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冬天，雅典人按照祖祖辈辈的习俗，用公费以下述的方式安葬了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批倒下的人们。他们搭起帐蓬，将死者的尸骨提前三天摆放在里面，人人都可将自己喜欢的（送葬之物）拿到自己亲戚的帐蓬里。开始葬礼的时候，有车拉来柏木棺材，各族一具。死难者按族别各入其棺，另有一具空棺也抬来，供敛葬尸骨难寻的死难者，以纪念他们的亡故。无论公民还是陌生人，只要愿意加入殡葬行列的，尽可以自由加入。女性亲戚可跟随至安埋地嚎哭吊丧。他们将死者安放在公墓里，公墓一般会设在城邦最好的郊外，人们一向在这样的地方安葬战争死难者（至少除开在马拉松倒下的那些人；但是，由于人们觉得他们的勇气使其出类拔萃，因此也在那个地方为他们辟一块安葬之所）。将他们放在地上之后，国家会选一个人出来，此人须才智超群，声望卓著，他就这些人说一些适当的称颂的话；之后，他们就全部退场。他们就这样安埋死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按照已有的习俗进行。在这第一批死难者的安葬仪式上，桑西帕斯之子伯里克利被选来讲话。到了讲话的时候，他从墓地走上事先搭好的高高的讲台，这样，他讲的话就可以为尽量多的人听到。他的讲话大意如下：
“迄今为止在此讲过话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习惯于称赞把这种演讲规定成一种习惯的人，他们觉得，为在战场上倒下的人们说一些赞颂的话是一件适当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当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证实了自己的勇敢，他们的荣誉也应该通过一些行为予以昭示——如大家在此次用公费举行的葬礼中可以看到的一样——这才是恰如其分的事情。而且，并不是说许多人的美德就应该在单独一个人的身上冒险，因为一个人的荣誉应该根据他表现的好坏来给予。对于哪怕一个人的坦率印象也是带着某些困难而确立起来的这样一个话题，很难作出适当的评判。对于一个熟悉事实，对做成这些事的人也心怀善意的听众来说，他有可能觉得把这些人赞扬到如此程度是不太适当的做法，尤其是跟他既为之祈愿也知道的人相比较的话。虽然不熟悉他们的人有可能觉得某些地方可能言过其实，因为他们可能出自嫉妒而形成这样的看法，而且假定他听到任何超过他本人的天赋的东西。因为对别人的称颂只有在一个人觉得他自己也有可能做到他听说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予以忍受。但是，一旦这样的行为超过他们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人就会立即产生嫉妒和疑心。但是，由于我们的祖先认定这是合适的习俗，我也只好服从这样的做法，我必须尽量满足每个人的希望与看法。
“因此，我先从我们的祖先说起：这样的事情是公正的，同时也是合适的：在这样的时刻，我刚刚提到的荣誉应该给予他们。他们长久栖居于此，子子孙孙一直保有，因为他们的勇猛，他们使这样的荣誉一直传承至我们的时代。他们应该得到称赞，我们自己的祖先更应该受到称赞。除开继承得来的以外，他们还获取了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帝国，而且经由痛苦的努力一直传承至今，交到我们的手中。不过，我们自己对这样一个传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一般来说仍然生活在这样的严谨传统之中，我们也给这个城邦增添了一切应有的东西，战时与和平时代都可以自给自足。现在，谈到我们在军事上的成就，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所得皆籍此而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为，或是父辈的所为，我们都勇敢抵御了野蛮人或斯巴达人针对我们的敌意。因为大家对此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我就不打算就此话题放开谈了，我想略过这一部分。但是，经由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才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经由什么样的政府形式以及因为什么样的习惯我们才变得如此强大，这些问题我想首先解释一番，然后再来称颂这些勇士。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时候，不可在不当的情形下提到他们，这对于今天参加大会的不管是公民还是陌生人来说都是有益的。
