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里诸多论者皆“信誓旦旦” 地咬定陶渊明“确是圣贤之学”， 我们也绝不打算否认陶渊明思想情怀中的儒家风味与底蕴，但若“一口咬定”定属某家某派则不免偏执与胶黏。事实上，陶渊明即使读“圣贤之书”也是有自己一份独特的潇洒意趣融贯其中的：“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二十）、“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六籍”、“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一个“亲”字，一个“游好”，将陶渊明自由超然、很享受地读书的情趣生动地传达了出来。的确读书者若书自是书，我自是我，则书我不相亲也，读书也就毫无风流意趣可言。
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一文则断定陶渊明的思想实际是“外儒内道”，而且还是“舍释迦而宗天师者”：“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 陈先生之论自然有其偏颇处，但认为陶渊明不仅仅在文学成就上为“古今第一流”，而且“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却极到位，这是陈先生“孤明先发”处。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古今人们的共识是“大抵彭泽乃见道者”、陶诗“皆以为知道之言”及“渊明可谓知道之士”等等，但陶渊明之“道”却非简单或单纯的道家之“道”、儒家之“道”甚至佛家之“道”，而是他融会、净化诸家之道的思想妙境。宋代人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就曾认为达摩祖师还未西来，陶渊明就已懂得“禅意”了：
渊明诗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时达摩未西来，渊明早会禅。此正夫云。
很显然的是，陶渊明诗中的哲理事实上是思想上各家各派“英雄所见”的“略同”，是大家对宇宙自然之道的“共识”，因而从不同的思想角度看去，皆有所契合就很自然了。陶渊明是一位最具有思想性的诗人，其思想意趣应是诸家互补，而非拘于一家一派。他是大思想家，他有自己的思想高格。他是洪炉大冶，自可容易陶镕诸家；他是长江巨海，当能方便容纳各派。他于世事出处应对是当儒则儒，该道则道，忽然儒道皆忘，未尝偏执于一家。后世评家如盲人摸象，定要为陶渊明制作一顶或儒或道的帽子， 甚或固执于削陶渊明之足以适或儒或道之履，岂非将陶渊明看“小”耶！ 事实上，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
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的议论可谓比较持平：“秀按元亮与白莲社中人朝夕聚首，虽劝驾有人，终不为所污，及观其诗，乃多涉仙释，可见人只要心有主宰，若假托之辞，何必庄、老，何必不庄、老；何必仙释，何必不仙释。放浪形骸之外，谨守规矩之中，古今来元亮一人而已。” 亦可谓“何必孔儒，何必不孔儒”。其为诸家思想之大融贯，非拘于一家一派方成其为“思想大家”之大襟怀、大视界！ 而“放浪形骸之外，谨守规矩之中”则又显示了陶渊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绝大本领。俗世之人之所以“俗”，正在于要么只能“放浪形骸之外”，或者要么只能“谨守规矩之中”；超超高人却可以兼行两者而无所偏也！ 这就是基于大襟怀而来的海容百川的“大德行”！
二、陶诗“经语”举要
宋代许顗《彦周诗话》说：“陶彭泽《归去来辞》云：‘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是此老悟道处。若人能用此两句，出处有余裕也。” 事实上非仅“用此两句，出处有余裕也”，反观陶集，可以找出“大量”能令我们用来“出处有余裕”——更有力量、更从容于人生进退得失——的诗文。凡为“经”者，其皆可令人绳之法之，因其载“道”明“道”也。对于作为“经书”的陶渊明诗，对于“得道之人”陶渊明的诗我们自可梳理总结其中那些具有这种品质的诗文词句。我们将具有“经书”品质的陶诗大体分为几类，如“陶渊明的荣辱得失观”、“陶渊明的委运任化”、“感物愿及时——陶渊明式的‘及时行乐’”、“陶渊明的‘至乐无乐’”等等。以下我们将采取中国传统的体例，先列“经”句，然后疏解其“经义”大略，谓之“传”。
（一）超然的荣辱得失观经：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二十首》其一）
