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财产表的差别中，还显示在对价值的多与少，对共同承认的财产的等级秩序彼此有不一致的意见——那个差别还更多地显示在他们视为现实的拥有和占有一个财物的那种东西中。例如，就一个女人而论，一个较有节制的人已经把对她的肉体的支配和性的享受看作拥有和占有的充分和满足的标志；另一个以他对占有的猜疑的和苛求的渴望，看到了“疑问”，看到了这种拥有仅是表面的东西，并想更细致地检验，首先为了知道，是否这个女人不仅委身于他，而且也为了他而放弃她拥有的东西或喜欢拥有的东西：——只有这样，他把她看作“已被占有的”。第三个人在这里也还没有达到他的猜疑和拥有欲的界限，他问自己，当这女人为他放弃了一切，是否也许为了他的错觉而不这样做；他首先想彻底地、甚至深深地很好地被了解，以便完全能够被爱，他敢于让自己可以被猜中。
当被爱者不再欺骗自己，当她为了他的恶劣行为和隐蔽的贪得无厌的缘故如此程度地爱他，像为了他的善、耐心、精神性的缘故一样，他感觉到被爱者完全在他的占有中。一个人想占有一个民族，而且一切较高级的卡格里斯特罗和卡蒂里那的艺术对他来说适合于这个目的。另一个人带着一种更细微的占有欲望而对自己说“在人们想占有之处，人们不可以欺骗”，在他如下的观念那里是激怒的和失去忍耐的，即他的一个假面具控制了民族的心：“因此，我必须使自己被认识，并且首先认识我自己！”在乐于助人的和行善的人们中间，人们几乎有规律地发现那种笨拙的诡计，它首先恰当地使自己成为应该被帮助的人。
例如，似乎他“值得”帮助，渴望他们的帮助，并将忠诚地屈从地证明深深感谢他们的一切帮助，——以这些想像，他们像支配财产一样地支配了贫困的人，当他们出于对财产的渴望而乐于助人的人的时候。当人们在帮助中遇到他们，或抢先他们一步时，人们发现他们是嫉妒的。父母不自觉地从孩子中造出某种与父母相类似的东西，他们称为“教育”——没有一个母亲在她的内心深处怀疑孩子那里为自己生下了一个财产，没有一个父亲否定自己有权利可以使孩子服从他的观念和价值评价。确实，在从前，随意支配新生孩子的生和死，这在父亲们看来是正当的。像父亲一样，教师、有地位的人、牧师、诸侯，现在也还在任何新的人中看到了新的占有的一个无须考虑的机会。
犹太人——一个“为奴隶制而生的”民族，像塔希陀（Tacitus）和整个古代世界所说的，“在一些民族中选出的民族”，像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和相信的——犹太人曾实现了价值颠倒的奇迹，由于这奇迹，在大地上生活，在几千年内得到了一种新的和危险的魅力：——他们的先知们把“富有的”“无神的”“恶的”“暴力的”“感性的”熔化成一个东西，并第一次把“世界”这个词改铸成卑鄙之言。在这种价值颠倒中有犹太民族的含义：在道德中的奴隶起义随犹太民族而开始。
在太阳旁边有无数暗的物体有待于推断，——这类东西我们绝不会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比喻，而一位道德心理学家将全部的星体论著只当作一种比喻和符号的语言加以阅读，许多东西可以被隐瞒起来。
人们彻底地误解猛兽和掠夺性的人，人们误解“本性”，只要人们还寻找在根本上这些最健康的一切热带的巨大怪兽和植物的“病态”，或甚至寻找它们天生的“地狱”，——至今一切道德家们那一种对原始森林和热带的仇恨？而且看来“热带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必定会被破坏威信，不管是作为人的疾病和堕落，还是作为自己的地狱和自我折磨，究竟为什么？有利于“温带”？
所有这些诉诸个别的人的道德，并为了他们的“幸运”——正像所说的，。除了与个别的人生活于其中的危险性的程度相比是举止行为的建议外，这些道德还会是别的什么东西；针对个别人的热情，针对他们的好的和糟糕的嗜好的药方，这些药方如此遥远地有权力意志，并如此遥远地想扮演主宰；大大小小的聪明之举和矫揉造作，附带着陈旧的家庭常备药品和老太婆的智慧发霉的气味；它们都处于奇异怪诞和非合理的形式中——因为它们诉诸“一切人”，因为它们在不可普遍化的地方去进行普遍化的，——它们都无条件地说话，无条件地对待自己，它们都不仅仅用一粒盐调味，而是仅可忍受的，而且有时甚至诱惑人的，当它们被过分调味并且学会了危险地发出了气味，特别是“有另一个世界”的味道。