“我们的政府不抄袭邻国的做法，我们不模仿别人，反倒是别人来效仿我们。我们的政府为大多数人而不为少数人谋利，这就是它被称为民主政体的原因。法律方面，所有个别情况不同的人都得到同样的公平对待。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公众生活中获得擢升的人均具有真才实学而非徒负虚名。有才干的人不容受其所属阶级的影响，贫穷亦不至于阻挡其前进的道路。能为国家服务的人不因出身低微而受困扰。我们在政府工作中享受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也可得到。我们绝不因嫉妒而互相监视，不因邻人做自己喜欢的事而生气，甚至不喜欢常常脸露不悦之色。因为这种脸色虽无实际惩罚作用，却着实令人反感。我们与人交往随和，但不会因此成为目无法纪的公民。正是畏惧流于目无法纪的心理，成为捍卫我们法律的主要保障，教导我们服从行政机构和法律。我们恪守保护受害人的法律，不论其是否明载于法典。即使这类法律不成文，违反者必定蒙受耻辱。
“此外，我们提供多种方法，使人在从事纷繁的事务后得到休息，头脑清新。我们终年举行娱乐活动及祭神典礼。优雅的住宅成为我们日常欢愉生活的泉源，驱散我们的忧闷。我们规模宏大的城市吸引世界各国将产品运入我们的港口，让我等得以经常享用其他各国及本国的产品。
“我们的军事策略也与敌人的不同。我们的城市向世界敞开大门。虽然敌人或会因我们自由开放而进行窥探得益，我们从不作出排外法令阻止外国人至此学习和观察。相对来说，我们不大依靠政策制度，反而较为信赖我们公民天生的爱国精神。在教育方面，我们的对手以严酷的纪律自小训练公民的英勇精神，而我雅典公民则完全随意生活，却同样能随时面对任何真正危险。为证明此事实，请注意，斯巴达人侵略我国时，动辄与所有同盟者联合，不敢单独前来。而我雅典人进入邻国领土时，不需要别人支援。我们在国外打仗，往往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保卫自己家园的异国人。我们不用整支部队对外克敌，因为我们既要守护海上，又要公民在陆地执行上百种不同勤务。如此看来，无论敌人在何处遭遇我方武装力量分队，战胜我们的分队可扩大视为战胜我们的国家，相反，如若失败，便等于败在我们全体人民之手。然而，尽管我们习惯于安闲而不惯劳苦，我们的勇气来自天生而非训练所得，我们仍然愿意面对危险。我们具有双重的有利条件：既可免于事先经受严格训练之苦，又在需要时能够同经常警戒的人一样无畏地迎接艰险。由此看出，我们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和别的许多方面都值得人崇拜。
“我们研究适度的品味，还有不做作的哲学，我们利用财富达到行动的目的，而非自我吹嘘。虽然承认贫穷并不是什么羞耻之事，但不努力逃脱贫穷却是可耻的事情。另外，同样的人既可同时参与公众事务，也可以料理自己的家务，从事商业的人也可以对政治问题拿出足够有力的判断。我们认为不参与这些事务的人不属于不爱管闲事，而是无用之人，我们是惟一这么看问题的民族。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想出一些措施来，那我们会公平合理地判断别人的措施。我们觉得文字不会对人的行为构成障碍，但是，如果人行事之前没有受到文字的教育，那就是一种障碍了。我们的特点是，既敢于大胆冒险，同时又精心筹划，而对于另外一些民族来说，无知才会造成大胆，而精心筹划又会导致担惊受怕。但是，但凡熟悉什么是可怕的，什么是可爱的，但又不会因此而在危险面前退缩不前，这样的人我们认为是最为勇敢的人。说到善行方面的事情，我们也与旁人不同。我们交朋友，不是为接受朋友的善意，而是要向别人传达善意。与人恩惠的人是更可靠的朋友，因他可借对接纳恩惠者表示的善意维持责任，而欠人恩惠者则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因为他明白那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一份债务，他以后必须将这笔人情债还掉。不仅如此，我们是惟一一批勇敢无畏地与人方便的人，我们这么做绝非权宜之计和精打细算，而是因为我们对宽大为人有充足的信心。
“简单地说，全城都是为希腊人开的学校，在我看来，我们当中同样的一批人都会证明自己有资格参与各种各样的行动，而且有灵活多变的能力。而且，此话绝非因为今天这个场合而特别使用的吹嘘夸大之语，因为这就是实际的事实，我们通过类似的习惯赢得的国家的权力都可以提供证明。在目前，我们是惟一一个面临考验的时候，其实际能力反而比声名更优越的民族。对于进攻我国的敌人，我们决不给他半点理由为遇到如此强大的敌手而愤怒，也不会给从属于我们的人留下任何找借口，以埋怨自己没有得到机会让更值得建立帝国的人来领导。但是，我们会得到这一代人和未来无数代人的崇敬，因我们以证据展示了自己的能力。我们不再需要荷马来称颂我们，也不需要别的任何人用自己的诗行歌颂现在的时刻，事实的真理常常会阻碍关于这些事实而形成的想法。我们迫使每一个海洋和每一片陆地接受我们大胆的探索，我们在四处建立了永久不灭的丰功伟绩，不管是好还是坏。正是为了这样一个国家，这些人才下定决心不让别人从我们手中夺走它，并在为祖国的战斗中倒下。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将愿意为之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