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孙青在一切不得不出个人节目的场合，总是选择女中音独唱《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孙青每次唱来，都有一种哀愁型的自信。这一次，孙青却有点哽咽，几次唱不下去，觉得小草被人家的胶鞋，皮鞋踩了，稀烂不成样子。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在全省以文娱活动闻名。每月有全校性的文艺演出，每周各班也有联欢活动。轮到班级活动的那个晚上，一般只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不少人趁着这机会，去看电影，电视连续剧，当然，也有象魏红，刘勇那样，偷偷溜出去约会的。
实际上，魏红刘勇的恋情，也不是什么天大的机密。早有不少人猜到了内情。大家都站在激素的制高点，一点眼风就能将心比心地，把别人猜个通体透亮，何况魏红的目光，总是舍不得离开刘勇。同学一起上劳动课，大家还有意把他们两个人撺掇到一组，让男孩子有机会为女孩子锄草，浇水。享受这个浪漫待遇的，当然也不止他们两个。一群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至少有百分之五的人，已经暗托终生。另外的人只是把他们事情，当味精放在生活中，没事拿出来调侃两句。
甜城师范跟所有师范一样宽容，连校长也睁只眼，闭只眼。每年毕业分配，只要有人递上合适的借口，他也假装不晓得真相，不凿穿，暗中撮合了不少小恋人分到一个学校。
孙青却在唱着《小草》，瞄着魏红的空位子时，突然决定，她死也不闭上这只眼。决不闭上。
这主意让她长长舒了口气。
孙青“点水”揭发朋友的过程，显示了她思维的缜密。
那是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早晨，孙青举着一把灰色的尼龙伞，来到甜城长途客运站，登上了一辆浑身溅满了泥点的公共汽车。车窗外扑面而来的湿润空气，让女孩子的心情无比凉爽。
中午以后，孙青在邻县的县城下了车，找到邮电局，寻到角落里一位戴着老花镜的老头子，在昏暗的光线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代人写信的老头子看了纸条，抬起头来，刚要发话，孙青却把十块钱摆在了小条桌上。平时老头子代写这几个字，宰人家也不过收两三块钱。
老头子控制了自己的嘴，低下花白的头，用毛笔小楷，吃力地，认真地写了起来——
本月二十五日晚上九点，贵单位东门外五百米远的灌木林里，将有大事情发生。请各位领导即时挽救危机，并切记，不得走漏半点风声，以免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老头子刚写完，孙青就一把抢了过来，飞快走出了邮电局。她穿过几条街道，找了个僻静处，把早准备好的信封拿了出来，一把装进去。信纸上有几个未干的字，被她弄糊了。
孙青又走了两条街，终于选择了个簇新的路边邮箱，把信封塞了进去。信封上的地址，是用报纸上剪下的字拼成的。信封的右上角，贴的不是一张平信的邮票，而是几张面值不等的，总额五元的邮票，足够发好几封挂号信了。孙青先前试过，这样的信，邮局还是会让它享受挂号信待遇，万无一失送到收信人手中的。所有的环节上，女孩子都小心地戴着从母亲那里弄来的医用乳胶手套。
这些，全是她看《敌营十八年》之类的片子，启发出来的。
那封信后来的确让收信人，也就是孙青他们的校长，一个喜欢在冬天围着围巾，戴着圆眼镜，把自己打扮成“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中年男人，好几天吃不好，睡不着。孙青发信的那天，是十五号，校长在十九号就收到了。六天的时间，足够他对此事做出判断，他却一直无法判断。尤其是信纸后面，被心慌的孙青无意晕染不清的，倒数第五六七三个字，更是把他的压力翻了倍。后来，消瘦了的校长不得不把最齐心的一名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招来，瞒着一直跟他对着干的另外两个副校长，召开了小范围的紧急会议。没想到，他的两个贴心豆瓣跟他一样恐慌和无助。
几个小时关门闭缝的窃窃私语，三个人都猜到杀人放火，安放爆破雷管之类的事情上面。那个老处女教导主任甚至还提出了台湾特务在小树林里接头，或者发报的另类想象。总之，三个人最后都认为，他们没有办法担当这个事情，一定要把它交给文教局和公安局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