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我们晕晕糊糊离开了李老师的住处。校园地处郊区，学校附近到处可见山野和田畴，在残月的光照下，W大学显得更加宁静。我们虽然都是成年人了，但酒后总是常常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现在我和华远又为了谁喝醉了谁还没醉争论起来，结果在逼窄的田埂上发生了一场“战斗”
还没等到开学，一天华远突然走进了寝室，我兴奋得都快蹦起来了。华远是寝室里和我最能交流和沟通的朋友，虽然他的家庭等各方面都比我不知好多少，要说我们应该是有距离的，但他却是个有感情的人，有同情心的人，有时也爱无缘无故的感伤。因此我们的心走得特别的近。
华远走进寝室，放下挎在肩上的布包嬉笑着说：“一直在这里呆着，难受不难受？叫你和我去过年还不去，饿酒了吧，今天我陪你喝顿酒。”说完拿出包里的一瓶鸭溪窖酒放在课桌上，然后又从包里取出腊肉香肠等年货。
我们到菜场上买来白菜，用煤油炉把他带来的肉食全部煮成一锅香，华远把鸭溪窖酒倒成两碗，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吹牛，喝一口酒就在锅里夹一筷菜送进嘴里。我们东拉西扯胡说八道，吹得热火朝天，兴高采烈。碗里的酒不多一会就空了，华远提议再去“红叶饭馆”买半斤散白酒来继续。我跑得比华远快，就主动起身跑出了宿舍门。回来一看，锅里的菜早没了，可我们各自抿着碗里的酒仍然把筷子伸到锅底里捞一下，也不管筷子上有没有菜，照常往嘴里捅一下。大约我们都喝过了量，胆子壮了，骂骂咧咧的声音特别响亮。由于四下里都没有人，宿舍楼显得无比寂静，我们的声音也无比响亮。
我抓起一只碗，从宿舍门口往坝子上用力甩过去，只听“咣当”一声，碗片飞溅，像电影里地雷爆炸时，土星成放射形喷发的镜头。华远也不甘示弱，提起喝完的鸭溪窖空酒瓶挥着右臂把酒瓶扔到很远很远的地上，“砰”，酒瓶完成了自己的全部使命。每人干完一件坏事，心头似乎轻松了许多。
我们走出宿舍，华远好像突然来了心事，“妈妈的，难受……”他说，“我要回家，过几天就开学了，没有几天大家都回来了。”华远边说边朝公路边奔走。我说：“现在哪还有车，你不和我住一个晚上感受感受什么叫鬼都打得死人的夜晚！”
“我要回去陪我女儿……你反正都一样，一个人还好受点。我真的走了。”华远大步走着，口气不由商量。我没再说什么，我们一起走向公路边。一辆小公共汽车刹在我们面前，我们前后跳上了车，华远推了我一把，没有把我推下车。半个多小时后，我和华远来到火车站，那趟途经里凯市的火车果然还没有到省城，我们等了不到十分钟，从远方开来的那趟火车停在了站台上，华远犹如兔子般呼一下蹿上了火车。火车开走了。我一个人在站台上站了很久。春寒料峭，我感到身上有些冰冷。我回到学校时，已经很晚了，我躺在床上却睡意全无，我的大脑里充斥着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一夜，我失眠了。
新学期开学不久，助读中心学生会增补学生会干部，有人提议让我担任学生会副主席，我坚决拒绝了。后来章高贤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怎么没有上进心。她对我说：“你要让助读中心的老师对你有所了解，你怎么不抓住机会呢，这是我给团总支书记推荐的，你倒好，说不干就不干。刘土啊，你知道吗，人家会从这件事认为你要么没有能力，要么就是对社会工作缺乏积极性。我可告诉你，助读中心的发展潜力很大，以后需要招聘人，你们是助读中心的第一批学生，如果各方面都不错的话，肯定会留些人下来工作的，你要抓住这个机会……”章老师语重心长地不知是第几次这样对我说了。我也猜到了别人提议我当学生会副主席是她的主意，要不，根本不会有人注意我。
我对章老师说：“我现在的学习很吃力，基础差，不加把劲拿不到文凭结果一切都是枉然。我主要是想多学些东西，把考试考好，这是我的根本任务。如果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文凭又拿不到，后果可严重啦。”
我所说的虽然不完全是我的心里话，但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老实说，我对什么学生会，团干部这些东西没有兴趣，如果有时间我就写点儿东西，稿子发了还能赚几文稿费。但章老师后来还是让我当了团总支的宣传委员。这实在是个徒有虚名的“官衔”，很多活动我都没有参加，通知我也懒得去，往往就找个理由给推脱了。幸好很多活动都是助读中心学生会的人组织的，不去也无关大碍，这样的情况多了，一般活动也就把我给遗忘了。但是助读中心一些大的活动他们还是叫我写成文章交到学报编辑部，大部分都见报了，有的稿子还被学校的广播站播发。所以尽管我很少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但在助读中心老师们的印象里却是个很有特长的学生，加上带着“困难学生”这个帽子，不少老师都把我给记住了。我想，这跟章高贤老师对我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鼓吹我也有很大关系。
