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敦煌闲话》，不知作者是谁，也未刊印过，根据内容推断，写于19世纪三十年代末。原稿藏甘肃省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市档案馆有复印件。
书的内容是关于斯坦因、伯希和、立花（日本人）19世纪初去敦煌盗宝的具体叙写，好多细节描写十分真实细腻，能让我们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增强对盗宝者的憎恶，是有可读性和参考价值的，故而整理复印。
原稿分上下两册，装订整齐，蝇头小楷，繁体字行草，甘肃省图书馆的登记是：1980年3月征集收馆。我是一个敦煌人，再加爱好书法，尤喜草书，所以书稿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便动手解读。由于所据的是复印件，字迹潦草，模糊难辨，所以识读十分费力。一行字甚至一两个字，往往要用半小时以上。又加原稿好多“文句不甚通妥，标点亦失规范”，所以几易其稿，才得释定。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我又作了一些注释。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李正宇先生的倾力指导和帮助。李先生乃敦煌学名家，对一个学无专长又来自僻壤的百姓的要求，能诲人不倦，谦和认真地帮助，令我十分感激！我无意溢美，因为一个普通人，对专家进行褒扬，有何作用？但我要真心真意地告诉读者：没有李先生的帮助，此书难以定稿。
从大的方面讲，李先生考订了《敦煌闲话》的叙谈者，“据上所考，余知此翁必为日本书画家兼收藏家中村不折氏无疑。中村不折生于1866年，至1934年作者写作《敦煌闲话》时，中村氏为78岁，同年6月6日去世”。《敦煌闲话》的写作者“必为中国人”，而且“固非等闲之辈”。还认为“《敦煌闲话》中的“立花”，可以肯定就是橘瑞超”。这都为解读此书，打开了大门和窗户。
在细节方面，李先生将我弄不懂的不少地方亲自加了注释。
比如，书中最后写道：“……此立花第二重痛苦，不久又从本国传来法主逝去飞报，重重凶据，致不顾身世而痛哭。”先生注曰：“此处当有脱文。实为法主大谷光瑞之夫人里方筹子去世之噩耗。”
对字句和标点，先生也都仔细校点，一丝不苟。
还有，书中写斯坦因“于是返元（原字之误）路，于河南岸，发现一大苹果园，借其一角作为住处”。此处本可不作注释，但李先生加注曰：“斯坦因在《沙埋契丹废墟记》卷一中记述说：这房子在一座老园子里，离城墙环绕的城市约一英里。”这一注，两相印证，立刻让我们清楚了斯坦因当年在敦煌时就住在今杨家桥一带。因而会使人读此书饶有兴趣。可谓看似闲淡之注，实为点睛之笔。
李先生认为“《闲话》写到日本探险者立花（橘瑞超）到达敦煌却戛然而止，显然未完”。我觉得全书已完，理由是：一，日本人不愿向外人详述他们盗宝的过程；二，这类似作书作画中的空白，或似影视中的悬念结尾，给人留存想象空间。
《敦煌闲话》原稿分上下两册，以装订时随意而分，内容是一脉贯通。而且上下册之间是一个标题内容，本打算此次整理校注时合为一册，但考虑到能使读者目睹作品原貌，故只将标题位置作了适当的调整[原稿中“敦煌闲话（下）”插在正文文字中间，显然系抄写者笔误]，从正文“六”开始全归入《闲话》（下）。原稿中文句不甚通妥的地方，亦按上述原则保持原状，未作改动。只是对很多不规范的标点符号，一律作了改正。原稿中的“”，皆改为菩萨。对原稿中的错讹之字，用“（）”加以校注，所加校者按，用“[ ]”注明。另外，考虑到该书本文写作时之1943年，正值中国抗战时期，文字文句不甚通妥……而文中时见日语词汇等等，此次整理时，增添了一些图片，想能更加便于读者阅读。在此，也向李正宇先生、刘进宝先生提供本书所有图片表示感谢！
限于整理者的水平，文中可能还有错误，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姜德治2009年7月姜德治先生从敦煌市档案馆发现行草体手抄《敦煌闲话》小册子复印本，询之，知为甘肃省图书馆原藏，分装为上下两册。每册卷首及卷尾各钤有篆文“甘肃省图书馆藏书”印一方。德治先生商诸敦煌市档案馆为之点校、刊布。此书字体潦草，且多变体，释文非易。反复周折，数易其稿。继往兰州，就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抄本原件对读、订正，倩余审读，间为之注。德治先生又三易其稿，用力可谓至矣。偶读《兰州人物选编》所收《书法家、古文字学家张邦彦》文，云张邦彦先生于1976年“参加（甘肃）省图书馆的书籍及特藏图书整理工作，首次破释草书《敦煌闲话》手抄古本卷书等重要历史资料。”
