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诗为知“道”之言
将陶渊明的诗看作是“经书”，这是清代诗评家方东树的“高见”，在评述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一时他指出：
（“衰荣无定在”）言不必撄情无常无定之衰荣，惟知其古今皆若此，故但饮酒可也。以衰为主，以荣陪说，其理乃显。起笔势峥嵘飞动，后四句明明正说。……昔人云：读杜诗，当作一部小经书读。余谓陶诗亦然。但何必云小也。
陶渊明之诗天机自运，其言平易而昭明，诚君子之诗也。其诗乃一知“道”、闻“道”之人精神达到人生“大清明”境界之所言，故其诗中有大量“经”典般得“道”之语！ 整理这些得道之经典语言，当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陶渊明， 为陶渊明诗文的意义与价值进行更准确的定位，亦将为我们进德修业、超越现实生活、升华精神境界提供一份极具可操作性的思想资源。陶诗之智慧于教化人心、提升精神之价值直可与儒家经典《论语》比肩。陶诗都是“蚌病成珠”，都来自陶渊明对艰难人生的至高至深体悟的结晶。
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的观察思考是陶渊明诗文的主要特色，许多诗都可以看作是一位哲学家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哲学论著。
他于中国古代各思想大家诸如老子、庄子及孔子都有相当的接受，但他又从未重复或囿于这些大家既成的思想； 即使他所身处的魏晋玄学时期，他也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刘大杰先生对陶渊明的人生观、艺术观及哲学思想有极透彻的认识：“陶渊明是魏晋思想的净化者，他的哲学文艺以及他的人生观，都是浪漫的自然主义的最高表现。在他的思想里，有儒道佛三家的精华而去其恶劣的习气。他有律己严正肯负责任的儒家精神，而不为那种虚伪的礼法与破碎的经文所陷；他爱慕老庄那种清静逍遥的境界， 而不与那些颓废荒唐的清谈名士同流；他有佛家的空观与慈爱，而不沾染一点下流的迷信色彩。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时时发现各家思想的精义，而又不为某家所独占。
在这种地方，就正显出他思想背景的丰富和他的作品的伟大。腐儒因此附会忠爱，佛道因此附会其修养，这都是一些近视眼，没有看到陶渊明的思想的全体……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就在他独有的性格、时代的环境、以及各家思想的精华， 混合调和而形成那种特殊的典型。这种典型不容许旁人模拟学习，也不受任何思想家派的限制。” 将陶渊明高妙的思想境界看作是对儒释道思想“净化”而来，真令人叹服。由此我们就懂得了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缘起：为什么陶渊明的思想智慧既具有理想的超越性又极富现实的可操作性。因为他是一位思想的“净化者”！ 这种“净化”将使他既能超越儒释道思想的某些方面，而又在一些方面能集其大成，使其成为自己所选择新的人生存在方式——某种世俗的“成功”模式之外的其他的“幸福模式”的极有益营养，这或许就是陶诗之所以有“经书”品质的最根本原因。将陶诗看作是“经书”，也就是将它视为我们的“精神宝典”。陶渊明在一般人的眼中也许因其“独善”而显得是“消极”的，但如果我们能不以世俗的“外在的事功”为唯一的，甚至是最高的评价标准，不以世俗的成败来论英雄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陶渊明作为一种“精神英雄”、“精神豪杰”的真正价值。陶渊明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位“以退为进”的英雄，我们知道他属于那种其愚不可及的“精神英雄”：“陶渊明无功德以及人，而名节与功臣、义士等，何耶？ 盖颜子以退为进，宁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欤。” 意谓陶渊明是“以退为进”的英雄，陶渊明是在精神上“大济苍生”：“《归鸟》言志也。‘矰缴奚施’，具见逸然高蹈，明哲保身，一生出处学问。”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集序》直认为陶渊明的诗文“有助于风教”：“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 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 这也就是陶渊明诗文在人生的“出”与“处”中的智慧学问。
更准确地来说，陶渊明是以其“独善”式的生命追求、精神境界来“兼济”天下的。他不仅自己成功地找到了一个个体在社会与自然中的理想位置，而且他“经书”式的诗文也为后世留下了“精神宝典”般的启示。无论从人生最根本问题的智慧的对待态度，诸如生死荣辱、得失进退，还是如何以最大的勇气选择一种“超世而不绝俗”的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 陶渊明都为后世留下了既有理想的超越性，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的精神智慧。陶渊明以“极高明”的精神品质超越了或者过于“亢奋”、或者过于“低迷”的精神状态，不仅能以清明的理性超越生活，又同时能以持久的激情热爱生活。“超世而不绝俗”使陶渊明既没有远离生活现场，他能“种豆南山下”以从正道上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而同时他又没有滞留于生存现场，而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高妙的姿态让生活空灵，体验自由的生命最充分的意趣。他的生活特色因而就是既脚踏实地的、实实在在的而又超脱羁绊的、空灵自由的。这是只有“极高明”者才能选择的“道中庸”的生活姿态。
