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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歌手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矮矮墩墩，戴一副黑框眼镜，长得活脱是个保险公司推销员。此人在戴安娜王妃葬礼上唱一曲《风中的蜡烛》，据说现在成了风行的安魂曲。也就是说，如果你死前不挑不拣，在进入熊熊烈火时，就有此曲伴行。由此想见这位先生版税之高：火葬场想来不使用盗版。
且说这位艾尔顿·约翰先生钱自奉不菲，他每个月花在买鲜花上的钱就是3万英镑（接近40万人民币）。报道一出，舆论“大哗”，老百姓一片赞美。都说约翰先生真是好人，3万英镑，至少保证了30个花农卖花姑娘插花师傅的月收入（英国蓝领平均月收入1000多英镑）。花犹如此，艾尔顿·约翰其他开销，就不用说了。“不像那些财迷，都拿去买股储蓄生息，对社会没有贡献。”
若干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段“大众评说”，很吃了一惊。觉得英国老百姓太糊涂，艾尔顿·约翰应当打屁股。
须知，那时候，杜维明等预言，享乐主义的西欧日薄西山，克勤克俭的东亚儒家文明，更符合韦伯说的资本主义清教精神，因此，21世纪是东亚世纪。当时统计，日本人储蓄率是40％，而英国人仅仅4％。连刚访问东亚回来的英国首相，都教训英国工人阶级：不要老是罢工要求涨工资，不要狠命要求立法规定最低工资线，好好学东亚人的勤勉，省下每分钱存进银行，东亚经济奇迹，靠每个人贡献。
时到今日，我更相信21世纪是中国世纪，理由却与杜维明的新儒家之说恰好相反。千年走到底，我们发现英国“糊涂百姓”，原来是对的：市场是否繁荣，是否“客隆”，是经济最重要因素，首先要有人愿买，才有人生产，有人开店。“外需”最好，“内需”也不错。这个世界，现在靠消费需求运转，没有订单，任何公司，任何大学，一律完蛋。消费者信心，市场需求，成为“经济健康”的最重要指标。
既然如此，拥有世界最大消费“潜增长力”的东亚，当然是世界的未来。专家预言：今后20年全世界新增的消费力，一半在中国。
在早期现代，人是生产者，经济主要是生产，社会是个大工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们分成剥削受剥削两大阶级。
而晚期现代社会，人是消费者，社会是商品如山的大市场，文化是色彩似海的广告板，人生劳作赚钱，购买有用无用之物，让别人赚到钱，来买你的有用无用之货：社会分成大小消费集团。
因此，如何挑选商品，这个好像是让智弱者回答的问题，现在成为根本的根本，替代了一切制度问题，哲学问题，人生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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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挑选岂是容易？
我们先来说说挑选的基本问题：装修一套房子，就铺地一项，我必须在各色地板地毯之中选择其一，就墙面一项，我必须在各色涂料墙纸瓷砖等选择其一，就窗帘，沙发，门户……都必须择一。而在我选定之后，候选却没入选的项目，就隐入幕后，而在选定之前只存在于我心中的搭配，现出其组合效果。
所以，我的选择受整体组合的影响，而整体组合又是分项选择的结果，两者互相依赖：选择投影为组合，组合为选择的根据。我挑选每一项，必须想象它们将组合成一个什么样的套房。如果我没有这样一个总体构思在胸，最后装修好的房子将是非中非西，非驴非马，不三不四，毫无章法。
房子装修中大部分是符号，就符号而言，组合成的意义，远比物件本身重要。因此，如果装修不得法，装好的房子，价值还不如没有装的房子，潜在买主可能全部拆掉重装。
显然，如果没有什么可挑选，如何组合就只是习俗。一旦选择范围很大，成为“宽幅”，对组合的要求相应就很高，不然就无法挑选。
这就是消费文化的一个基本矛盾：消费社会要求我们各自挑选，这个文化急剧地扩大：市场向全世界铺展，同时吸纳全世界的产品，就像水果鱼类，全世界的物种都成为选择对象。作为挑选的主体，我们心里却没有足够的“想法”，或“道理”，随着社会习俗的瓦解，随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甚至不再坚持一种想法。因此，这个文化越来越成为“单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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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这个时代为“晚期现代”，而不用“后现代”这个时髦词。
“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是很多文化学者，从9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的术语。此后一段时期，“后现代”之说甚嚣尘上。后现代强调现代性已经过去，目前的“后现代”社会，与现代之间有大断裂。但是，90年代后期网络化，数字化，以及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浪潮，应当加强“后现代”倾向，断裂更深宽，“后现代主义”论述的诸种弊病反而更加明显，各种关于历史终结的断言，让人觉得荒谬。因此，不少文化研究者建议回到“晚期现代性”的讨论上来。
