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记此翁收藏有吐峪沟出土的“甘露元年”古写经，并判断“甘露”为“三国魏时”年号。按吐峪沟所出“甘露元年”古写经，唯有《譬喻经?出地狱品》残卷，为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而此经所题“甘露元年”，即中村不折最早解说为曹魏年号（见《书道全集》四），后经常盘大定重新考证，始订正为前秦苻坚之甘露元年（公元359年）；又载此翁所藏唐经卷首下方钤有“孔固亭”朱印（此亦中村不折藏品）。中村氏非常喜欢“孔固亭”钤印，至迳取“孔固亭”三字为号。1926年他出版《历代古泉百二十五谱》，即署为“孔固亭藏，中村不折拓”。又创办“孔固亭真迹法书刊行社”，影印过一些碑帖，所刊中村不折藏本《十七帖》，即“孔固亭真迹法书刊行社，昭和十年（公元1935年）八月十日印行”者；《闲话》还说到他收藏有“天和五年”写经，查《中村不折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正有天和五年（公元570年）写本《建章初首故称第一》（见敦煌遗书散录0767号）。据上所考，余知此翁必为日本书画家兼收藏家中村不折氏无疑。中村不折生于1866年，至1934年作者写作《闲话》时，中村氏为78岁，同年6月6日去世，与《闲话》所谓“年愈古稀”亦合。
中村不折本名鈼太郎，年轻时学油画，1901年留学法国；1905年回日本，又从真壁云卿学习南画。1895年参加中日战争，为从军画家，获《淳化法帖》一册。从此开始搜集中国文物，据说他所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一万六千件。其中得自新疆、甘肃官员王树柟、梁素文、何孝聪、孔宪廷等人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不少，成为日本私人收藏此类文书最多者。1934年任太平洋美术学校校长，1936年，在东京自宅创建书道博物馆，即《闲话》所谓“于邸之一角，设小博物馆”（上卷第2页）。他还著有《支那绘画史》（与小鹿青云合著，1913年）、《文字八存》（1926年）、《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1927年）、《新疆与甘肃之探险》（1934年）、《艺术解剖学》等，又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译为日文，改名为《六朝书道论》。《闲话》所记此翁谈话，即本诸所著《新疆与甘肃之探险》。
3．关于“立花”：《闲话》下卷第9节后半及第10节、11节说日本探险家立花“是本愿寺小和尚”，被大谷光瑞派往新疆探险时“不过二十岁”。谓其发自北京，经蒙古抵乌鲁木齐，往吐鲁番、鲁克沁、库车、于阗、罗布泊等地探察。同卷第19页载：“即幸抵库车，惊悉化之普斯因患天花已死，尸体已运英国总领事馆。
立花失望丧胆，悲痛无限。从事善后，将其灵柩运至疏勒（Kasb-gal），于彼福音堂举行悲哀葬仪，遗骨纳于英人茔地，并为建墓。”
这在橘瑞超《中亚探险》中有所记述：“我在（3月4日）黄昏时候到达库车……我必须首先寻找三个月以前在吐鲁番分手的霍?布斯。我到处打听他住的地方，但听说好像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各处所说综合起来好像死的就是霍?布斯……霍?布斯的死，已经没有一点置疑的余地。我忙得像火烧似的，首先向中国官方、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日本政府驻北京的机构等处报告，进行各种交涉。”
橘瑞超又在给大谷光瑞的信中说：“一到喀什，就直接奔英国领事馆询问。三月十一日下午3时半，按其信奉的英国国教的礼仪，把霍?布斯安葬在杨柳渐绿的地方。参加葬礼的人有英国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俄国总领事托斯托洛夫斯基等数十人，他的墓碑与葱岭白雪和红河流水共存。”
这里，橘瑞超说英国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是“参加葬礼的人”，他在《新疆探险记》中也说：“我和名叫马嘎特尼（马继业）的英国总领事一起安葬了霍?布斯的遗体。”意味着橘瑞超是霍?布斯善后及安葬的主持人。但印度政府机关图书馆保存的秘密档案记载，霍?布斯在库车得病后曾向英国喀什总领事麦卡纳求救（麦卡纳即马嘎特尼，通译作马继业），麦卡纳派去了医生，但为时已晚，霍?布斯已于1911年1月14日死于库车。英国喀什领事馆与地方官商定，特将霍?布斯的尸体运到喀什安葬。由于地方官的拖沓扯皮，霍?布斯的尸体差不多两个月才运到喀什。3月11日下午，英国领事麦卡纳主持了霍?布斯安葬仪式。看来，霍?布斯的墓地及安葬是由英国领事馆安排的，橘瑞超只是赶来参加葬仪而已。印度档案的记述与橘瑞超的说法颇不相同。但不论如何，从橘瑞超《中亚探险》、《新疆探险记》、《新疆通信摘抄》及印度档案的记载可知，《闲话》中的“立花”，可以肯定就是橘瑞超。
