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关键在于，今日女性对现代性和历史都必须负责任。
E：还不谈最简单的生物学。
K：生物学已经包含在我所说的历史的范围之内。
E：这么说，你所用的历史这个词更多是指福柯所指的历史。
K：我所说的历史是一系列有意识的、主动的人性反应，而生物学和进化只是人性必须作出回馈的一系列力量的一部分。
E：重点在于，这对妇女构成了无法忍受的负担。
K：真正的关键在于，事实上，她们只是在逻辑上互不相容，就是这两种责任。
E：哪怕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现象，福柯经常会这么说。
K：我只是想说明，没有人能够承担两种在逻辑上不能够相容的明确的责任。这与历史没有关系，这是纯粹的逻辑。
E：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抱怨媒体。
K：那么说，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E：精神分裂症一样的媒体言论可以找到比如《大都会》风格的言论作为范例，一方面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确保你能得到一个丈夫。
K：解决的办法在于要意识到，今日女性处在很难的一个境地里，很难承担自己明确的性责任。
E：我可以买熏肉回家，哼哼，我可以放在锅里煎，哼哼。
K：生活总会找到一条出路的。
——
彼此之间
帕特里克·巴克雷
这是一篇大学入学考试作文，后来发表在《纽约邮报》上。它表达了一个少年对男性角色模式——不管是家庭内还是家庭外的男性角色模式重要性的认识。
1992年4月25日，那是改变了我一生的日子。一个月之前，一位友好的邮递员送来了一个邮件，是一只盒子，里面装有一些图纸和许多块小木块。图纸是我订购的一条无线电控制的高级帆船的组装图，那是我为过生日从一家模型公司订购的。我自9岁起就开始做汽车模型了，但等我打开这只盒子后，却差不多惊呆了。里面只有木头。没有塑料件，没有设计得十分完好的零部件和照片说明图供参考。惟一的指令就是一张很大的图纸。
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我一直在努力，想摸清楚从哪里开始。我家里没有谁能帮上忙。我母亲对机械上的事情并不熟悉，我父亲又很少见到面，他生活在弗罗里达。因此，在那个炎热的四月天里，我决定做一件很多精明的纽约人认为是浪费时间的事情。我决定去中央公园的船只模型池，看看那边有没有人能够帮上我的忙。我跟母亲一起去了公园，她一路对我说，如果找不到任何人帮忙，千万不要泄气。
她说，“现在的纽约人都忙得很，”她提醒我，生怕被人拒绝后对我打击太大，“但是，也许有人能够告诉去哪里找得到一个培训班，或者找到一本书来帮忙。”我母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哪怕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由于我的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个父亲，她一直为此感到极其难过。她很悲观，但是，在我们接近船池的时候，我的决心却越来越大了。我以前去过那里很多次，只是为看看船模，还去爬旁边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青铜雕像。
我们接近船池的时候，我的热情高涨起来，我看到很多条船的桅杆在水面起伏，在树影中时隐时现。模型船平均有4到5英尺长，桅杆有6到8英尺高，这些船都属于大号模型船，让很多孩子看着就服气，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在船库门前，有很多人在走来走去，手上都拿着无线电遥控器。因为我才只有11岁，而且比较害羞，因此，大部分话都是我母亲在说。然后我注意到一位年纪大的老先生，他身边还围着几个人。他手上没有遥控器，但他在回答一些问题，还在发一些传单，介绍一些模型供应商。
我和母亲也开始提一些问题。他名叫哈尔，自9岁时起就开始做模型了。他现在有72岁，是一位颇有风度的绅士。他在布鲁克林长大，二战时在海军服役，还当过贝尔实验室的首席工程师。我告诉他说，我过生日时订了一套船模散件，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着手装。我不能肯定可以指望他来做点什么。我天真地想，也许他有一张图纸可以解释木制船模的技巧。结果，所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嗯，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助你组装起来，也许还能帮你做好第一步工作。”哈尔说，这让我感到意外。我们约好第二天放学后见面，而那“第一步工作”结果成为300多个小时的工作。这300多个小时的工作是指放学以后，还包括我首先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然后才开始研究极复杂、有趣、精巧，也很具体的船模制作说明。每天我们要工作几个小时，要画出很精确的设计图，要对图纸进行仔细研究，材料和工具也必须做得很称手。我们把每个小时的工作都登记下来，做了一个预算，并且严格按照时间进度表进行，把我们漂亮的起居室变成了一问木器场，堆满了锯屑、油漆皮、各种漆具，四处都是锈迹，我们非常耐心，花费很大力气做船模。
