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田雯说：“渊明一出， 空前绝后，学者谁敢轻加位置？ 由其诗高，其人异也。”近人梁启超说：“这位先生身份太高了，原来用不著我恭维。”思想超拔、卓异不群的梁启超先生尚出语如此，吾何人耶！ 敢置喙于此？ 然在陶渊明“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人格与诗格的长期薰习浸染下， 唯愿将研读其人其诗所得之感悟奉献于此， 只想表达对陶渊明的敬仰与感恩之情。在那些多歧的生活迷茫之途、在那些幽暗的生命曲折之处，无疑是曾完美地践履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陶渊明给了我最主要的力量与智慧，帮我度过了人生的种种困窘之境， 让我看到了人生“大清明”的“天地境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至心尚之！
“他的诗竭力要造成一个乡下人在跟其他乡下人说话的幻觉，骨子里却是针对城市听众的。”这是评论者对美国诗人弗洛斯特诗作的认识。把它“挪用”到陶渊明的诗作上也是很恰切的。同时，关于弗洛斯特人们还有一个认识，即他创作中的“新英格兰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农民世界”， 比如布罗斯基在所罗门·沃尔科夫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中就是这样认为的：“弗洛斯特的新英格兰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农民世界。弗洛斯特发明了它。它无非是他对着田园诗的方向点了一下头……说这是农场是不确切的。说这些谈话是农民正在进行的谈话是不确切的。这些是面具，是面具之间的对话。而（俄国诗人）费特是一个真正的地主。这里有着非常微妙的区别。”与弗洛斯特相同的是，陶渊明也不是“地主”（“地主”在此处的意思是在创作中泥滞于田园而未能运用想象力进行再创造与思想的升华），中国的田园诗是陶渊明“发明”的，因为那是陶渊明“灵魂中升起的风景”。
前苏联陶学研究专家艾德林在其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中赞同老师阿翰林的提法：“陶渊明在中国诗歌上显然起了俄国普希金的作用。”很显然的是，像陶渊明、普希金这样的真正的大诗人，我们对他们的谈论虽不能说是无限的，但在很长的时间段里，我们不大容易穷尽对其人其诗的话题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借用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话来说就是：“关于他，我们要尽可能谈得少一些，因为一辈子也无法把他谈论完。普希金不是随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陶渊明无疑也是属于“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他的存在方式似乎有一个保守的外观， 但无疑的是它却蕴含着永恒崭新的力量与价值目标。
人类正因不加反省、不加节制地过着更少精神而更多物质化的生活，从而过着一种事实上已走向“新的野蛮”的生活。那么，在今天基本上是物质层面的“全球一体化”时，在这个人类已走到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关头，带着“温情和敬意”去思索一下我国东晋伟大诗人陶渊明人生境界永恒的“超时代”性可能对已接近“毁灭”临界点的人类总结某种失败的生活方式， 从而想象有另外一种生活也许会有一些警示作用。我们首先肯定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具有一种凡俗所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成功”意义，获得了一种真正“另类”（这里是“超越凡俗”的意思）意义上的人生“幸福结局”。
我们认为这种对陶渊明存在的定位可以较为充分与明确地揭示出陶渊明所最终选择的人生道路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双重永恒意义。