张先生已于1988年作古，所作释文不曾刊布，惜余无缘得读，不免遗憾。今德治先生所作释文既得定稿，将以付梓，乃邀余为序，冀为读是书者之一助。谨据所见，略探此书消息于下：
1．《敦煌闲话》（以下简称《闲话》）无作者署名，亦无写作年月。但书中言及“******被张学良监禁之西安”（见本书5页），知此文之写作必在1936年12月之后。而下文进一步透露较此更晚的信息，谓“十年前，我国政府曾委托瑞典大探险家、地理学者海台因氏实地调查，计建全长约万粁之大铁道”（见本书6页）。考所谓“瑞典大探险家、地理学者海台因氏”，实即斯文?赫定（Sven Ahders Hedin，1865-1952）。所谓计划修建约万公里的“大铁道”，乃指1933年6月中国政府铁道部计划兴建西安至乌鲁木齐的大铁道，斯文赫定被任命为“铁道部顾问”，奉命勘查线路。旋因工程浩大及经费拮据，计划改为兴建西通新疆的公路。《闲话》执笔者说这次“实地调查”发生在“十年前”，由此推知此《闲话》的写作时间更当晚在1943年6月之后。执笔者又谓斯文?赫定负责进行的此次“实地调查”，系“我国政府”所“委托”者，由此知作者必为中国人。从笔迹看，《闲话》书写流利，行笔娴熟，颇具书法功力，但文句不甚通妥，标点亦失规范，似非写作当行；而文中时见日语词汇，知作者颇习日语。至于本文写作时之1943年，正值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执笔者能在此时赴日访问，固非等闲之辈。文中所以终不透露作者身份，或有不便示人之隐衷，有待进一步考证。
2．《闲话》所记，为某长者之谈话。而此长者“须白目细”（见本书开头），“老而重听”、“年愈古稀”（见本书4页），“鬻书画所得，米盐而外，专收古代佛像、碑碣、古泉、古砖瓦、画像石、铜器、玉器、古镜、铜印、古瓶、古砚、古代武器、唐墨、写经、拓本法帖等数千件，悉有文字记载，为其特色”，又“特于邸之一角，设一小博物馆”（俱见本书1页）。且此翁能读汉文经典，对中国古代史有相当的知识，熟知《西游记》及徐松之《西域水道记》，颇读唐宋诗，尝引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李洞“十万里程难多少”及宋僧衢州乌巨道行禅师“溪声广长舌，山色清净身”诗句；谈话中，又每每誉扬日本，流露出日本特有的自大心理及优越感。略举数例于下：a．说伯希和所获敦煌古卷“分藏于（法国）国民图书馆及奇美博物馆……可惜无机会将他拿到日本来。”“若（日本）法隆寺、正仓院，试问世界上何处有这样的寺院呢”；“敦煌果然有敦煌的趣味，然而日本全体，是世界文化之一大宝藏，这是可以自信的。”
（见本书23页）b．“在我目张开的期内，若能看到大同石窟、敦煌石窟能由日本人之手修理发掘……则我心始得安心闭目。”（见本书24页）c．“为君述日本探险队事……请君再饮一杯，为日本探险家举杯以祝！”（见本书62页）d．“探险家立花……是（日本）本愿寺小和尚，象征着新兴日本。”（见本书62页）e．“跨着印度、中亚、中国广大地域而不知其数之圣迹，断不可悉委不信（佛教）之西人手锄。在最浴恩泽、现最信仰并占有佛学最高位置之日本佛徒，当然应参加（考察发掘）。就地理的、语言的、民族的方面言，最为适当，最应负此责任，并可深信是报恩行为。（大谷）光瑞因此率先示范，在明治三十五年即1902（是斯氏第一次向和阗探险获得成绩之翌年），派弟子二人赴中央亚细亚探险发掘。第二回即派立花及另一人（引者按：此“另一人”，乃指野村荣三郎）从北京出发，取道蒙古，于乌鲁木齐地方（U-rumchi）分道，各向泰利姆盆地（Tarim）之南侧探险……当时立花年仅十八岁，作成世界探险史上之少年纪录。”（见本书63页）f．“余大为感激而常常感谢之。若无（大谷）光瑞，则与我人有深切因缘之中央亚细亚，将全被红毛碧眼辈驼蹄蹂躏。（日本）青年和尚之登场，真新时代日本人之向世界吐气！”（见本书63页）以上种种，皆透露此谈话“长者”当是日本某老一辈书画家兼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