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时，立有遗嘱，委托他多年的女秘书海伦·杜卡斯，他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助手奥托·纳散，监管他的所有稿件，直到“适当时候”全部移交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当时以色列正在打仗。
这两个人就自封为爱因斯坦名誉守护神，守着档案几十年不交出。他们严密监视所有传记作者，不让接触爱因斯坦“与科学研究无关”的私人信件。这很难做到，爱因斯坦写信往往什么都谈。
如此严密监管，只能引起人们怀疑，于是关于爱因斯坦的艳闻不胫而走，曾在何处访妓，谁是他的私生女，甚至他是否死于梅毒，不一而足。
这个铁桶也似的监护，终于出现漏洞。1957年，爱因斯坦第一次婚姻的儿子，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一位流体动力学教授，在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一纸箱爱因斯坦早年信件，他准备在苏黎世出版。两位监护人闻讯大怒，在瑞士法院上诉，出版社败诉，因为“侵犯版权”。
1968年，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当职员时的密友贝索的后人，发现数量多达百封的信件。那段时期，正是爱因斯坦在冥思苦索相对论之时，科学史家大喜，但是出版时又遇上两位监护神打官司，要求删去私人生活内容。
1971年，克拉克所著爱因斯坦传出版。作者虽然没有引用原文，两位监护者一读就明白，作者读过一批他们不知道的私人信件。于是穷追猛打，以官司相威胁，迫使作者改写重版。
7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40卷《爱因斯坦书信集》，主编却发现他没有编辑权，告上法庭。这次官司一打就是十年，直到80年代两位“监护人”先后去世，赢得科学史界一片欢呼，所有文件终于全部移交到希伯来大学，任何研究者或感兴趣者，都可以去阅读。
于是，在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好几本注释详备的《爱因斯坦私人生活》《爱因斯坦秘传》等等的书。这些书集中写爱因斯坦生活中的男女关系，他屡次失败的婚姻。读下来，不仅爱因斯坦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而且他处理男女关系相当糊涂，常常弄得不堪收拾。
传记作者要求引用私信，完全可以理解。爱因斯坦传记有上百本之多，写一本新的，总得有一些新发掘出来的资料，私信当然是宝库。
但是“揭人隐私”是否道德？这要具体看。所谓名人，就是人人瞩目者。满世界芸芸众生，受注目是极少人的特权。被注目者，要求水银灯只能照出光彩，不能露出瑕疵，恐怕难矣。既要当名人，就得承受当名人的代价：不再拥有完整的隐私权。
此种传记是否低级趣味偷窥狂？这点我同意。不过，崇拜名人本身趣味就成问题。
爱因斯坦成为传说人物后，传媒狂追爱因斯坦，请他在任何问题上发表意见。爱因斯坦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敬若神明。在英国讲学时，主持人阿尔登勋爵的女儿，与爱因斯坦握手时当即晕倒；在爱因斯坦收到的信件中，甚至有人问：“你真的存在吗？”
对这样的人物，我本人愿意读读他生活中的“隐私”，也希望大家都读读。不为别的，就为了重新证明“人无完人”这条必要的常识。读了以后，选20世纪最伟大人物，我更愿意投爱因斯坦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