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郭象玄学思想与黑格尔相似之处也正在于目标是超越现实的与现实的调和。他所说的“自然就是名教”、“名教就是自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的与现实的调和。这是他高出此前阮籍、嵇康那种最终导向“虚浮的旷达”的“绝俗的超越”之处，这种“绝俗的超越”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企图在“名教”现实之外寻求理想的超越。历史与现实都一再证明了这种“绝俗的超越”之路是行不通的。为了纠偏于阮籍、嵇康等人对“名教”的全面攻击而来的虚浮的旷达之风，裴頠举着“崇有论”的旗帜上场为“名教”进行辩护，但最后也不免于失败，这“是因为脱离了自然的名教窒息了理想之光，同样使人屈从于充满了污浊和苦难的现实。”因此，无论嵇康、阮籍还是裴頠在对现实与理想的处理态度上最大的失误就是缺乏“中庸”的智慧，虽然他们的思想本身都是玄学发展阶段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郭象对现实与理想的态度则表现了人类在面对现实与理想问题时所必不可少的“中庸”智慧：“郭象一方面针对阮籍、嵇康一派着眼于超越的玄学，指出现实是不能超越的； 另一方面又针对着裴頠一派着眼于现实的玄学，指出现实是必须超越的。郭象玄学的这个双重任务就如同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现在的十字架中去认识作为蔷薇的理性’。郭象并没有把十字架都说成是蔷薇，并没有片面地去证明‘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这样去看郭象，那是对郭象的误解。郭象对名教的弊端以及专制暴君的凶残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不同于裴頠。但是为了与现实调和，去认识那作为蔷薇的理性，郭象也失去了对现实的愤慨之情，不同于阮籍、嵇康。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消除对郭象的误解，如实地理解他的玄学。”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做狭义庸俗的理解，那么其意义则在于，郭象认为“顺应这一切，就是自然。（当然，郭象的顺应自然与《庄子》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关注并强调人在改造世界中的主体性作用，这与《庄子》的‘蔽于天而不知人’，是一个划时代的飞跃。）在这种哲学自然观的基础上，郭象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具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清醒的态度。尤其是他对于《庄子》‘逍遥’义的重新阐释，指出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以‘适性逍遥’，这就为建立一个审美的主体奠定了哲学基础。”从而使“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仙居于“藐姑射之山”的不近人间烟火的神仙般的“绝俗超越”变成了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这种以躬耕自资而又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世而不绝俗”，这种“超越”是可以触摸的超越。这也使我们明白了“任真无所先”的陶渊明之所以能超越儒家“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训诲而达至审美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天地境界”，其智慧与勇气恐怕正与魏晋玄学中郭象上述思想大有关系。中国文化在走向成熟后一直是由哲学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并主张不脱离人们眼前当下的日常生活而达到超道德的最高精神境界。陶渊明精神境界所显示的哲学背景是“魏晋玄学”，而玄学的基本精神品格，则是提倡以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适性逍遥”与“率性自然”人生境界。
郭象的“适性逍遥”与“率性自然”可以说是一体两面：
从哲学上说是“适性逍遥”，从人生态度或行为上说就是“率性自然”。这种哲学与人生观的内在统一，应该是现实生活的人们，尤其是名士们思想和观念的一种反映。但从逻辑上说，则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现实，特别是在我们思考中国艺术自觉的问题时，提供了一种哲学解释的根据。
我们可以看到，郭象哲学中的理想人性，是自然的，也是丰富的；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这个主体的生活世界，既是怡情适性，又是自然合理的。如果说，《庄子》的“逍遥”是常人不可企及的接近于一种宗教或气功的境界， 距离审美的境界还有一步之遥，那么，郭象的“适性逍遥”，则是由《庄子》的宗教或气功境界到达审美境界的一个中介， 是人人可以达到的。从哲学上说，“适性逍遥”为现实的审美世界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主体。
在章启群先生所述“郭象哲学中的理想人性，是自然的，也是丰富的；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这个主体的生活世界，既是怡情适性，又是自然合理的”中，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郭象哲学之所以居于魏晋玄学之集大成的位置，正在于它超越了某种过于理想化的“绝俗”，也扬弃了某种过于世俗化的“混俗”。这是一种基于“极高明而道中庸”智慧的真正沟通理想与现实的审美的人生境界。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刘大杰先生认为将魏晋时代那种“解放与自由”的社会风气“与其说是自然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更准确：“浪漫主义是以热烈的怀疑与破坏精神，推倒一切前代的因袭制度、传统道德和缚住人心的僵化了的经典。”刘先生的结论是不错的，但若将问题联系到陶渊明的“浪漫主义”，则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庸的陶渊明在人生的“浪漫”追求中却没有像一般的魏晋名士那样走极端：
“推倒一切前代的因袭制度、传统道德和缚住人心的使僵化的经典。”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历览千载上，时时见遗烈”、“赖古多此贤”等等所表明的对“传统”、对“经典”的崇奉正是陶渊明高出同时代许多名士的关键之处，也是陶渊明何以能最深刻地代表“魏晋风度”的原因，而这正是于人生“行中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价值魅力，这也正是“天地任自然”的实现。