传：此诗意谓人生的“衰败”与“荣华”没有固定的所在，彼此交替出现，就像寒暑代谢一样。通达的人将不受“衰荣”的影响，不被“衰荣”左右情绪的波动。结句实际上表达的是“达人”如此“看破”红尘中的“寒暑代谢”后便不再犹疑，坚定而又潇洒地享受人生之乐。袁行霈先生说：“（《饮酒》其一）既已参透天道与人道，故不以一己之穷达为意，而能安贫守拙，躬耕自乐。此诗语调平静、通达、自信。”人在世上许多时候心气不能平和， 遇事因而也不能以有效的智慧与勇气去面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盖缘于对世界存在的“真实情况”不了解、不接纳、不认可所致。陶渊明先世为宰辅，故以秦东陵侯邵平自比。陶渊明昔为晋参军、县令，今则退而闲居、饮酒，故以邵平事自比。“皭然不滓，而衰荣各适而不相疑也”颇可注意，因其具有守恒的人格精神、强大而通达的卓识定力， 因在道理上懂得人生之衰荣正如四季寒暑交替是极自然的事，如此才可以在行动上做到无论“衰”与“荣”皆能各适其适而无动中怀、心胸光明朗澄不受外界的污染影响。所谓超凡入圣者也就是能洞察事物存在的本性的人， 因此不会由于世上的各种变化而心中有激烈的反应。因为他的生命独立于外界事物的千变万化，因而他的心灵状态是守恒的，他的快乐也不受外界所左右。他可以说是达到了“至乐”。在《圣经·传道书》中有一段著名的韵文：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这样看来，作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圣经·传道书》上所说的意思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人们盲目的劳碌奔波多半是徒劳无益的。我们要懂得因势利导、随时安时处顺的道理。每一件事都有一定的季节，天下每一种意图都有定期：一时得手，一时失掉；一时保留，一时放弃。
叔本华也指出， 如果我们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有充分的考虑并对如何应对作了事先的安排，那么我们就可以镇静自若、安然度过：“我们如果在大灾来临之前，镇静自若地把它视为未必会发生的事情，了解它可能涉及的范围及可能达到的程度，那么，我们至少能确定它将能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一旦它真的降临，我们也不至于过度颓废消沉——或者说， 这种灾难所造成的压力也不至于被过分夸大。
但是，假如我们对它毫无思想准备，在它突如其来地降临于我们的瞬间，我们的精神会处于一种极度恐惧的状态，简直无法判断它的全部范围；这可怕的灾难对我们的影响如此地深远和强烈，以至我们感到根本不能控制它……当然，如果我们对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作了充分的考虑，同时还对如何寻求帮助和安慰作了精心的安排，那么，我们就会使自己习惯于灾难这样的观念。”我们对灾难的心理承受能力事实上来自于我们对生活世界的较为全然的了解与理解。我们知道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不论大小、无论性质，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或者说，生活就是由各种意料与意料不到的事组成的。明此，就比较容易事到临头时选择镇定、从容、平和的对待姿态。而这又正是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自由超越之所可能的表现机会。
斯宾诺莎曾说过：“人越多了解事物的因果由来， 他就能越多地掌握事件的后果，并减少由此而来的苦楚。”用道家的话来说，这就是“以理化情”。
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达到至乐的途径”一节中认为“至乐”的获得就是这种“以理化情”，“洞察事物的本性”而超越“感情的冲动”之后“心灵的宁静”：“道家认为，圣人洞察事物本性，因此没有感情的冲动，这并不是说圣人便没有对事物的感觉。毋宁说，他不为感情所扰，以致失去‘心灵的宁静’。” 斯宾诺莎也曾说：“懵懂无知的人不仅由于外界的各种因素而焦躁不安， 以致永不得享受心灵的宁静；他还对神和万事都懵懂无知，若不痛苦，便无法生活，真正不痛苦时，也就不存在了。有智慧的人，在他被认为有智慧的范围内，心神泰然，还由于意识到神、万物和我，因具有某种永远的必然性而时刻存在，由此得以安享心灵的宁静。”“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中原名为邵平的“邵生”亦颇可注意。
邵平原是秦东陵侯，秦亡后沦为平民，种瓜长安城东为生。他种的瓜品质极佳，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瓜”，人呼“东陵瓜”。陶渊明在叙述人生“衰荣”时，可资而为喻的故事应该是很多的，但他何以单单以种出了“品牌瓜”的这位“邵生”为例，其用意应该是对“邵生”这位“前贵族”当命运发生绝大逆转时，了解命运并能勇敢地承担命运这种真英雄、真潇洒的一种肯定与嘉许。强者能预见生活事实上的状态与“彼此更共之”的无固定所在的衰荣，因而有心理准备和应对办法，故能临场从容、无所畏惧，能平和优雅地控制自己生活的场面。
经：“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感士不遇赋》）
