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下半期跨延整个20世纪的左翼思潮，其出发点之理想主义色彩，有时有相当强的道义力量：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情绪，世界大同理想，至今对我们这个种族纷争的世界，有强烈感召力。
大同说的一个最乌托邦的方案，就是全人类说同一种语言。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各种“世界语方案”。大致可以分两类，一是“已用语方案”，例如瑞恰慈的“基本语”(Basic)，实际上是简化英语而成。此种运动非常困难，因为“英美文化霸权色彩”很招忌。“人造语方案”则可以躲开“偏向某民族”的陷阱，至少看起来对每个民族都公平。19世纪末，出现的人造语很多，有Interlingua， Ido， Novial， Volapuk， Occidental 等。
所有的人造语，实际上都是以欧洲语言为基础，虽然只有Occidental明白声称只想统一西方语言。流行最广，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运动的，是Esperanto，中文借用日文译作“世界语”，实际上应当译成“希望语”，胡愈之等曾建议译成“国际语”。其“使用者”（所谓Esperantisto)曾经超过十万，而且的确跨过了东西方界线，在东方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不少拥护者。由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坚持努力，世界语在中国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拥护者。我在70年代末读研究生时，同学中还有北师大的周流溪等，依然热心于世界语。随着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全面退潮，恐怕这是最后一代了吧。
“世界语”是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所创造。实际上是把拉丁语系诸语言打混后消除复杂语法的产物。由于规则简单明了，可以依理创造，也由于所有的西方语言本来就保留大量拉丁语源词汇，几乎不用记单词，所以，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欧洲人，用几个小时就能“学会”。Mi havas bona amiko.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无论是否学过世界语，都能猜出这意思是“我有个好朋友”。
不是欧洲人，还是得记忆词汇，但是通用词根只有2000，其余靠搭建构成。一个语言，没有标准发音，标准用法，没有变格变位，没有经典文献，没有成语惯用语，甚至没有“优劣”之分，对任何想学习外语的人，真是个大解脱大自在。
无怪乎世界语首先吸引了两类人物：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匡互生、蔡元培，年轻的巴金；一度盛极的“中国社会党”党员中有不少世界语拥护者。蔡元培1912年任教育部长，提出把世界语列为小学课程，虽然因不久就卸职而未果，后来还是有不少学校，把世界语作为必修课，如上海南洋中学，江湾劳动大学。民国初年，以函授方式学习世界语的中国人已经有7000，可以说是民初最大的“民间文化团体”。
20世纪中国世界语运动，最有名的人物，可能是胡愈之。1896年胡愈之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上虞县。在绍兴中学就读时，鲁迅在该校任“学监”。胡中学时就开始专攻英语，可能是受了绍兴籍前辈蔡元培影响，少年胡愈之很早就醉心世界语，以“函授”方式学习。1914年18岁时，胡进入商务印书馆做“练习生”，不久就成为《东方杂志》的实际负责人，又是著名的开明书店发起人之一，在浙江人势力大的民初出版界，很快建立了声誉。抗战军兴后，胡愈之长期留在南洋，为新马的华人文化觉醒，做出不少贡献。
五四运动发生时，才20岁的胡愈之已经是中国最精通世界语的人之一。此后一生胡愈之热心世界语运动，成为世界语在中国最持之以恒的推动者。他于1920年发起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据说是全球世界语运动历史最长的团体，他开办的讲习班、函授班，鼓励了不少有志青年。
而且他亲身实践，创造了一个“奇迹”——用世界语走遍天下。1928年胡愈之留学欧洲，如当时许多中国学生一样，他选择了因为通货膨胀而中国银圆相对值钱的法国。当时他不懂法语，全靠“世界语同志”帮助，才得以在巴黎安定下来。1928年当年，作为中国世界语代表，参加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召开的世界语联大会，后来又参加牛津大会。1905年柴门霍夫于该年出版他的《世界语基础》，世界语联在意大利波罗涅召开第一次会议。此后每年开会，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中也拒绝暂停，说是战争起因于狭隘民族主义，此时世界语更要坚持。年会经常有千余自愿参加者。所有的参加者，都用世界语交流。