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不管下雪还是什么，哈尔每天都准时到达，一来就开始工作。多年以来，我父亲，后来又是继父，总在对我食言。父亲经常说他会来的，结果一次又一次却没有到场。我记得，5岁的时候，我拿着一张手绘的邀请书请继父参加学校的一次重要活动，但他却转身对我说：“我没有时间搞这种鬼——！”学校演戏的活动我错过了，毕业典礼错过了，生日聚会错过了，运动会错过了——野营之旅从来都没有去成：这些都是我习以为常的事情。哈尔从来不食言。一次都没有。哪怕在他生病的时候（他发过严重的心脏病，心脏一直不太好），他也会准时到来，随时准备工作。
我和哈尔为那条船整整勤奋工作了一年时间。有时候，要我继续下去可真是难，因为，作为11岁的孩子，我的注意力经常会发生转移，而那份工作总像没有完结的一天，而且也并非总是那么有趣。但是，哈尔的决心深深地影响了我。他以身作则，告诉我一些重要的经验，如何组织安排，如何把紧要的事情放在前面，如何做有责任心的人。他跟我一起设计船模上的电子用具，因此而培育了对于科学的极大兴趣。
1993年5月，我们的玛里鲁号下水了，是以我教母的名字命名的。我很自豪地说，她是公园里人们拍照最多的一艘船。她有一根6英尺高的船桅，有4英尺高的樱桃红船体，还有涂过清漆的桃红木甲板，连人的影子都照得出来。接下来的那个9月，我们开始做第二条船，是金币号，是按缅因州的一条驳船的样子做的，总共花了500小时才做好，里面有无线电遥控的蒸汽，有完备的船长室内舱，还有双层甲板——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做的。
我11岁的时候，哈尔对我解释说，他一直都想把自己得到的所有机会还给社会，但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做到。当时，我还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已经是17岁的人，当我回想那次跟他造船的经历时，突然就明白了，我当他的学生，也当他的朋友，他不仅仅帮助了我，而且我还帮助了他，因为我帮他完成了他生活当中错过的一部分。
我与哈尔的友谊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它们是讲人的耐心、忠诚心、毅力、教育和责任心。这次体验还确认了我对生活的乐观精神，并帮助我明白，尽管我们都会有心痛的时候，尽管我们都会有某种损失，但如果我们寻找，如果我们相信，那就会有最重要和最珍贵的礼物：彼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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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牺牲自己，也不想牺牲我的家庭。”
摘自罗伯特·希尔伯恩对克特·柯班的采访，《洛杉矶时报》（1992）
克特·柯班和柯特蕾·勒芙是互相敌对文化的偶像伴侣，很像是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柯班的自杀留言是一个对家庭充满爱但又生活得不幸福的男子最后的动人道别，他“感觉对不起每个人，但又理解所有人”。这次采访是他女儿出生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显示出偶像后面那个内心复杂的男子。
“我不想让自己的女儿长大以后，有朝一日跟学校的那帮烂仔争吵……我不想让人们告诉她说，她父母都是吸毒的人。”
克特·柯班，现年25岁，是极走红的著名摇滚乐队“涅瓦纳”的领导者，他坐在好莱坞山庄公寓的客厅里，抱着才4个月大的弗朗西丝，是他和克特蕾·勒芙的女儿。
这是柯班差不多一年多来的第一次正式采访，需要时间才能打开话匣子。
他是个害羞和敏感的人，谈起女儿来非常轻松，但有一件事情是他最不愿意谈的，尽管他知道自己非谈谈不可。
“涅瓦纳”是多年来最热门的新乐队，谈论这个乐队的数篇文章曾传播说，柯班有吸毒爱好。
他现在承认，他吸过毒，包括******在内，但是，他吸毒并没有谣传或摇滚业界传播的那么厉害。他还小声但又坚决地说，他现在不吸了。
“没有什么比拥有一个孩子更好的。”柯班开心地说。
“我一向都喜欢孩子。我以前放暑假常去青年基督教协会工作，帮着带30多个学龄前儿童。
“我知道，当我有了孩子后，我会被那样的感情所陶醉，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无法告诉你，自从有了弗朗西丝之后，我已经变化了多少。抱着孩子是世界上最好的毒品。”
