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作为毛主席政治秘书的特殊地位，为了便于为******工作，******举家入住中南海，所居勤政殿的两间房子，与******所居的丰泽园相距不远。“**********”开始后，******同江青产生矛盾，江青说他干涉******的工作。恰巧******第三次娶的夫人刘叔晏在钓鱼台住处做了一件不适合她身份的事，江青下了逐客令，1966年底******举家搬出中南海。有人说******“嗜书如命”，1949年之前就注意购买收藏各种书籍。新中国成立之后，条件逐渐改善，******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都花在购书上。据记载，******倒台被抄家时，个人藏书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各有3万多册，线装古书另放一室。这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刘少奇领导下参加了《******选集》的编辑工作，其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矛盾论》的修改，获得******的首肯。******看了这两篇修改稿，曾给******写信，说“想不到你修改得这样快，这样好”。通过参加编辑《******选集》，******系统地阅读了******的著作。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时，******发表了著名的《论******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一文，随后又发表《******论中国革命》、《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等政论文章。以上述诸文为标志，******的工作重心由反蒋讨蒋转到草拟****党内文件和宣传******思想上来，以至于到“**********”时被誉为“最善于发挥、阐明******思想”的“最好的理论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政事繁多，******的秘书班子任务自然更重了。当时，党和国家的很多社论、重要文章，有的是秘书谈想法，草拟初稿，再经******过目，修改定稿；有的******出思想、出路子，由秘书草拟初稿，再由******修改定稿；也有的是******亲自起草，然后征求秘书意见，共同研究后定稿。作为******主要政治秘书、又深得******信任的******，自然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到“**********”前，******几乎参与起草了所有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大报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二十五条》）、中苏论战若干社论、“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报告、1965年的《农业二十三条》等。另外，******两次访苏，一次是1949年底到1950年初，一次是1957年，******都跟随去了。
最近的一些资料表明，****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是******提出来的。
1956年召开的****八大，******和胡乔木这两大“秀才”各有分工，******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及其决议，胡乔木负责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刘少奇主管前者，******主管后者。八大政治报告是预先准备好的，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是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由******执笔起草的。1956年9月27日下午将要表决政治报告，******还在推敲内容。八大政治报告中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在起草政治报告决议草案时却想加上主要矛盾的内容。他先是写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这样表述不够精练，到了27日上午，******想到了列宁的一段话，于是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修改好的稿子已经来不及请******审阅，下午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并获得通过。坐在******旁边的叶飞后来告诉******说：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表述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三天以后，195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中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主要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由****七大时第47位的排名次序“前进”到第21位。
这时的******，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秘书班子，遇有重大政治任务，秘书班子有的搜集材料，有的起草初稿，再也不是******自己单枪匹马地爬格子了。
六、疯狂的年代，罪恶的人
1966年上半年，正是“**********”暴风骤雨的前夜。政治嗅觉敏锐的******，通过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预感到一场剧烈的政治斗争即将来临，于是加入江青、******、******政治批判的队伍，参与了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的修改。此文于1966年4月2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同月9日到12日，根据******的指示，**********召开会议。会上，******与康生一起发难，揭发批判所谓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会议根据******提议，指令******和康生负责起草一个“通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5月16日，正式通过了******和康生起草、******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通知》，即“**********”。《通知》杀气腾腾地宣布：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确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任组长，康生为顾问，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为组员。如此一来，因协助******推动“**********”有功，******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在那疯狂的****年代，利用他特殊的职务，起到了别人没有起到的极其恶劣的作用，成为那一时期的人民的罪人。
1966年5月31日，按照******的指示，******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同时******负责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宣传，控制了全国舆论阵地。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参与撰写，经******修改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打倒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祖师爷”。2日，******掌控的《人民日报》在全文刊登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和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他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宣称当时坚持正确领导的北京大学领导班子是“****集团”，号召人们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切“牛鬼蛇神”造反。自此，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全国****轰然而起。
为了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经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 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力图稳定混乱局势。但7月上旬，******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表示对他反工作组的支持。以后又与江青一起，以调查“**********”运动情况为名，多次去北大、北师大等校，煽动学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
7月18日，******、江青等向******告刘少奇、******等人的黑状，污蔑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随后，7月25日，根据******的意见，****中央做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各大中学校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新高潮，形势更加混乱。
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8月7日，******在中南海贴出，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随即转入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揭发批判。******和****等一起，对刘少奇、******进行污蔑陷害。第二日，即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人们“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从而把运动推上了盲目的大规模混淆敌我和是非的错误道路。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的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从****八大时的第21位，一跃而至第5位，位居******、****、******、陶铸之后。不久陶铸被打倒，******自然晋升为第4位。
8月18日，******主持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在开幕词中，他给******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从此以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这一说法风靡全国，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很快达于极点。
从以上基本事实看，******“对**********”的发生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在随后的打到彭真、刘少奇、******、陆定一，以及迫害陈毅、刘伯承和诬陷朱德、李先念、叶剑英、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中，******都有着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中的另一项罪恶是一手制造了“冀东惨案”。
进入1967年，“**********”进入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阶段。经过几个月的全面****，到1968年9月，除台湾之外，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8月，继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之后，******又指示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各地形势稍有好转，河北的形势也稍稍稳定下来。但是，1967年12月26日，******来到唐山，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中，冀东是我著名敌后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骨干。作为中央****小组组长的******，别有用心的这一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致使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84000余人惨遭批斗，2955人被迫害致死，株连到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时冀东大地一片黑暗。这就是******制造的“冀东惨案”。
1980年审判******时，******承认自己在“**********”中犯有三项大罪：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实际上，******在“**********”中的罪行远不止于此。但即使就这他承认的三条，说他在“**********”时期是人民的罪人，也已经足够了。
晚年的******在回顾上述往事时，承认“**********”“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承认自己那时“愚蠢至极，负罪很多”。
七、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风波，******开始失宠
1967年8月26日，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后，中央****小组只剩下******、江青、******、******，还有顾问康生五个人。随着******与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中央****小组越来越孤立。位居中央****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和******勾结在一起，反倒成了当家人。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17号楼，成了“中央****”的代名词。江青、康生、******联合起来决定事情，有时根本不和******打招呼。同时，江青还到******那里打******的“小报告”。******逐渐对******不满，几次批评******，******的政治地位开始摇晃起来。受到孤立的******，从内心里看不上江青、******、******，干脆经常躲在自己的家里米粮胡同，不去钓鱼台办公。
1969年1月，******决定筹备召开****九大，并指定******、******、******负责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为起草小组组长，****挂帅。******把张、姚甩在一边，利用自己的秘书班子，独自搞起了起草工作。******、******几次要求******到钓鱼台去，一起研究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问题，******干脆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我自己搞我自己的。
不久，******把所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和全文提纲送给******审阅。******的这个稿子反映了****的意见。据吴法宪回忆，******起草这个报告时，曾经几次和****交换意见。在****看来，“**********”运动过去之后，要接着搞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因此，******把题目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在报告中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安定，还提到了“刘邓路线”。******看过后，认为陈交出的稿子没有把“**********”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同时，******也不同意“刘邓路线”的提法，说******过去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不要提他。******按照******的意见继续起早贪黑地起草和修改。这时，在钓鱼台的******和******也起草出了九大报告。
在有中央****小组成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讨论******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子时，******、******先后发言，指责******的稿子鼓吹“唯生产力论”，是搞“调和主义”。江青、康生则指责******没有把******关于不要提“刘邓路线”的意见传达给起草小组，是“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讨论会实际上成了对******的批判会，江青、康生还逼迫******当场作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