也有不少学者用其他术语，例如贝克（Ulrich Beck）称之为相对于“初始现代性”的“第二现代性”；鲍曼（Zygmunt Bauman）称之为是相对于“固态现代性”的“液态现代性”，或是相对于“沉重现代性”的“轻巧现代性”。瑟理弗特(Nigel Thrift)称之“软件现代性”，相对于“硬件现代性”。这些术语大部分是描述性的。晚期现代性多相多态，单一术语总会有偏向，相对而言，“晚期现代性”是个比较合适的伞形术语。
前面已经说过，早期现代，可以简单称为生产现代，晚期现代，可以简称消费现代。我个人觉得，晚期现代性与早期现代性的对比展开，至少比后现代与现代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尤其在“现代方案”远远没有完成的中国，大谈后现代性，不仅对不上号，甚至出现理论误导。试看下面的对比，当今中国明显兼有两者：
首先，早期现代有对理性和知识的信心，认为理性将使人类不断趋向完美。与此相联系的是盛行数百年的各种“解放哲学”——旨在把人类从各种不自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取得自由的哲学。最近的两波“解放哲学”浪潮，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晚期现代，则无须再“解放”，大部分哲理追求，旨在寻找意义，海德格尔被重新发现，就是一例。
早期现代性的社会控制方式，倾向于福柯所说的强制性“全景控制”。晚期现代社会，控制更趋向于间接性的符号调节，用利益作杠杆，控制人的欲望和需求。
早期现代的生产象征是大体积重型工业，大型建筑，大量雇员，沉重的设施和产品，与之配套的巨无霸管理机构；晚期现代则一切从轻，表面上是电子化数字化的结果，实际上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思维方式，在于国际间分工。
早期现代以自由资本主义为主导生产方式，社会上必然引发严重的贫富不均，阶级分化，社会关系紧张；晚期现代主导的生产方式，是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以及福利资本主义。贫困据称已经被局限于“结构上被忽视的边缘贫困化”。
应当说，晚期现代社会，试图纠正早期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别明显的不公正，以及社会政策的偏差，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赤贫化，劳动者的个人本质，被社会分工所代替。但是晚期现代并没有“解放”工人阶级。晚期现代社会继续发展了人的全面异化，只是形态不同：晚期现代性剥夺了人的社会联系，个人被“原子化”，从集团，阶级，社群联系上被剥离下来。表面上个人的自主权增大，却导致人生意义被剥夺后严重的无助感。
在早期现代社会，房子装修的可选性相当有限，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都有约定俗成的做法，强势组合不留下挑选余地，哪怕有可选余地也不让选择。晚期现代社会不仅选择轴宽，而且不断疯长。
这当然不是假定所有的选择对每个人都同样开放，社会弱势集团，可能以财力为第一选择考虑，对于大部分人，问题却变成无能力选择，无法自己找到一个“自己的风格”。在这些眼花缭乱的选择可能中，不是乱了章法，就是取用现成“豪华宾馆式”装修，余下的只是几星的差别。三星以下，属于今日的无产阶级。
晚期现代社会的选择中，我们看起来自由的，表面上没有任何权威能把一切强加于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原则，就只有采用社会提供的现成原则，接受事先安排的组合。作为消费者，我们面对的，不是选择过多（这应当说不是坏事），而是无法选出一个“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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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经验中，不是一个个横组合段单独存在，而是许多“意义”互相牵制。装修房子可能显得太琐碎，但是这点小事，于我们的学业，专业，事业，婚姻，子女求学，提升可能，离婚可能，退休可能，迁徙可能，所有这些，都会影响貌似简单的房子装修问题。房子装修落入生活经验的总体意义性之中。
更具有社会性的是择偶婚姻，这也是使我们最为焦虑的选择。在传统社会，横组合的社会规约（八字相配，包办婚姻）剥夺了个人自由，倒也省却了选择烦恼。在早期现代社会中，门当户对，社会集团的内部利益联姻，简省了选择过程。到了晚期现代社会，似乎择偶是绝对自由。尤其生育率降低，不必考虑子女素质，挑选可能似乎是绝对无限。
在这个围绕单轴旋转的社会中，没有家族与社区的联系，没有对第三方的义务，人与人只是陌生人，互相之间只有所谓“公民冷淡”。与陌生人要建立亲密关系，不得不依靠自愿奉献，互相承诺，同时耐心期待回报。这就是所谓“纯然关系”。这种关系的美妙之处，是看起来没有利益考虑，没有“郎才女貌”中的讨价还价；不妙之处，在于任何时刻可以中断。暂时的相信，难于发展成信任，更少可能发展成信心。
而且，没有预设的社会联系，面临的选择区宽得无边无沿，择偶只能是机遇选择。没有预设意义的纯然选择，只能是一时冲动。在这样选择中，自我只是自由状态的飘浮。
婚姻如此，人生其他“缔盟”也无非如此。这样，晚期现代的人生，就很像一系列勉强兼容的片断，最大的可能也只是暂时的可信度。很像延续许多集的肥皂剧，兴趣散乱而片断，远非早期现代性的长篇小说格局。