可是，柯班的音乐讲述的全是青年人的愤怒与异化，他担心，持续不断的谣言会把他弄成一个颓废的摇滚歌手的形象。他也不想成为少年歌迷心目中的坏人形象。
他知道，如果说毒品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不会相信，但他还是觉得非说出来不可。
问及有人对他的真诚表示怀疑而他对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馈时，他说：“我想说，我想重塑自己的形象，这就是我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有很多年轻歌迷，我不想让自己跟任何引发毒品狂潮的活动有什么关联。有些人在推广毒品，他们都是些……（骂人话）。我选择跟毒品作斗争。我不为自己感到什么遗憾，但是，我对它们也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它们纯粹是浪费时间。”
虽然柯班的歌词写作技巧让这支乐队在主流中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与地下／毒品世界的联系使他处在灯光下感到不舒服。在他看来，主流不仅仅意味着妥协与肤浅，而且，他还感觉自己身上有极大的压力。
“我猜，仅在去年一年，我差不多都有10次要脱离乐队了。”他说，他把孩子递给妻子，妻子也跟他一起在客厅里。
“我本想告诉经纪人，或者告诉乐队的，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仅仅站起来对克特蕾说：‘好吧，就这样了。’但是，一两天之内就过去了……音乐总能够把我拉回去。
“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还是全无道理的谣言，也就是关于******的谣言，所有这些猜测都在进行中。我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我从没有意识到我的私人生活会成为如此重大的话题。”
丹尼·高尔德伯格是亚特兰大唱片公司的经理人，他一直是这个乐队的经理人之一，他在单独的一次采访中说，他看到自去年春天以来，柯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克特处理自己未曾料到的成功时曾遇到很大麻烦，”高尔德伯格说，“他来自极不同的一个背景，差不多可以说，我第一次开始为他做经理人的时候，他差不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大概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他成了一位国际名人。他有一阵子完全弄不清楚，但看来又恢复了。他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最近的表现是我多年来看到的最好的时候。”
高尔德伯格说，他觉得当了父亲后有助于柯班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与生活。
“我相信那一天（去年春季）就是我看到变化的一天，他拿到了孩子的超声波图片。看上去就好像黑白的宝丽德快照，你可以看见孩子的手，还有子宫内的其他东西。回家后，他就把图片贴在墙上了。
“我觉得这张照片让他想起自己的生活，让他考虑未来的生活，因为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人都会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可能在想：‘啊，我是个朋克摇滚歌手，现在我是个摇滚歌星，可是，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去当摇滚歌星。’他就是可这么一个姿态。养了一个孩子后，一切对他有了很不同的意义。”
我们再回到他的公寓，柯班从他妻子手里接过孩子，然后谈了谈他的将来。他现在思考的事情是几个月之前完全不可能去做的事情：再灌一张唱片。
“我们想灌一张真正的原始唱片，都想了一年多了，现在看起来我们终于准备好灌制工作了，”他说，“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治胃疼的药，可以帮助我止痛，我还参加了疼痛治疗。我还吃一些别的药物。我们希望在明年再次巡回演出之前把唱片灌好。”
提到巡回演出时他停了一会儿。该乐队在MTV大奖之后要去西雅图和波兰特开演唱会，但那是他们今年在美国惟一的一些预定演出。
“我们也许不再进行长时间的巡回演唱会，”他说，但有些犹豫，“我们能够开演唱会的惟一办法，是我必须找到某种办法防止翻胃。我们可以灌唱片，我们可以时不时来一次演出，但是，如果让我一连几个月忍住胃疼去巡回演出，那可真是太难受了。我希望健康，我希望活着。我不想牺牲自己，也不想我的牺牲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