陶渊明曾拥有一种最丰满的存在和最高度的自由， 他在人生的最根本问题：生死、荣辱、得失、进退等等方面皆有系统而逻辑的全面思索，终至于大彻大悟。人有兴物生感，而言以遣之，是必有名理言。
他最终达到了人生的“自我实现”，这其中的甘苦所凝成的智慧已全面地反映在他的诗文中，其诗文就是这个具有“深度安足”感的“自我实现”过程的全记录。从表面上看，陶渊明的一生似是“独善其身”的，但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们发现其诗文中的智慧实际上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兼济天下”：它在帮助陶渊明自己实现自我之后，也完全可以帮助后世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达到有效的精神超越与自由境界。从感悟生活到体验生命的美好， 从理性地面对现实到浪漫地超越现实等等，陶渊明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极具可操作性的智慧。
而上述这一切就是陶渊明的永恒的积极意义与价值所在！ 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贡献于世界的精神财富！ 前人曾直接指出陶诗中许多作品所说为“名言名理” 或直接可作为人生修养的“座右铭”：
（《饮酒》）此二十首篇篇具奇旨旷趣，名理名言，非常恣肆，皆道腴也。（方东树：《昭昧詹言》）
（《咏贫士》）中多名理名言。（方东树：《昭昧詹言》）
“所惧非饥寒”、“所乐非穷通”二语，可书座右。（沈德潜：《古诗源》）
“人能领略此诗（《劝农》）， 即受先生教养； 更可作农铭。”（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
“即事多所欣”可作座右铭。（张中行：《负暄琐话》）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在《鹧鸪天》（晚岁躬耕不怨贫）词中说“千载下，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意谓千年之后，我们读陶渊明的诗文时，所感到的是没有一个字是虚浮不真纯，混杂着杂质的。清代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则指出：“吾尝评陶诗语语合于大道。”这“语语合于大道”之评绝非虚誉，对此诸多前人皆有共识，谓其诗为“知道之言”。
陶渊明的不可企及处，在于其“知道”、“达道”，其诗文之所以为“经”亦正因此，故其诗文多为“知道之言”。沈德潜《说诗晬语》曾提到陶渊明其诗境自然超诣之不可令人学步于后的原因在于其人格修养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就是说学陶诗其形易似而其神难摹也。沈德潜《古诗源》又说“（《归园田居》五首）储、王极力拟之，然终似微隔，厚处朴处不能到也。” 正可谓宋代诗人陈师道所言陶渊明“不可及处，在真在厚”。
而这“渊深朴茂不可到处”正是陶渊明的“近道处”。陶诗是任真自得之所为作也，他“直写胸中之妙尔”，本无意于诗，更无所措意于世俗毁誉，自然“非常人能蹈其轨辙”。清代贺贻孙《诗筏》说：“大抵彭泽乃见道者，其诗则无意于传而自然不朽者。” 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也指出：“（黄庭坚）又尝论云：‘谢康乐、庾义城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持是以论渊明诗，亦可见其关键也。” 任真自得的陶渊明写诗是“直寄焉”，但却是一个“睹道者”的“直寄”。因此，陶诗中有大量的“知道之言”的“理语”：
东坡拈出陶渊明谈理之诗，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盖摛章绘句，嘲弄风月；虽工尔何补。若睹道者，出语自然超诣，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山谷尝跋渊明诗卷云：“血气方刚，读此诗如嚼枯木； 及绵历世事， 知决定无所用智。”（葛立方：《韵语阳秋》）
明代人都穆《南濠诗话》在苏东坡“拈出”陶渊明谈理之诗有三后接着说：“予谓渊明不止于知道，而其妙语，亦不止是，如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如云：‘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如云：‘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如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如云：‘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如云：‘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分阴，念此使人惧。’观是数诗，则渊明盖真得于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 何谓“知道之士”，就是透解人生的死生祸福而能深度安足、委运任化于人生者，宋代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中正是这样来看待陶渊明的：
陶渊明《神释形影》诗曰：“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我，神自谓也。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块然血肉，岂足以并天地哉？ 末云：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乃是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养神之道也，渊明可谓知道之士。
