案》全写成这样的中文，就是千古一人了。中国人能以西文写小说者并不多，西人能用中文写小说者，高罗佩千古一人。
1953年新加坡版《狄仁杰奇案》，依然无甚影响。最后英文“稿本”被看中，出版后大获成功。高罗佩一发不可收，只能再写四本，《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五本《狄公案》。高罗佩本准备就此歇笔，此后也好几次宣布封笔，但是广大读书界欢迎，出版社不断施压，要求每年一本，欲罢不能了，只能长年外交任职中再接再厉，共写了16本狄公小说，包括一本短篇集。1967年高罗佩患癌症去世，此时狄公案已经大受欢迎，高罗佩也正写得高兴，小说已经开始译成法文等。天假以年，我们能看到的狄公案肯定更为丰富。
这些小说中的狄公，不是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也不是行径诡秘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甚至不是二者的结合。狄仁杰的性格非常讨人喜欢：幽默开朗，时有睿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恪守儒家信条，对人性的弱点却具有怜悯之心；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
而他的上司同僚，都是昏庸颟顸，只求升官，不问民间疾苦。地方上的狱吏捕快，则腐败堕落，与犯罪集团沆瀣一气，鱼肉乡民。狄仁杰在这一片混沌黑暗的阴谋暴行中坚持正义，对抗罪恶，却并不摆出一副怨天尤人、唯我独醒、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海瑞架势。如果中国历代“清官”都有狄公的迷人性格和机变能力，中国政治传统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