一天下午，班主任老师石松林召集全班同学开会，向大家吹了个不好的风。他说，助读中心要求大家积极参加自学考试，原来的打算是通过学校跟教委做工作，争取按学校的考试要求，考试合格的按成高发给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现在看来有些困难，做不通教委的工作，毕业后学校只能发学校的毕业证书，社会是不承认的，所以大家要有两手准备，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学校发证的路，另一条腿走自学考试的路。任课老师会对大家精心辅导，只要用心一点，保证在毕业时都能拿到自学考试文凭。石老师见大家唉声叹气，鼓励大家说，你们大多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虽然理解能力差一点，但记性好，社会上很多人一边工作一边自己看书，年纪那么大，都能考合格，取得文凭，谁会相信你们考不过？
临走时，估计石老师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又鼓励道：“眼光要朝前看，你们不要以为自学考试文凭没有普通高校统招统分发的大学文凭硬，社会发展快得很，以后用人主要看能力，文凭只是块敲门砖，没有真才识学，即使进了人家的门，干不好，就是人家不赶你走，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呆下去，是不是。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即使取得了自学考试文凭也没有意思，千万不能这样想……”
这个消息在助读中心各专业的学生中引起过一阵骚动，因为学校在招生时并没有明确指出必须参加自学考试获取文凭，而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这个决定也就说明了一部分学生读完书后拿不到国家认可的文凭回家找工作。
这个决定对我和文兵更是个刺激和考验，因为我和文兵都是初中毕业，基础差，底子薄，要考中文大专文凭，起码要补上高中的不少课程，而现在的课程都已经够我们累了，要新课旧书都兼顾谈何容易，因此这个消息宣布后，我和文兵都好一阵子沮丧，觉得要拿自学考试文凭尤为渺茫。但我和文兵始终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每天别人玩耍的时候我们都坐在寝室里看书。有时，我还抽出点时间写写文章。我曾经写了好几篇小说寄给《林溪》编辑部的郑老师，但都没有让郑老师看上，最近寄去的一篇小说，郑老师写信告诉我，说这篇小说很有生活气息，文字也比较通畅，有一定的韵味，可以推荐给主编审，但需要做一些修改，希望我改好后再寄去。郑老师给我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虽然动的地方不多，但还是花费了我不少时间。我知道我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考试拿文凭，但是我也挡不住兴致到来时的写作激情。我不能不写，也不能不学习考试，我在这两者之间经受着时间的撕扯。
然而四月份的自学考试并没有使我全军覆没，我报考了四门课程，结果还是过了两科，尽管分数很悬，刚刚60分万岁，但始终是过了两门啊，谢天谢地。文兵报考了三科，结果剃了个光头，每科成绩都是四十多分，离六十分万岁的高地还差得很远。
文兵有些失落，但他毕竟是军人出身，没有气馁，仍然好学上进，天天和我呆在寝室里废寝忘食，当然和我们一切废寝忘食共同战斗的还有华远，虽然他比我们的基础厚实，但毕竟年龄大了，记忆早已退化，更何况他已高中毕业多年，所以他也不敢掉以轻心。我们三个人的身份和班上其他同学的身份有所别样，首先是我们的年龄偏大，和那些应届生是有本质区别的，人家考虑的问题少，可以尽情地挥洒青春，谈情说爱，追逐美丽的情感，那怕就是拿不到国家认可的自学考试文凭，他们的父母还会为他们想办法，打主意。而我们三人呢，两个是有妇之夫，是孩子的父亲，一个虽然无亲无碍，但前面没有谁铺道，一旦读书的结果收获甚微，到时是前进不能后退不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后者就是我自己。我深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神经时刻都不敢放松。尽管我在来W大学之前已经作好最坏的打算，可是谁又希望自己前面的路是深渊，是泥潭。不同的情况，同一个目标，我们惟有把学习搞好，拿到国家认可的文凭才有希望。