越是封闭的系统，越能“解决”如何生活的问题，而越是开放的体系，越是无法提供现成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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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脱意义失落的弥漫性焦虑，使它不至于过分损害自我，人们不得不寻找权宜性“替代意义”。替代意义的虚幻性实在太明显，趋之若鹜的大众，一旦认真思考，可能都不相信，但是它们提供的满足，却是即刻而有效，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它们有意义。
第一类替代意义，我想命名为“自恋性”意义。传媒本是提供信息的，但是传媒上充满了有意种植的价值观。
广告很少告诉我们商品的品质，经常说的是商品的使用——不是使用效果，而是使用的邻接：运动鞋与名球星连接，化妆品与名美女连接，时装与明星连接。连接的目的是让观众自然而然地发生联想到，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选择该产品。
甚至，广告会明打明地说明这个连接不是真的。例如“潘婷香波隆重推出其形象代言人章子怡小姐”，明明白白告诉观众：章子怡不一定用这个香波，只是收了钱而已。商品之所以时髦，是因为“时髦性”，而名流之所以知名，是因为“知名度”。
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煽起风尚。风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允许“沾边”。一切关于自我意义的烦恼问题，都可以在消费商品的“时尚性”购买中得到解决。选择现在不仅有了意义，而且有一个响亮的缩写式的标题。艾尔顿·约翰会不会挑选鲜花，是很次要的问题，要紧的是买“艾尔顿亲选”的花，人们就觉得沾上了名家仙气，赢家福气。
这时，狂热就出来作为万能意义。亦步亦趋，跟随某种选择，就会成为回答一切的解释。于是晚期现代性就恢复到传统社会的巫师时代，听凭某个权威之源提供一个强力意义，提供个人生活经验的全部意义。破碎的主体似乎又取得了一个完整的表象。
“白领丽人”“粉领佳人”说法过时了，今年夏天标题为“小资女人”。关于小资女人的文章到处刊登，《如何做一个小资女人》的书狂销。“小资女人喜欢得到的十种礼物”等等之类的挑选清单公然列出：SK－II护肤品，欧莱雅化妆品系列，固定号码的香奈尔香水，上班宝姿套装，下班纯棉休闲服，晚宴低胸晚礼服，水果沙拉，星巴克咖啡馆，听歌剧CD，读村上春树。
这个选择基本做定，这个意义也已经确认。无论如何可笑，农村进城的打工女，也会用假货顶替。因此选项要经常提高档次，不让打工妹潜越。香水必须香奈尔，而且必须8号！
有个外国朋友到中国旅游，问我为什么中国农村房子上都有个铁塔，难道家家要那么高的天线？他不明白那是农家型“东方明珠”。
东西方导演们弄出多少小“豪门恩怨”，也是心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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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替代性意义，我想称之为“怀疑性意义”。比较“有想法”的人们，喜欢采用这一类意义授权方式。
晚期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特点是知识专门化。传统社会的巫师，先知，或牧师，能解决一切疑难；早期现代社会，则有“文艺复兴式巨人”，有从康德到杜威罗素那样几乎能够讨论任何哲学问题的大师。晚期现代社会，却是分工极端细密，凡是能分的科目，必然再分。每一门学科都有一批专家，他们的权威来自领域的狭窄，来自不想让外人明白的行话。
面临选择难题的人们，应当相信专家的意见，这点没错。专家如果出错（例如什么物质能致什么癌），也是专业知识进步过程中的错误。问题只是在于专家的选择不是终点，选择要能与其他选择相配合，才能形成有意义的组合段，这样就需要一系列的专家。如果普通人都心存犹疑，一门专家可能更怀疑另一门专家，过于狭窄的专业范围造就了专家，但也使他们之间难以形成具有权威的连贯意义。
这两种替代意义，会联手出现，此时可能让大众上瘾：电视上的专家，专家式的明星，其判断之决然，使个人完全失去选择能力，以及寻找事物之间关联的能力。这是晚期现代社会的特有异化形式，主体与价值的脱钩，而且同样保障并且掩盖利益集团的统治本质。与旧式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起作用的方式是软性的，诱导的，不作强行规定。当人们没有其他意义方式，它们也就起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近日南方朔先生在《万象》上批评，“文学和哲学理论家谈他们不够资格谈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论点自然大可怀疑，在后结构及后现代的此刻，文论家的狂恣日盛，无论什么问题都敢掺一脚。”
南方朔先生是在评一本书，那本讨论“全球化帝国”的书，的确不怎么样，同样不怎么样的是南方朔的书评。须知，这样的全球政治文化问题，恰恰不是专家能讨论的，恰恰是专家们，无法把不同门类的意义（例如国际政治与经济学——没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科目），组合进大框架之中。
所谓文论家，就是文化理论家，现代文学理论，大部分都是文化理论。如果文论家没有资格指手画脚，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