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在讲“怕教授”问题时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这里，******实际上是以一种诙谐的语气表扬******，认为******的工作使“怕教授”的情况有了转变。其中谈到的******的“一篇演说”，是指******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一封信”，是指******写给******的关于创办《红旗》杂志的信。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在成都会议上，******还当场指定由******担任《红旗》总编辑。
同年5月25日，****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会议同时决定由******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作为总编辑的******，利用自己的******首席政治秘书之便，请******为《红旗》题写刊头，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的要求，******大力支持，一共题写了二十多个刊头供******选用，还说明“如不能用，再试写”。最终******选用了大家熟知的《红旗》上的“红旗”那两个字。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著名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就是在这一日的《红旗》创刊号上发表的。此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一样，成为******重要文章或社论的刊发和传播阵地。
从《红旗》杂志创刊这个事情上，或者说至少在《红旗》杂志创刊这个问题上，从******谈到******的诙谐语气中，可以看出，******对******这个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已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首席政治秘书是相当满意的，两人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
此后，******的政治地位继续蹿升，到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次经过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陶铸、******、******、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共11人，******为主席，****为副主席。任中央****小组组长兼******顾问的******，因为配合******发动“**********”有功，竟然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跨越刘少奇、朱德、******、康生、李富春、****等人，从****八大报告时的第21位跃居****第五号人物。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的第四号人物。
******作为****中央主席******的政治秘书，在人才济济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能够跃升至****中央第四号人物的高位，必有别人所不能有的“过人”之处。
四、“他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据师哲回忆，******成为******秘书并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期间，与当时延安的许多高级干部的关系都不是很好，但******“笔杆子还可以”，“他只顾自己写文章，还利用研究室的同志替他搜集资料”。同时，******利用自己的******秘书这一特殊身份，经常阅读专供党的高级干部阅读的“限制范围”的内部资料，并经常违反“书报简讯社”不准将内部资料带出阅读的规定，将没有看完的书报带出室外阅读。师哲在回忆中虽然对******诸多贬抑，但也承认“******的书本知识确实丰富，需要时，信手拈来”。“除了读书和写文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活内容”。“他的屋里臭烘烘、乱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满了书，根本无处下脚”。他的第一个妻子因为和他无法生活，到延安不久就和他离婚了。******发表《评〈中国之命运〉》后，一个抗大女学生仰慕他的大名，接受了他的追求，但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实在无法忍受，很快跑掉了。之后，在延安******还有一次婚姻，时间更短，也是女方实在不能忍受他的生活方式，跑掉了。另据******的贴身卫士李家骥回忆：延安时期的******，“生活朴素，不讲衣着，甚至到了埋汰的程度；待人热情，说话和气，但不擅谈，讲福建话，不好懂；聪明好学，受人尊敬”。
******“除了读书就是写文章”的单调生活，是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生活方式，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勤快和才能，使得他在当时延安众多的“秀才”之中，能够遇有机会，脱颖而出。
1943年3月30日，共产国际解散后，根据******的授意，由汉奸陶希圣代笔而成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全书十余万字，共分八章：（一）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二）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三）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四)由北伐到抗战；（五）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六)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七）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八）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该书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而内政在于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党即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而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张，统一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之下。书中为国民党“一党独裁”进行粉饰，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新的反共摩擦的舆论准备。《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民党******把它列为“必读之课本”，通令国统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都要阅读。故此，国统区各地纷纷印制，有的版本署名蒋委员长著，有的署名蒋中正著，《中国之命运》迅速传播开来。
******在延安看到这本书后，立即部署反击。******笑着对身边的几个秀才，包括******、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说：“******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写文章呢！”上述秀才立即动手写反击文章。******一口气写了三天三夜，写成了一篇《评******先生的〈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写完后立即交给******审阅。
******在******的原稿上添写了许多讽刺挖苦和尖锐精彩的句子，并署上******的名字。据师哲回忆，******之所以署上******的名字，是表示对******的轻蔑。******曾得意地说：“让******把他评了”。这个“他”，指的就是******。******改好后，交给******，并让******转给******过目。随即，中央还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篇文稿，会议决定题目改为“评《中国之命运》”。1943年7月21日，署名******的《评〈中国之命运〉》首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当天，****中央宣传部还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对于******同志之《评〈中国之命运〉》一文，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使党政军民干部人手一本（陕甘宁边区已印17000本），并公开发放。