以他的世界语能力为跳板，胡愈之很快学会了法语，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
1930年，胡愈之归国，想顺陆路访问各国。在德国和波兰，一路有“世界语同志”接待。苏俄当局没有同意给胡愈之签证，但是他在莫斯科站台上，竟然看到挥舞着世界语绿星旗等着他的两位女“同志”，莫斯科世界语者轮流陪他参观访问。胡愈之旅行欧洲时，正是世界经济危机严重，陪伴他的“同志”，大部分刚成了失业者，各国世界语同志的聚会，讨论的除了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此时苏俄却是“五年计划”，“集体农庄”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这个对比给他的印象太深，而俄国世界语同志的热情，也太使他感动。他回到中国后，写了《莫斯科印象记》，一时脍炙人口。
胡愈之的“世界语之旅”，也成为佳话，对中国世界语运动促进极大，不少人的印象是：世界语真能通用天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胡愈之独闯天涯，靠的其实不是世界语，而是共享这个语言乌托邦的“同志之情”。中国学生像胡愈之那样“适应”西方之快，交上的朋友之广，的确是不多的。胡愈之承认，经常他“像王子一般被优待着”。
20世纪有许多乌托邦思想，成为大规模的群体实践后，结果大都不妙，事与愿违。说是“通地狱之路是善意铺就”，任何乌托邦过分热心，都会造成灾难。但是“世界语”这种语言乌托邦，我看不出给谁带来了灾难。20年代初，曾有人指责世界语为“伤害民族精神”，后来就听不见如此意见，毕竟没有人建议用世界语代替民族语言，只是一种国际交流语。世界语的支持者，的确比较激进，他们的乌托邦精神，更接近无政府主义。
现在回想，世界语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在狭隘民族主义猖狂的20世纪，抵制了种族主义。理论上说，世界语并没有任何民族文化作背景，其基础与其说是西方语言，不如说是已经消失的拉丁语。俄国的流浪盲诗人爱罗先科1920年到上海，胡愈之等人大力推荐，北大聘请教授世界语，周氏兄弟第一次有机会直接与东欧作家交游，并参与成立北京世界语协会。从鲁迅周作人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这场友谊，对他们的思想发展很有影响。爱罗先科的“忧郁”，与他们的气质颇有默契。此后多年，鲁迅一直关心世界语，曾经多次鼓励鲁彦、孙用等人从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中国读者最早读到裴多菲、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诗，都是从世界语转译。
1933年，中国世界语界欢迎法国作家兼世界语者巴比塞等来华访问。中国与日本，实际上是世界语在东方最重要的基地。中日世界语人士互相鼓励，互相访问，共同反军国主义，在30年代，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工作。此种理想精神，难能可贵。
中国作家中世界语精通到能写作程度的有巴金、鲁彦、楼适夷、叶君健、胡绳等，巴金曾计划自己动手把《家》译成世界语。学过世界语的，就太多了，萧红曾有文记她上世界语学习班的趣事。
胡愈之1936年还有一次欧洲之旅，同行的有十九路军的陈明枢与女作家胡兰畦，但是他们不知道胡愈之到欧洲做什么，同样，胡愈之也不打听胡兰畦他们做什么。其实都是到欧洲做政治活动。胡愈之是受杜重远之托，代张学良与共产党联系，到法国找吴玉章，吴让他到莫斯科找王明。恰好胡兰畦她们也转到莫斯科。看来这是个政治活动频繁的年头，大事随时可以爆发。胡愈之此行，看来是导致西安事变的一连串事件的起头。
此后经年，胡愈之一直热衷于世界语事业。50年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主义”，世界语运动被迫停止多年。胡愈之当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主编，应当说仕途顺利，但是“世界主义”的帽子套到了头上，也只得乖乖地沉默自保。后来世界语作为对外宣传阵地的一部分，得到恢复，北京甚至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出版社”。
今天，世界语运动还有人在坚持，但是英语成为世界语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也只会有增无减。有人甚至预言，到2200年，汉语和阿拉伯语，可能是残存的母语，其他母语都会消失：英语会把人类世界推回到“巴别塔之前”。这是个大题目，此处不赘。对于坚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世界语运动，这个结果，是没有想到的。
胡愈之于1984年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被授予最高荣誉称号“名誉监事”；两年后，1986年，在北京召开世界语年会，空前盛大，有1600人参加，是世界语运动的回光返照。可惜，胡愈之在会议开幕之前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