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弗罗姆行为研究讲稿(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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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领土与意识支配

一般人对动物的侵犯性的想法,很受疆土主义概念的影响。劳伯特·阿德瑞的“疆土的戒命”给众人留下一个印象,让大家以为人类受着防卫疆土的本能所支配,而这种本能是从远古的动物祖先遗传下来的。人们认为这种本能是动物与人类主要的侵犯根源之一。要找例证是很容易的,而这种不花脑筋的想法可以叫很多人轻易接受,让他们相信战争就是由这种本能引起。

但是,这种想法却是错误的,原因有几个。第一,有许多种动物,就它们来说,疆土概念根本用不上。“疆土问题只在较高等动物里才有,诸如脊椎动物和节足动物,而且也是不规则的。”其他的行为学者,如郭金杨,则认为“所谓的‘疆土防卫’毕竟只是一种想像出来的名目,所指的是对陌生者的一种反应行为,加了一些拟人化观念的味道,和19世纪达尔文学说的味道”。这个问题必须再做进一步有系统的实验探讨。亭柏金把疆土问题分为两种:种族的和个体的:“疆土的选择无疑是以资源为根本,这是动物生而具有的反应。这种天生的反应使同种的所有动物,都选择同一形态的栖地。可是,雄性个体对它自己的疆土的占领与保卫,却是由学习得来。这种雄性动物是它们在繁殖地区的特别代表。”

前面提到灵长类动物时,我们曾说到它们的疆域常常重叠。人猿类不同的群体很能互相容让,疆土有伸缩性,它们并不用猜忌的态度监视自己的边界,强行阻止“外国人”进来。

第二,保卫疆土具有避免严重战争的作用。因为疆土被别的群体大量入侵,就会拥挤起来,结果会发生严重的战争。实际上,为疆土而产生的侵犯行为,只是一种威胁姿态,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模式,目的在维持空间的均衡和维持和平。动物的这种本能配备,跟人类的法律制度有相同的作用。因此,如果已经有了其他的象征标记来标定疆土的界线,而这标记又有警告不可越界的作用,这种本能就过时了。再者,我们应当记得,大部分战争都是为了获取利益,而不是反抗他人对自己疆土的威胁——只不过制造战争的人常拿保卫疆土做借口,蛊惑人心而已。

人们对于支配权的概念也是错的。许多种动物都有阶级组织,但并不是每一种动物都如此。在有阶级组织的动物,最强壮的雄性在食、性和被刷毛服侍方面比其他分子有优先权。但是支配权也和疆土主义一样,并不是每一种动物里都存在的,在脊椎动物和哺乳动物中,它的存在也不规则。人类以外的灵长类里,支配情况很不相同。像狒狒和猕猴这些猴类,有相当发达的和严格的阶级组织,人猿类的支配情况则比较不强烈。夏莱尔研究山区大猩猩说:

我们观察到真正的支配行为有110次。当它们排成长条队形时最常看到支配权;在选择道路或坐处时,有支配权的动物会排挤地位低的,大猩猩只有最少的行动就表示出它的支配权,通常只要地位高的动物走过来,或用眼睛看一看,地位低的动物就会让位。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支配者用手背轻轻拍拍下属的身体。

瑞诺兹在研究波当果森林的黑猩猩以后,这样说:

个体间的地位虽然不同,支配作用在黑猩猩的行为中却只造成很少的磨擦。在雄性或雌性彼此之间,没有直线式的支配阶级关系;没有观察到对雌性的单独占有权;群体里没有永久性的领袖。

罗维尔在对狒狒做过观察研究之后,反对支配概念,他说:“实际的证据显示,阶级行为跟环境的种种压力有关,在环境压力下,低阶级的动物首先出现生理症状。如果决定动物阶级的是服从行为我们就可了解,环境压力是直接施展在每个动物身上的,但由于它们的身体结构不一样,压力对它们的影响力也就会各不相同,因此造成重量上与行为上的改变,而行为上的改变又转过来造成了社会阶级组织。”他下结论说,“阶级组织主要是由部下的行为模式来维持的,而不是由阶级高的动物来维持。”

马松根据他对黑猩猩的研究,对支配问题也表示保留态度:

“支配”与“臣服”只是人类习俗的观念,由于黑猩猩彼此间常处在胁迫者与被胁迫者的关系中,我们便用“支配”与“臣服”的字样来指名。当然,我们可以料想到,任何群体里面,个子大的、强壮的、猛烈的、具有侵犯性的动物会扮演一种支配者的角色。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原野里成年的公猩猩支配成年的母猩猩,母猩猩又支配年青的和年幼的猩猩。除了这方面所观察到的事实以外,没有迹象显示猩猩的群体是依照阶级组织起来的;也没有叫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它们有自动追求社会主宰权的欲望。黑猩猩是任性的、冲动的、贪心的,即使没有特别的社会动机与社会需要,也足够让他们发展出支配与臣服的关系来。

因此,我们可以把臣属关系看做是社会接触的自然副产品,而且只是两个个体间的关系上的面貌之一。

动物间即使确实有统属关系,它的作用也是和疆土保卫一样,是要使群体保持和平与团结,防止磨擦,因为不然就会导致严重的战斗。人类却以契约、礼节与法律来代替失去的本能。

许多人都把动物的支配当作领袖的苛烈“跋扈”,认为领袖享受着支配整个群体的权利。以猴类来说,领袖的权威确实是以别的猴子对它的惧怕为基础,而这种惧怕是它制造出来的。但人猿类的领袖,他的权威并不是因为他最强壮,其他的猩猩怕他报复,而是由于他领导群体的能力。考特兰的报告便是一个好例子,他说一个年老的黑猩猩,虽然身体已经不强,但由于经验与智慧,它仍旧是群体的领袖。

动物群中的支配权不论扮演什么角色,有一件事是明白的,就是,做支配者的那个动物必须时时不断的配得上它的地位——就是表现出它优越的体力,智慧,精力,或其他使它配做领袖的力量。德尔加杜在对猴子做过精巧的实验之后认为,做领袖的猴子即使暂时失去它杰出的优点,它的领袖地位就结束了。在人类的社会中,自从支配权制度化之后,人的能力便不再像许多原始社会中那么有功用,做领袖的人不必时时都具有杰出的优点,甚至他根本不必具有优点。社会制度制约人们,让他们把头衔与制服或其他这类的东西,看做是领袖的能力的证据,而只要这些象征性的东西还存在,受着整个社会体系的支持,一般百姓甚至问都不敢问国王究竟有没有穿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