新学期我们换了课程，为了应对自学考试，课程都按自考科目开课，其中一门课是中国革命史。据班主任老师说，中国革命史的老师是刚从四川大学分来的历史专业研究生，课程表上标明这位老师叫李朴华。
李朴华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节课很不理想，下面做各种事情的都有，甚至有的干脆走出了教室。因为大家自从得知要参加自考后，都认为课上不上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必须死记硬背。反正都要背，如果老师讲的不好，不能给你新的知识和学问，上他的课也等于白上。李老师上第一节课失败的原因，我给他作了分析，首先他的形象是一大影响，人大约才四十来岁，而鬓发已经白了一片，穿件灰不溜秋的西装，不但陈旧，而且从上到下到处是褶皱，好像头晚是穿着西装睡觉一样，其形象根本不像大学老师，倒像个旧时代的穷秀才；其次是他普通话说得不伦不类，夹杂着方言，话又说得快，很难连贯起来听懂他讲解的意思，又是第一次听他讲课，所以无法适应；其三，生性古板，缺乏幽默，少有风趣。可想，面对这群在高中时就十分捣蛋的学生们，他的课能不失败？不过，仅仅是见学生陆续走出教室，并没有人起来发难他，算是很文明了。课上到结束时，教室里只有十多个学生了。
华远、文兵和我无疑是坚持到了最后，下来后我和文兵都说确实难听懂，只有华远说可以听明白，华远毕竟经历比我们丰富，接触的人比我们多，适应语言的能力强，这符合见多识广的逻辑。但大多数同学都反映听不懂，认为这老师能力有限，教学水平不够，希望更换老师。
问题反映上去后，负责教务工作的老师来班上作了解释，说目前学校缺乏教授中国革命史的老师，调课十分困难，希望同学们能克服。这位管教务的老师还告诉大家，他已经对李朴华老师下了“通牒”，要求他改变教学方法，努力采用普通话讲解。这个老师私下还对华远和文兵等人说，李朴华老师家庭困难，主动要求给助读班的学生上课，目的就是为了多挣点课时费。据他们了解，李老师是很有学问的，估计是表达能力弱了。李老师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当过很长时间老师，后来才考的历史研究生，肚子里应该是很有东西的，可能属于了于心不了于口的类型，肚里有东西倒不出来，加上说普通话的障碍，所以出现了大家听不懂的情况，相信李老师会很快调整好状态……
可一个多星期后，李老师还是那样一成不变，倒是大家慢慢适应他的风格了。用心听下来可以听明白八九分。事实上李朴华老师也很着急，都看出了他上课时的窘态。他说，学问学问，就是既要学又要问，希望大家不要怕麻烦，不明白的地方尽管找他。每节课下来后，他都主动找我们年龄大点的学生交谈，问我们哪里不懂，不懂的地方尽管说出来，他保证给大家讲解清楚。
通过上课和私下交谈，我感到李老师和我一样，出身低微，成长自农村，虽然他早已经不再种地不再出入于乡村，但他浑身还透着一股农民的质朴和土气。也许我对他的理解出自内心的一种平衡和需求，总之，我、华远、文兵和李朴华老师慢慢熟悉了，在课堂上他是老师，下来后大家可以随便交谈。估计是李老师认为我和华远、文兵很尊重他，某一天他特别邀请我们去他住的地方喝酒吃饭。虽然华远来自城市，但毕竟是老师请我们吃饭，所以我们都很高兴，还感到有几分荣幸。当我们来到李老师住的那栋单身老师宿舍楼时，才感到他的住处是如此的简陋，甚至连简陋都说不上，完全就是一个学生租房居住的样子。两间隔开的单人房子，里面没有家具，连坐的凳子都少得可怜。据他说，本来只分他一间房，后来他反复找到房产科，说是带有女儿，一间房怎么能住，学校才分给他两间相连的单间房。他住的那间既是卧室又是厨房，床铺只好用块布罩住。吃饭的时候，把板凳当桌子就少了坐的地方，李朴华老师只好撩开那块“窗帘布”把床当凳子。
看到李老师的寒酸，后来我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冒着危险，把教室里多余的宽大凳子给他搬了一条去。而李老师面对我的不轨行为不但没有责备，反而说谢谢我的好意。
李老师也是个热爱喝酒的人，要么是好久没有酒喝了，要么是好久没有人陪他喝过高兴酒了，那天晚上他喝得十分尽兴，喝完了一斤散酒，又叫文兵下楼去小店买来一斤瓶装酒。他女儿一直在隔壁那间房里，吃饭的时候过来吃了两碗饭就过去了。李老师说，那是他大女儿，却没有对女儿介绍我们的身份。
他女儿到隔壁房间后，我们大略都喝高了，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平时藏得很深的话都倒了出来。华远先是把我的身世给曝露了，说得是那样凄凄惨惨，仿佛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虽然我也喝得满脑子一片浆糊，但对这样的话特别敏感。我很不舒服，觉得是一种耻辱。我很生华远的气但压住了火，毕竟是在老师的处所喝酒。后来，华远和文兵把自己来读书的动机和现在面对的困难都诉说了一遍。李老师听大伙这么直率，也把自己的情况跟学生的我们一股脑说了出来。这或许是由于酒喝多的原因，总之他没有忌讳地吐露了自己的隐私。