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均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趁此机会做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同日，******还致信时任****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部长的董必武，要求把《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
《评〈中国之命运〉》一发表，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给******以致命一击。******赶紧发了一个内部通令，严禁读这个小册子。******由此一夜成名。当时，延安的另外一些“秀才”也写了一些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如范文澜写了《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写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齐燕铭写了《驳******的文化观》等，但其影响与******的《评〈中国之命运〉》无法相比。后来重印《评〈中国之命运〉》时，上述三篇文章一并收入《评〈中国之命运〉》书中，但封面只署******一个人，为“******等著”。
新中国成立以前，除《评〈中国之命运〉》之外，******还撰写发表了另外三篇影响巨大的政治著作，即1945年出版的《窃国大盗袁世凯》、1946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1948年出版的《人民公敌******》。
1945年出版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共分七章，即出卖“百日维新”、窃取革命果实、讨袁战役的失败、御用国会的兴亡、从总统到皇帝、从宝座上跌下来、“袁世凯”的复活。******撰写此书，也是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为的。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在建国问题上，******企图一党独大，实行国民党独裁统治。******此书借袁世凯影射******，尤其最后一章“袁世凯”的复活，直斥******为当代“袁世凯”。此书一出，各地纷纷印制发行，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有数十种版本之多。国民党当然明白此书的“春秋”之意，立即查禁此书。同时，在1946年，国民党出版发行《伟大的蒋主席》一书，配发给公职人员，为******歌功颂德。1947年5月，国民党再次查禁《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继续向公职人员配发《伟大的蒋主席》。上海《文汇报》以“《袁世凯》要查禁，《蒋主席》必须读”为题，把两条消息合在一起编发，成为令国民党政府甚为尴尬、新闻界引为笑谈的著名报道。
1946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写于******发动内战之后，正式出版前曾经从1946年11月13日起在《解放日报》连载，连载之后立即以单行本出版。******写这本书当然也是为了配合反蒋斗争的政治需要。为了写这本书，他的几个助手夜以继日地忙了三个多月，为他搜集了大量资料。
从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来看，官僚资本问题日益严重是显而易见的，抗战时期孔、宋两大家族“官商不分”、大发国难财也是国人皆知的“秘密”，并且受到国民党内部和民主党派的抨击，******对他们也是不满的（1948年******上海打虎就是准备收拾孔、宋的）。至于******和陈果夫、陈立夫，虽然屁股上未必干净，但与孔、宋却又不同。******在书中把蒋、陈和孔、宋并在一起，合称“四大家族”，通过大量的数据，将国内外所有与蒋宋孔陈有点关系的公私工商产业都归入他们名下，指控四大家族以“官商”形式，独占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地产、新闻出版事业等各方面财产。当时抗战结束经年，国力远未恢复，而******发起的内战已经数月，再次使中国陷入战乱之中，百姓民不聊生，民族工业生存艰难。本来已经怨声载道，******此书火上浇油，指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公共权力，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损国家肥自己，将国家资财大量纳入自己囊中，总数达两百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一下子打到了******的要害，完全否定了******集团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这本书印行后在国统区广为传散，并且一版再版，一时洛阳纸贵，此后多年，各种版本纷纷涌现。有人说此书成为瓦解******统治集团合法性的一枚超级原子弹，或许有些高估，但说是成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打垮******的一颗重磅文宣炮弹，一点也不为过。
******的《人民公敌******》，写于1947年下半年，1947年底完稿，1948年4月初版印行，此后一版再版，广为传播。
《人民公敌******》一书共分六章，即“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从假革命到反革命”、“代替北洋军阀而起的封建买办新王朝”、“抗战失败主义和继续与人民为敌”、“穷凶极恶，日暮途穷”、“消灭******，打碎蒋家小朝廷的全部统治机构”。每部分又分成若干章节。
书中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说起，一直讲到书稿截止前，先给******定性为帝国主义的大走狗、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接着把******与慈禧太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汪精卫等封建军阀和卖国贼并列，历数各个历史时期******反革命反人民的滔天罪恶，包括大革命初投机革命、中山舰事件、1927年血腥屠杀革命志士、建立法西斯反动统治、围剿红军打内战、不抵抗主义出卖国家、抗战失败主义亡国论、热衷于东方慕尼黑、不抗日搞摩擦、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反人民的反革命内战、签订卖国条约出卖国家利益等，说明******一步一步沦为人民公敌，最后说明******已经陷入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消灭******，打碎蒋家小朝廷。
此书一出，各地大规模印制散发。仅在山东解放区，在1948年内，就先后两次印制此书，总计35000册。在国统区，地下党秘印秘发，国民党禁而不止，成为各界人士地下“读物”。
此书出版正是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之后，此书文辞犀利，如刀枪匕首，实际上是讨伐******的******。
此书影响之大超出国内。1949年底，******随同******访问苏联，斯大林曾当着******等众人的面对******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说完，斯大林拿起酒杯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同志干杯！”
******在“**********”期间犯了重大错误，或者说成为人民的罪人，那是事实。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打败******，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起到了言论号角、舆论宣传的作用，也是事实。有人说共产党靠“两杆子”打天下，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从历史事实看，******在共产党“笔杆子”打天下中，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五、****重要文件的起草者
作为******的政治秘书，******和胡乔木等人为****历史上重要文献的诞生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和胡乔木等就参与了****一些重大文献的起草工作。其中，****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大部分是******起草，后经******改定的。朱德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是由陈毅起草，******修改，陆定一审阅定稿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也曾参与整理工作，书中引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一段，即为******所加。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