清代刘廷琛《陶靖节先生祠堂记》说自己幼时读陶诗“喜其闲淡沖逸，叹为知道之言” 。如果这只是表达一种一般性的仰慕是可以的，但我们却必须强调的是陶渊明作为“知道之士”之超绝，绝不仅仅表现在一味“闲淡沖逸”上，他真正伟大的底蕴还在于他的超越绝不是离开躬耕自资的飘邈无根之举，所以宋代吕祖谦《杂说》认为这一点是今人面对陶渊明的“甚可愧怍”处：
陶靖节诗云：“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今人立于天地之间，甚可愧怍。彼历叙饥冻之状，仅愿免而不可得，乃云“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近道者；末句云“且为陶一觞”，却有一任他底气象，便是欠商量处。此等人质高，胸中见得平旷，故能如此，此地步尽不易到。
但由于吕祖谦不能明白陶渊明面对人生困境能“泰然委顺”的委运任化的大本领，言其诗“且为陶一觞”有“欠商量处”却不妥当。另外，“知道之士”并非只乐不忧，清人乔亿《剑谿说诗》就说：“读陶诗当察其乐中有忧，忧中有乐，至其见道语，赤刘以来诗人所未有。” “乐中有忧，忧中有乐”，才是一个真实有血肉的人生。
陶渊明诗文中的“见道语”虽为理性哲理之语，但读来大襟怀、大手笔的陶渊明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哲理诗常有的味同嚼蜡感。陶渊明不仅于人生的究竟是“知道”者，其于艺术的境界更是一大“得道”者。
极高的艺术才华令陶渊明诗文中的“见道语”已如盐化于水，了无痕迹，只觉盐之味，却不见盐之形。清代纪昀《云林诗钞序》就此说：“夫陶渊明诗，时有庄论，然不至如明人道学诗之迂拙也；李、杜、韩、苏诸集，岂无艳体，然不至如晚唐人诗之纤且亵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 陶诗中的理语既非“迂拙”，但却也不是一般的华艳，而是另有一种语言的“超超高致”境界，这就是朱熹说的“简古”：“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 这在美学上也是达到最高境界的语言表现。诗到极则，不过是抒写自己胸襟；“简古”首先是陶渊明“简妙浑厚”的胸襟气象。
除了断定陶渊明为庄老外， 结合陶渊明的诗文作品认为陶渊明之作“确是圣贤之学”、“渊明之学， 正自经术中来”、“大要出于《论语》”等等之论自宋、明及清更是汩汩而出：
渊明诗云：“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沖。”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谓了死生矣。谢溪堂诗云：“渊明从远公，了此一大事。”余谓渊明性资高迈，岂待从远公而后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载外，上赖古人书。”又曰：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则其于六经、孔、孟之书，固已探其微矣，于了死生乎何有？ （罗大经：《鹤林玉露》）
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
《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 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
晋人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康乐亦善用经语，而逊其无痕。（沈德潜：《古诗源》）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刘熙载：《艺概·诗概》）
（《赠羊长史》）陶公学问与老、庄不同，老、庄废礼，废仁义，废读书；陶公言礼服，言“朝与仁义生”，言“游好在六经”，“上赖古人书，诗书敦宿好”，确是圣贤之学。此诗是说羊长史不当往，而不可明言，托商山以见意，故曰“言尽意不舒”。（方宗诚：《陶诗真诠》）
生平于《三百篇》后最喜讽咏陶诗。陶公实志在圣贤，非诗人也。其《时运》诗有曰：“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怅殊世，邈不可追。”其《荣木》诗有曰：“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先师遗训，予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是何黾皇也。或谓陶公志在田园，亦非也，其《劝农》诗曰：“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是岂隐逸人邪？ 其《命子》
诗有曰：“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是又以希圣希贤命其子矣。（方宗诚：《陶诗真诠》）
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高原按：李白也的确是外道内儒）。（陆九渊：《语录》）
他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 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都在儒学。（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陶征士诣趣高旷，而胸有主宰，平生志在吾道，念切先师，其性定已久。故有时慨想羲皇，而非狃于羲皇；寄托仙释，而非惑于仙释。（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