传：常人唯觉娱情遣兴只能靠那些物质性的享乐才可以做到，而陶渊明却说真正的娱乐是“为善”：能够探寻追究人生各种品行之所为贵，莫若为善之可以排遣忧虑、娱乐情怀也。“为善”对于常人是一件比较痛苦无趣的事，常人当然无法想象“为善”如何可能是真的娱乐活动。如果将“为善”只囿于“道德境界”来理解并去实践，“为善”的确比较痛苦无趣。但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一个达到“天地境界”的高尚而又高妙的人，他能以“超道德”的“天地境界”的胸襟意趣来行“道德”之事。在他的生命中修业向善的心思与潇洒超迈的趣味是融然为一、并行不悖的。他不是为“道德”而一味敛束清苦、绝欲寡情那种有
秋杀而无春生的人。因而陶渊明的“为善”是《庄子》的“与物为春”，是春然和气，是可以发育万物的自由的“道德”。这又是陶渊明的中庸智慧的体现。
启功先生曾论书法说：“行书宜当楷书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
楷书宜当行书写，其点划顾盼始不呆板。”书法的高境界需要行书与楷书的相互平衡、相互取法，做人何尝不是同样道理。
清代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中对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主旨的认识是：“起结皆尽性至命之言，能明出处之分，而洁去就之义，中间杂引古人，无非此意。陶公真有学有守者哉。”这所谓“有学有守”的具体内容正是方宗诚《陶诗真诠》中指出的：“‘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句句皆圣贤之学。”其他如“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已。”也应属此列。陶渊明一生贞志不休，安道苦节，其大本领正见于此数语。虽悲感士之不遇，而终归于固穷笃志守节。读其文，真可使驰竞情遣，鄙吝意袪，所谓有助于风教，岂不信哉！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自述“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之世风下，君子获得显达应是靠扩展诚心，而非借助虚诈之心、矫情之行以祈求非分的荣誉。汉代董仲舒《士不遇赋》云：“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这种正谊明道之旨，显然被陶渊明在这里光大了。
经：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杂诗十二首》其四）
传：《菜根谈》说“了心自了事，犹根拔而草不生；逃世不逃名，似膻存而蚋仍集。” 逃世易于逃名，但自由与解脱的人生又使我们必须要超越“名”——“逃名”。身后名声如浮天云烟，人死身躯葬于坟垅，在那永恒寂寞之地，这“名声”复能用否？ 复能道乎？ 可见“名”之“空”而无用。所以愚蠢的是那些看起来嘴巴上喊着“志于四海”的“丈夫”们，内心里却为了这“空名”而“冰炭满怀抱”，活得七上八下、焦虑痛苦，可见人生陷溺于求名之大不智。活着就应该享受“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的天伦之乐，就应该享受放宽衣带好好喝酒、好好睡觉的乐趣。如果我们不简单地断定陶渊明这里是“缺乏远大的志向”，如果我们知道并不缺乏“高尚”追求的陶渊明又是真正“高妙”的，如果我们肯定陶渊明是最懂得生活的“真意”的真正“大丈夫”，并且，如果我们更知道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追名逐利的“丈夫”， 而倒是希罕那些能深情眷顾亲朋家人、真正热爱自然与生活的、有潇洒情趣的“大丈夫”，那么，我们就可以抓住陶渊明这首诗主旨的超妙意趣所在了。
人类社会的问题永远都是拥有陶渊明式高尚而又高妙精神状态及人生境界的人太少了所致，而绝无必要忧虑“陶渊明”太多了“社会就不发展”之类的莫须有的问题。
经：宠非己荣，涅岂吾缁。（《自祭文》）人之所宝，尚或未珍。（《四言答庞参军》）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咏贫士七首》其四）既轩冕之非荣，岂緼袍之为耻。（《感士不遇赋》）
传：不因受宠于人而为自己的荣耀，也不因世俗之污辱而觉得自己的形象就变成黑的。中国君子有一个“人格守恒”的传统，《庄子·逍遥游》中的宋荣子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全世界的人都来夸赞他，他却不觉得受到鼓励；全世界的人都来非议否定他，他却不感到沮丧。因为他是自己的主人。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先生”则也是“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当代哲学家周国平利用老子思想的精神“制作”了一个故事，说明当我们成为自己的主人，有了人格精神上的守恒时，谁都无法再“侮辱”我们：
老子经过一个村庄做了一件超出常规的事。
一群人聚集在那里侮辱他，反对他。
老子心平气和地说：我必须及时赶到另一个地方去，你们说辛苦了吗？ 我的确要走了。若你们要没说完，那只有等我回来时再说。
那些人感到震惊。
他们无法了解，他们侮辱他，他们使用脏话辱骂他，他竟然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