“立花”一名，人们大多陌生，而橘瑞超之名，则广为人知。
橘瑞超生于1890年1月7日。十五岁时，被大谷光瑞召入本愿寺为小和尚，进入其佛教学校真宗中学学习。1908年，不到十八岁的橘瑞超便被大谷光瑞委以重任，率队探险，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探险考察活动。这次考察持续到1910年，历时两年余，橘瑞超在新疆吐鲁番及楼兰地区获得了十多箱壁画、佛像、古代文书（其中包括著名的《李柏文书》）、经卷等不少珍品。1910年8月16日，橘瑞超取道英国伦敦，经俄国中亚地区进入新疆，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探险考察活动（属于日本本愿寺第三次西域探险活动）。橘瑞超再次到吐鲁番及楼兰地区活动，1911年2月下旬西抵库车，得知其英国雇员霍?布斯（即《闲话》所谓“化之普斯”）已患天花死于库车，英国领事馆将其尸体运往喀什。3月中旬，橘瑞超赶到喀什参加了霍?布斯的葬礼。4月8日由喀什往和阗，又向东南，经普鲁村（在克里雅河上游以西，阿尔金山北麓），南越阿尔金山，进抵西藏边界昆仑山北麓的赛卡孜湖畔。由于旅行准备不足，高山缺氧，迷失道路，人畜乏食，驮畜马、骡、牦牛等死去50多匹，不得不折返克里雅（于阗县），趋东北，经新疆尼雅、安迪尔、且末、若羌前往敦煌。1912年1月26日，橘瑞超到达敦煌与吉川小一郎相会（本卷末尾记为：立花“从克里雅……经人迹未踏之高原……
达敦煌”）。1月30日，橘瑞超同吉川小一郎到莫高窟，拍摄大量照片，绘制不少草图；从王道士手中骗买敦煌写本及绢画约600件，装满五个箱子，还拿走唐代彩塑两尊。4月26日，橘瑞超带着他窃取的文物从敦煌经安西到乌鲁木齐，西北过塔城，进入俄国，经塞米巴拉金斯克，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于6月5日回到日本京都。大谷光瑞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任命他为巡回布教使，接着又委任他为西本愿寺所属的武库佛教中学校长兼第四佛教中学校长。受大谷光瑞全权委托，橘瑞超开始整理从新疆及敦煌获取的难以计数的文物，同时，研究佛学和敦煌吐鲁番学，发表《新疆探险记》、《中亚探险》、《新疆通信摘抄》以及与人合著的《西域考古图谱》等著作，成为日本有名的敦煌、吐鲁番学学者。但橘瑞超缺乏考古学素养，对中国古遗址及古文物多有破坏，连斯坦因及英国领事也予以谴责。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11月4日，橘瑞超去世，终年78岁。
4．《闲话》所记中村不折氏的长篇谈话，介绍不少关于斯坦因、伯希和及橘瑞超获取敦煌及新疆文物的信息。其中，多取材于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1912年）、《塞林迪亚》（即《西域考古图记》，1921年）、伯希和《在亚洲高地的三年》（1909年12月10日演讲）及橘瑞超《新疆探险记》、《中亚探险》等早期资料。这些资料，今日虽非新闻，但在五十多年前的中国则少有人知。
书中对盗窃敦煌文物的斯坦因、伯希和有所谴责，称此二人为“文化侵略者”。如曰：“斯坦因氏自1906年至1908年作三年间之大探险……由此引起欧洲人之注意与兴趣，埋于地下而本国人不知之珍贵，由于欧洲人之手，自由掘出搬运，而形成分割中国文化之气运。”（见本书10页）又谓“此第二文化侵略者（引者按，此指伯希和），继续前进，从事吐鲁番、哈密之探险、摄影，于二月之末抵达敦煌千佛洞，离开第一个文化侵略者之最后露脸于此大约十一个月之后，是1808年。”（见本书48页）但对同属盗宝者的日本大谷光瑞、橘瑞超，则毫不贬斥，反而赞誉有加（见前述第2条之诸项）。反映出当年日本学术界深受军国主义思想之薰陶与毒害。这种傲视一切的“大日本”观念，无疑是应当加以批判的。
《闲话》写到日本探险者立花（橘瑞超）到达敦煌却戛然而止，显然未完。余度其后宜有关立花在敦煌进行活动及获取文物的记述。惜其文下缺，未详究竟。我十多年前在兰州古籍书店库房中曾见过若干页残抄本，与《敦煌闲话》笔迹相同，纸幅开本及丝栏宽窄亦同。当时未及细读，如今回忆，颇疑为《敦煌闲话》之残页。日后若有机会，可望进行勘对。
2009年6月17日于兰州敝寓
敦煌闲话（上）
近年学者考证，敦煌所出甘露元年写卷，今存日本书道博物馆。〔日〕常盘大定考订为前秦甘露元年（359年）所写《譬喻经?出地狱品》残卷，中村不折曾误断为曹魏甘露元年（2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