要达到逍遥的境界，必先达到齐物的境界。物的界限不打破，（事实上是“看破”），自由逍遥的境界永远无法实现。所谓“物的界限”就是生死、荣辱、得失、进退、大小、寿夭等等的分别。人生本可以幸福和乐，前提是不要偏执、胶黏于这些分别。而如果小的羡慕大的，短的羡慕长的，或在生死、荣辱、得失、进退等等之间乍喜乍悲就会“自制”出许多无尽的痛苦烦恼。钱钟书先生讲过一个故事，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这种“自制”的痛苦烦恼：
母蛙鼓足了气，问小蛙道：“牛有我这样大么？ ”小蛙说：
“请你不要涨了，当心肚子爆裂！ ”这母蛙真是笨坯！ 她不该跟牛比伟大的，她应该跟牛比娇小的。所以，我们每一种缺陷都有补偿，吝啬说是经济，愚蠢说是诚实，卑鄙说是策略，无才便说是德。因此世界上没有自认为一无可爱的女人，没有自认为百不如人的男子。
所以人生的“逍遥”就应该是万物各安于其性分，各顺于其性分，而不是圆者慕方，方者羡圆，短的想成为长的，小的想成为大的……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错位”观念是导致人生不能解脱逍遥的根源，郭象说：“夫物未尝以大欲小， 而必以小羡大。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欲所及，则羡欲之累可以绝矣。夫悲生于累，累绝则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郭象的意思是说，人生之大累就是“以小羡大”之类的“羡欲之累”，若去此“累”后不能得到“安身立命”的则是没有的事。因为“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又说：“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这就指出了生活的“真意”——逍遥，不在于“有待”、依恃于外在的一切，而是各安其性、各足其性，是“放于自得之场”。
郭象拿常人最不能以“齐同”观点视之的“生死”为喻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
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这也许就是中国人能“安时处顺”、“随所遇而安之”的哲学基础。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断定“随遇而安”是消极的处世态度，而没有看到其中蕴含的“齐物”这种人生超绝智慧，以及其在人生逆境中所带给人的智慧与力量。从积极角度看，“随遇而安”正是表现了我们可以不做世俗观念中生死、荣辱、得失、进退、大小、寿夭等等的分别的奴隶的强大精神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中我们就可以“不做环境的奴隶”，在人生的任何境遇都能借文化的智慧与力量活得从容平和、优雅高贵及勇敢大气，都有能力让日子过得“山青水绿”。当代作家汪曾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潇洒的“随遇而安”的实例。且听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
此为汪曾祺《随遇而安》一文中的开场白。我们仿佛看到了说这话时，汪曾祺正眨动自己狡黠的眼睛，如此从容、优雅、平和、富于智慧，那生活中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沟，跨不过去的坎？ 在文中他写道：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说这不可靠。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
‘字谕大儿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 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汪曾祺在当右派的所在地， 与当地的农业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同时，他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这所谓的“文娱活动”还挺“丰富”：他给唱山西梆子工人化妆，甚至超过了专业水平：“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他还与几个职工合演戏剧。
后来在摘掉右派帽子后，由于暂时无接受单位，便留在那个农业研究所里协助工作，主要是画画。由于所里有一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汪曾祺的“巨著”，就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说：“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蹚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下午，画马铃薯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也是，汪曾祺若不“三生有幸”地“当回右派”，他能吃上“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吗？
再后来一直到1979 年给全国大多数右派平反，汪曾祺才算跟右派彻底告别。“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
我回答：‘随遇而安’。”汪曾祺曾书写过一个清代大学问家钱大昕的一幅对联：“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他自己的“右派生涯”不正是透着这种超然与潇洒吗？ 简直将“右派”日子过出了“空灵”的艺术境界。如此，命运奈我何哉？
“随遇而安”与“安贫乐道”甚至包括“玩世”等人们向来以为只是消极人生态度，但是事在人为。在古今中外我们看到过许多伟大的超越者，他们的“随遇而安”，他们的“安贫乐道”，甚至他们的“玩世”却不同流俗的“消极”，而是将“随遇而安”、“安贫乐道”过出了境界。因此，“有境界地随遇而安”、“有境界地安贫乐道”甚至“有境界地玩世”才是真正的“超越”与“自由”的人生姿态。那些只能在一个“理想的环境”里才能将日子过好的人，不是真本事，还是“环境的奴隶”。
人生之所以能够随所遇而安者， 还因为上天安排的是一个“平衡”的世界：“世上一般都是有多烦恼就有多快乐，有多快乐就有多烦恼。上天对每一个人平等得很，我和总统是平等的，要饭的和我也是平等的。你在这儿有个长处，你在别的地方绝对有短处。你在这儿享福，在别的地方肯定不享福。”也正是看到了这种终极平衡，道家就主张不争处下，保持低调。
因为从长远来看，没有谁能够永远占着便宜，而反过来说，谁也不能永远倒着霉。因此，在道家来看，那种无谓的竞争是无聊的。所以“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