从智力上来衡量，这一切极少有价值，并且还远非“科学”，更不用说“智慧”了，而是再次地说，三次地说，聪明，夹杂着愚蠢，——不管现在是对斯多葛派分子所劝告和扶植的情绪和激烈的愚蠢行为的那种冷漠和柱形雕像般的冷淡，或者是斯宾诺莎的那个不再笑和不再哭，他通过分析和活体解剖情绪而这样天真幼稚地主张毁灭情绪，或者是命名情绪沮丧达到无害的中等程度，在这中等程度，情绪可以得到满足，道德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甚至道德作为情绪的享受在由艺术的象征意义所引起的故意的冲淡和超凡脱俗中，或作为音乐，或作为对上帝的爱，和为了上帝的缘故对人的爱——因为在宗教中激情又有了公民权，预先设定了……最后，甚至那种殷勤地和故意地听任情绪，像豪非斯和歌德所教导的那样，那种大胆地放下缰绳，在年老的明智的怪人和醉汉的例外情况中的那种精神的肉体的自由作风。
在只要有人的一切时代中，也就有人群，并且与少量的命令者相比，总有很多的服从者，——考虑到服从至今最好地和最长久地在人们中被实施和培育，人们可以正当地作出前提：平均地看，有关的需要在现在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天生的，作为一种形式的良心，对良心命令说：“你应该无条件地做某个东西，无条件地放弃某种东西。”一句话，“你应该。”这一需要试图满足自己，并且用一个内容去充实它的形式；按照它的强大、无耐心和紧张关系，它作为一个粗糙的胃口，它伸手时很少讲究，并且接受了仅由一切种类的命令者一父母，教师，法律，等级的偏见，公众舆论——呼唤到它的耳朵中去的东西。
人的发展的奇异的限制性，踌躇犹豫的东西，长期慢性的东西，常常来回奔跑的东西和其自身旋转的东西，立足于这样的事实：群体的服从本能最好地并花费了命令的艺术被遗传下来。如果人们想像这个本能一旦走到最后的放荡的地步，那么，最终简直缺乏下命令者和独立者；或者他们内心苦于坏的良心，并需要首先把一个欺骗给予自身，以便能够下命令，即似乎连他们也仅是服从。这种状况今天实际上存在于欧洲，我称之为命令者的道德上的虚伪。他们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在他们坏良心面前保护自己，除了他们表现为较古老的或较高级的命令的执行者，或者从群体思维方式着手给自己借到群体准则，例如作为“民族的第一服务员”或作为“公共福利的工具”。在另一方面，群居的人今天在欧洲装出一副模样，似乎他是惟一被允许的一种人，并颂扬他的各种特性，如团结友爱的精神，友好，关心照顾，努力，适度，虚心，宽容，同情，由于这些特性，他是温顺的、和睦的和对群体有用的，作为真正的德行。
对于有些情况，如人们相信领袖和领头羊不能缺少时，人们在今天尝试又尝试：把聪明的人群加起来以取代下命令者。例如，一切代议制的宪法有这个起源。尽管这一切，善行，从一种无法忍受的压迫下解救出来，这些为这些群居动物欧洲人而出现了一个无条件地下命令者，对这事实，拿破仑的出现所造成的影响给予了伟大的证明——拿破仑影响的历史几乎是较高的幸运的历史，本世纪在它最有价值的人和时刻中曾达到过的较高的幸运。
一个瓦解的时代把各种族乱糟糟地抛出来，这个时代的人，他本身继承了多种多样的来源，这就是说，对立的和常常不仅对立的欲望和价值尺度，这些东西彼此相斗，很少得到安宁，——具有较晚的文化和破裂的光线的这样一个较弱的人：他最根本的渴望在于：在他之中的战争该结束了，对他来说出现了幸运，在与镇静的药品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性中，首先是休息、不受干扰、饱餐、最终统一性等方面的幸运，作为“安息日的安息日”，以便用神圣的修辞学家奥古斯丁的措辞，他本来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在这样一种本性中的对立和战争像一种附加的生活的魅力和生活的向往那样发挥作用，——而且如果另一方面在实施与他们自身的战争中实际的技能和精明，因而自我克制和自我蒙骗也附加地继承和培植到他们强大的和不可调和的本能中。就产生了那种惊人的不可把握的东西和无法说明的东西，产生了为了胜利和为了引诱而事先被确定的谜一样的人，后者的最美好的表现是亚尔西巴德和恺撒。在艺术家中，也放进列奥那多·达·芬奇。他们恰好出现在同一个时代，较弱的类型以它对安宁的渴望处在显要的位置上。两种类型彼此从属，并且起源于相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