李老师原来是四川南充乡下人，所谓的乡下听他的意思应该是个小镇，父母属于菜农之类，比起我等真正的山地农民要略胜一筹。他说，他亲生母亲去世早，父亲娶了个后妈，小时候过的并不快乐，好在父亲还是让他读上了书，自己也算争气，一直读到高中，高考居然考取了西南师大。大学毕业分回家乡当了中学老师，父亲就强制把小时候给他说的媳妇给娶进了家门，结果生了两个女孩，一个就是现在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大女儿，小女儿跟着前妻。他说，他们本来就没有感情，结婚后时间一长，两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大，拖了几年就协议离婚了，孩子每人负责一个。后来他就跟自己的学生恋上了，女学生成绩很好，但家庭经济并不宽余，家里都快供不起了，在他的帮助下，包括学习，后来这女学生考取了重庆一所大学。为了从长计议，他决定考研究生，只有考取研究生才有可能离开老家和女学生生活在一起。通过努力，他考取了四川大学历史研究生。毕业后，只好毁约交钱给原来的单位，离开家乡来到W大学，所以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还说，女朋友马上就毕业了，他正在为女朋友联系分配到W大学奔波。
虽然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但李老师还是没有把关键的东西说出来，比如他女朋友多大，是不是属于人们所说的老牛吃嫩草之类，还有和人家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到了把生米煮成了熟饭的程度，等等。总之关键地方李老师还是把握得恰到好处，留给我们三个的都是意犹未尽的遐想。
夜深了，我们晕晕糊糊离开了李老师的住处。校园地处郊区，学校附近到处可见山野和田埂，在残月的光照下，W大学显得更加宁静。我们虽然都是成年人了，但酒后总是常常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现在我和华远又为了谁喝醉了谁还没醉争论起来，直至在田埂上推推搡搡。其实我们都喝得力不从心了，为了表现自己酒量大，都不承认自己喝多了，结果在逼窄的田埂上发生了一场战斗，华远被我摔进了长满稻子的水田，要不是文兵顺手将他拽住，他整个儿就栽进了稻田里。
他一只脚从稀泥里扯出来站在田埂上，鞋子和裤管都糊上了厚厚的稀泥，把看热闹的文兵笑得前仰后合。华远轻敌，他以为我个比他矮小就不是他的对手，他哪里知道我从小是干体力活的，不说力大如牛，起码也是力大如羊。不过华远并没有认输，他说田埂太窄了，没有立稳脚跟，属于不小心败在了我的手上。他说回寝室门口的坝子再摔一把试试，看谁倒下。为了成全华远，我们走到寝室门口的坝子上，由文兵裁判，喊一二三开始交手。我们像摔跤运动员一样，在水泥地上拉来推去了几个回合，华远险些又被我摔倒，节骨眼上，我心一软，手劲也随之软了一下，华远趁势把我腾空摔在了地上，一声脆响，我趴在了地上。我感觉额头上热乎乎的，好像有什么东西从额角溢出来，我用手一摸，借着月光放到眼前一照，啊！全是鲜血。我顿时清醒了，吓得痛哭，并非因为伤痛而哭。让我忍不住的是心痛啊，因为就在这瞬间，我想起了许许多多前尘往事。这时，华远和文兵才走过来把我扶起来，他们有点莫名其妙，对我说，嗨，他妈的还真哭，这哪像你这王八蛋啊，也不怕里面的人听见。我示意他们看看我的额头，他们凑近一看，只见鲜血不停地往脸上淌。他们也吓坏了，说，医务室肯定没有人值班了，得去花园区医院。我说不去，没什么，把血止住就行了，小时候没少受伤，没有医治不就过去了。他们坚决表示反对，必须把我送医院。华远叫我趴在他身上，他背我一段路。我说自己能走。文兵有点气急败坏，骂道：“你两个狗日的，比嘛！”
来到医院，医生问我们是这么伤的，我说不小心摔的。医生说，这么大的人了，走路这么不小心，摔这么大的口子也真是的。洗刷干净后，医生在我额角上缝了五针，然后又用纱布绷上，并打了一针消炎针，叫我住院观察两天，可我却爬起来走出了医院。我说，睡在医院干吗，没事也会睡出事来，不行再说。我强行把华远和文兵拽着回到了学校。
深夜，我们贼似的回到寝室，赵光、郭举他们正在梦见周公，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天以及后来的几天中，不断有同学问我头上怎么了，我说晚上酒喝多了，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