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所述内容应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天地境界”》续篇。
“立品须法乎宋人之道学，涉世宜参以晋代之风流。” 这是清代张潮《幽梦影》中所倡导的人生立品与涉世名言。意谓君子出乎世情之外，却仍欲以宋人道学名理求证此生；涉于世俗之内，却又要跟魏晋人物同样高迈。如此以打通“出世”与“入世”这种“一”分为“二”的两在不相关状况，这实在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于古人求之，唯陶渊明其人其诗皆完美地达于此“中道”也。换言之，陶渊明最高妙处、最难以企及处也实在得力于其于人生所行之中道，在人生实践中的精神追求及诗文创作的主题意蕴与艺术表现手法等许多方面他都真正做到了无过亦无不及。这也许是“定位”陶渊明其人其诗价值与意义的最关键视角。
陶渊明于人生行中道， 是与他对生活极深的理解与精神修养有关的。虽饱尝生命的酸辛，但却从未表现出萎靡、颓废的状态。他可以说“看破了红尘”，可是他的人生姿态却启发我们懂得：一个真正“看破红尘”的人，其“正宗”标志只能是“热爱生活”：“这‘平淡’的特征就在于彻悟人生的苦难，但又不否弃现世的人生，而仍然率真、质朴地肯定现世人生有美好可亲的东西， 从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心灵的满足和慰安。它相当典型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以超越道德、宗教的审美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这一特征。”可以说陶渊明实践了一种既不过于“高亢”也不过分“低迷”的人生境界。他超越了那些要么因愤世嫉俗而欲离开世俗人间高蹈远举的“绝俗”者，也超越了那些要么因无所作为而将自己沉溺于世俗的委琐、萎靡精神状态的“混俗”者。不以“高亢”的姿态追求理想，也不以“低迷”的状态放弃理想，如此一个人才可能以持久的精神力去追求一种较为“温和”而非“激烈”的符合中庸品质既现实又理想的人生理想境界。他没有将自己湮没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数米计薪”，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而是以他“感物愿及时”，“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及“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等等对生活的赤子之心与审美眼光将一种凡俗的田园生活变成了一种“诗意的栖居”，这是一种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即自超越”：
道家的超越也不是简单地奔向无限，而是“反虚入浑”，用老子的话说是一个“大曰远，远而逝，逝曰反”的回旋过程。……这样的“即自超越”绝不会产生宗教的超越（舍弃生命与世俗），也不会产生理性的超越（舍弃现象和个别），而只能孕育出审美的超越， 艺术的超越——于每一感性事物自身，“看”出其超越的意味，于是事物被一种超越的意味所充实，成为道的显现，成为永远是新鲜的事物。
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庸的”陶渊明又非永远“飘逸”在田园美景中，只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于人生是有责任、有担当的。
古人早就看出陶渊明不是一个只为自己打算的放达者，或者说，陶公非自纵其志而流于放达者，乃实别有非浅儒所知之大业也。他是有着“直欲掀揭乾坤”之“猛志逸四海”的胸趣抱负者：
胸中无限抱负，曰：“及时当勉励”，曰“猛志逸四海”，曰“寒气激我怀”，曰“有志不获骋”，曰“此心稍已去”曰“一心处两端”，曰“此情久已离”，如斯胸趣，直欲掀揭乾坤，岂但为一己长生计？ （黄文焕：《陶诗析义》）
如从其《杂诗十二》第五首“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看，陶渊明岂徒旷达人哉？ 渊明非无志于世，只不过生当天下无道之时，不得不隐耳。更难能可贵的是陶渊明的忧愤之情与图报之心也不是晋宋易代之际的一时情绪，而是一生即使平居酬酢间亦不忘的情怀：
陶公诗虽天机和鬯，静气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荡处，实有忧愤沉郁不可一世之概，不独于易代之际，奋欲图报，如《拟古》之“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咏荆轲》之“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读山海经》之“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也。即平居酧酢间，忧愤亦多矣，不为拈出，何以论其世、察其心乎。如：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迂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我心故非石，君情定何如。”“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邱。”“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这种表现于一生的忧愤之情与图报之心， 在中国诗人中最特出的前有陶渊明，后有宋代的陆游。陆游的报国豪情最大的特点是贯穿一生，从青年到中年直至老年竟丝毫未减：早年是“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中年是“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到晚年居然还能“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至八十五岁临终时还写《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耿耿忠怀令人唏嘘感慨。陆游与陶渊明在报国情怀方面最相同的是“即平居酧酢间，忧愤亦多矣”。陆游一生的理想是抗金北伐，收复失地，无论醒时梦时，无时能忘。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平时即使看到一幅画、几朵花，喝上几杯酒，听见一声雁叫，都会使他心事潮涌、意气奋生。
一、“乐天之诚”与“忧世之志”并行不悖
但仅仅赞誉陶渊明如何有“用世之志”只能说明陶渊明是“高尚”的，而陶渊明之所特异于所有隐士者在于“执著于忧国忧民”又并非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们必须看到他生活的“高妙”所在是洒脱的“乐天之诚”与温慎忧勤的“忧世之志”并行不悖。这是陶渊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一大表现。
陶渊明在“外人”的眼中是“飘逸得太久了”，常被目为只顾“闲适”自乐或独自“任真”而于人世无关怀者。但真熟知并能深度理解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学者则认为“真旷真远”的陶渊明绝非一味“闲适”，而是“其乐天之诚，忧世之志，可谓平行不悖”。如《时运》（并序）一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证：
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泽，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怅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这是一首写暮春游赏情怀的诗，全诗四章，前两章写“欣”，后二章写“慨”：“（《时运》）前二章游目骋怀，述所欣也；后二章伤今思古，寄所慨也；故曰：‘欣慨交心’。其乐天之诚，忧世之志，可谓平行不悖。” 陶渊明之为陶渊明正在其“春游”之兴中非仅有常人之“欣悦”，他还于其时“伤今怀古”而有所“慨然”，这是他的超旷处。明代谭元春极为叹赏“偶影独游，欣慨交心”，认为这“八字抵人一长篇妙文。” 明代钟伯敬更指出：“游览诗，人只说得欣字，说不得慨字，合此二字，始得为真旷真远。浅人不知。”陶诗章法谨严，乃是因为他本就活得很有“逻辑”、很具圣贤气象，所以陈祚明认为《时运》一诗“（四章）欣在春华，慨因代变，黄、农之想，旨寄西山，命意独深，非仅闲适。” “道中庸”使陶渊明成为一位“复调诗人”！ 其“乐”、其“欢言悦语”中有悲哀与慨叹，其洒脱超越中又不失对人世的悯然关怀。因为行中庸之道者的情怀绝非线状直达，而是回环往复，此令其诗文倍增深趣。正因“偶景独游”时又“欣慨交心”，一时游兴，却寓意深远乃尔，此方为胸怀大雅蕴藉之圣贤， 而非拘拘小儒。这是陶渊明一生的追求，吴瞻泰《陶诗汇注》说：“汪洪度曰：举世少真，弥缝使淳，法洙、泗以还羲、农，公生平大愿力。” 钟秀指出：“陶靖节胸次阔大，世间事能容得许多，而无交战之累，故忧国乐天，并行不悖。”如此类“非仅闲适”的诗还有《停云》。清代温汝能《陶诗汇评》认为“诗中感变怀人，抚今悼昔，一片热肠流露言外。若仅以闲适赏之，失之远矣。读陶者悉当作如是观。” 陶渊明乃慷慨悲歌之士也，绝非无意于世者，而世人唯以沖淡目之，失之远矣！ 其伤己感时，衷情如诉，真可以泣鬼神，裂金石！ 若使其得时济世，必发铮铮烈鸣之响矣。
因此我们看到在陶诗中，虽然“晋人放达”而“陶公有忧勤语，有安分语，有自任语” 。仿佛是纠偏于晋人放达无所与归，陶渊明于高迈旷远中，竟能具“圣贤经济学问”，颇怀经世济民之心，此岂放达饮酒者所能窥测一二？ 所以“钟伯敬曰：人知陶公高逸，读《荣木》、《劝农》、《命子》诸四言，竟是一小心翼翼、温慎忧勤之人。东晋放达，少此一段原委，公实补之。” 这“小心翼翼、温慎忧勤”的姿态是中国式“真正英雄”的基本精神风貌，罗大经《鹤林玉露》“真正英雄”条论析说：“朱文公告陈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气血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此论于同父，可谓顶门上一针矣。余观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妇皆谓一能胜予，而凿龙门，排伊阙，明德美功，被于万世。周公不骄不吝，劳谦下士，而东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谗历变，卒安周室。孔子恂恂于乡党，在宗庙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莱夷、堕三都、诛少正卯，便有一变至道气象。此皆所谓真正大英雄也。后世之士，残忍尅核、能聚敛、能杀戮者，则谓之有才。闹邻骂坐、无忌惮、无顾藉者，则谓之有气。计利就便、善捭阖、善倾覆者，则谓之有智。一旦临利害得丧、死生祸福之际，鲜有不颠沛错乱、震惧陨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节，弭大变，撑住乾坤，昭洗日月乎！ 此无他，任其气禀之偏，安其识见之陋，骄恣傲诞，不知有所谓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工夫故也。”可见“真正英雄”与所谓“任其气禀之偏，安其识见之陋”的“骄恣傲诞”、“气血粗豪”之辈是一点儿不沾边儿的。没有“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工夫”，便不可能做到在人生“利害得丧、死生祸福之际”镇定从容、潇洒应对。更不能指望其能树立大气节、安定大变化而“撑住乾坤，昭洗日月”！ 这就是周公、孔子这类“真正英雄”的真气象！
此一段小心翼翼、温慎忧勤之“原委”或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工夫岂可少耶！ 渊明者，深远明达之谓也。陶渊明无愧于其名矣！ “魏晋风度”中若少了这种“小心翼翼、温慎忧勤”，就只剩下疏放无根的浅薄放任之行了。“忧国乐天”并行不悖的陶渊明正是如此深刻地体现了“魏晋风度”，也在最高境界实现了“魏晋风度”！
“渊明所关心者原是其本人之出处穷达，《桃花源记并诗》则超出个人之外，而及于广大人民之幸福，此点应特加标举。”袁行霈先生所言不错，但非仅《桃花源记并诗》如此，这是陶渊明许多诗文的情怀所寄。清代方东树认为：“（《饮酒》二十）经所以载道也，达道则无苟妄，而无不任真矣。故归宿孔子及诸儒，言己非徒独自任真，亦欲弥缝斯世。此陶公绝大本量处，非他诗人所能及。” （方东树：《昭昧詹言》）此正陶渊明一类“大雅之士”所具胸襟气象！ 岂可谓消极颓废耶？
如果对陶渊明的胸襟理想的高远阔大程度没有足够的认识， 而纠缠于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去“研究”他的人生，就将影响我们对他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的理解与把握， 对此， 刘大杰先生有极痛快到位的解析：“后人说他（渊明）在刘裕篡晋以后的作品，只书甲子，表示他耻事二姓的忠爱之情，这实在是腐儒所添的蛇足。他有广阔的胸怀，高远的理想，那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表现的无政府社会，自由自在的大同世界。他对于当日那种君主官僚政治的淫奢腐败，早已深恶痛绝，不管司马家也好，刘家也好，他都看作是鲁卫之政，没有什么分别。在那种环境里，无论是晋宋，无论什么高官厚禄，都是留他不住的了……
这一点是先儒所见不到的。”当代学者张隆溪《永远的乌托邦》一文在比较了西方传统的“乌托邦”理想之后，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所写的境界具有真正的“乌托邦”的本质特征：“更重要的是，虽然陶渊明历来被认为是所谓‘隐逸诗人之宗’，可是这篇桃源诗却不是写游仙或归隐这类个人的意愿。这是乌托邦作品非常本质的一个东西。乌托邦绝不是写个人追求幸福的幻想，而是指整个集体和社会的。而《桃花源》并不写一个人，而是写一个社会集体，这个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乌托邦所关注和强调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整个集体的安定和谐。可以说，陶渊明的作品具有乌托邦的特色，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设想的是一个理想和睦的人间社会，而不是一个超凡的仙景。” 张隆溪先生指出这一点也是陶渊明高于后世许多写“桃花源”者之处：“而恰好是在陶渊明以后尤其在唐代，王维、孟浩然，很多很多人都写了桃花源这样的诗，而这些诗往往都是一种游仙诗，都描写的是仙境，这一点恰好跟陶渊明的作品不一样。而恰好在这一点上，失去了《桃花源记》里理想社会的、乌托邦的色彩。” 苏轼在其《和桃源诗序》中也早就看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写的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仙境，而是一个和谐理想的人间社会：“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 ” 而这种关注于“人间和谐理想的社会”的《桃花源记并诗》主旨又再一次证明了陶渊明的忧世之志与康济之念。后世仿写“桃花源”者失于太蹈虚境，这不仅是对陶渊明的“桃花源”理解有误的问题，关键也在于陶渊明那非凡的“忧世之志”与“康济之念”是模仿不来的。
钟伯敬评《劝农》一诗曰：“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 此真“桃花源”里之“天民”也！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言“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即为“桃花源”里的“天民”。“桃花源”在陶渊明那里非仅一虚幻不可实现之“乌托邦”，而是已被“高尚而又高妙”的陶渊明“现实地”实现了的生活境界。因是之故，我们就不可小觑“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我们就懂得一个人能够如清代毛庆蕃所言“萧然静逸”，是“惟其不患得不患失，不怨天不尤人也。”而“能如是，然后退可独善其身，达可兼善天下。”如此进退裕如则“不愧天民”！
“呜呼！ 无怀、葛天之世，岂其不可复见于今日欤？ ” 毛庆蕃极其清晰地指出，“无怀、葛天之世”这种“桃花源”重现今日的条件是一个人精神上的“天民状态”：萧然静逸、不患得不患失、不怨天不尤人。这种精神状态才能使人真正做到退可独善，达可兼济。
“极高明而道中庸”使陶渊明能真正置生死之虑于度外：“（“纵浪大化中”四句）‘不喜亦不惧’，说出大本领，无可如何。纵浪大化，原非可喜之事，但终无由惧耳！ 若说惧是凡夫，若说喜是异端，两路双遣，方成正宗。” 黄文焕说得真是漂亮痛快。“纵浪大化”本不是可喜之事，但也没有理由惧怕它！ 如果说惧之怕之那是凡夫俗子，如果说喜之悦之那是异端邪祟，只有两方面“遣之又遣”才是“行中道”的正路英雄所为。曹植《赠丁仪王粲》诗说：“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亦主张“欢怨”之情皆非贞正之道，只有尚法“中和”才是贞（正）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