本书旨在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多元的角度里阐释陶渊明其人其诗。希望在这种“视域交融”里更能淋漓尽致地阐述、揭示陶渊明的积极意义和价值。陶渊明的价值在于他创构并实践了一种“中庸”的“乌托邦”——桃花源，这是一种真正的中国式的“诗意地栖居”。陶渊明的意义也正在于他以自己的生命追求完美地证明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天人合一”的意义。陶渊明因此而实践了一种“高尚而又高妙”的极其超越且极富审美意味的“天地境界”的生活方式。他不是单纯的一般隐士，他采取的是“超世而不绝俗”的“亦隐而非隐”的超越方式。“中庸”的智慧使陶渊明表现出“乐天之诚”与“忧世之志”并行不悖、“品格高旷超迈”与“性情平易慈祥”共举不二、“情怀激荡忧愤”与“吐属温雅蕴藉”融然为一以及艺术风格上的“平淡朴素”与“警策绮丽”妙合一体。他让苦难芬芳，他将自己艰难困苦的生活变成美丽的诗，升华为最高妙的哲学。他也因此而展示了一种“绝望变成升华，痛苦化为美丽”的真正的人生“幸福结局”。陶渊明证明了以“极高明”的智慧而于人生“行中道”、“道中庸”恰恰是一种“天地任自然”的最自然的生活方式。
时常有学生问我，如果大家都成为陶渊明了，那社会还怎么“发展”呢？ 这应该是一种最典型的“杞人忧天”式的问题。因为我们社会的问题永远都是陶渊明式的人物太少所致，而决不会出现“陶渊明泛滥”的“恐怖”前景。且不说“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尚而又高妙”的陶渊明并不是谁想“变成”就可以一夜之间轻而易举地“变成”的，而且什么是真正的“发展”，更是我们极需要谨慎回答对待的问题。那种以更多的浮华、更多的污染、更多的欺诈、更多的焦虑、更多的挫败感以及更少的精神、更少的爱、更少的从容平和、更少的智慧与勇气，总之更少的对生命真正的意义与价值的体悟， 因而更没有能力享受真正的生活为代价的“发展”，我们应该让它们歇一歇了！
陶渊明在一般人的眼中也许因其“独善”而显得是“消极”的，但如果我们能不以世俗的外在的世功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不以世俗的成败来论英雄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陶渊明作为一种“精神英雄”、“精神豪杰”的真正价值。更准确地来说，陶渊明是以其“独善”式的生命追求、精神境界来“兼济”天下的。他不仅自己成功地找到了一个人在社会与自然中的理想位置，而且他“经书”式的诗文也为后世留下了“精神宝典”般的启示。无论从人生最根本问题的智慧的对待态度，诸如生死荣辱、得失进退，还是如何以最高的勇气选择一种“超世而不绝俗”的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陶渊明都为后世留下了既有理想的超越性，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的精神智慧。陶渊明以“极高明”的精神品质超越了或者过于“亢奋”或者过于“低迷”的精神状态，不仅能以清明的理性超越生活， 又同时能以持久的激情热爱生活。
“超世而不绝俗”使陶渊明既没有远离生活现场，他既能“种豆南山下”以从“正道上”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而同时他又没有滞留于生存现场，而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高妙的姿态让生活空灵，体验自由的生命最充分的意趣。他的生活特色因而就是既脚踏实地的、实实在在的而又超脱羁绊的、空灵自由的。这是只有“极高明”者才能选择的“道中庸”的生活姿态。
世界有客观的“华严”的一面，如那翠翠山峰，淙淙溪流；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都是造化真境。然更重要的是生活世界中“华严”一面的展现，则更依赖于人的主观修养所达到的境界，也即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与态度。世事本来就是若从“世眼”的角度去看，则无真不俗；而从“法眼”的角度看，则是无俗不真。终究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最后决定我们在其中的生存状态， 或曰我们所选择的活法是基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面对现实的问题、解决现实的问题时以及不忘我们的责任、承担我们的责任时，通过我们的修养的“法眼”看到、认识并体验、感受世界的华严壮丽也许就是我们此生全部的人生目的。如果说得更确切些的话，这就是人生的“解脱”境界！ 而唯得人生“大清明”的人，才能得此“大自在”！ 陶渊明就是这样以极高的智慧与精神力量在更高的层次上汲取儒家与道家“安贫乐道”的精神，并融合自己对生活的体认，以审美的姿态“深度安足”于他所选择的田园耕读生活。
实现了一种真正的中国式的“诗意地栖居”！
而上述这一切就是陶渊明的永恒的积极意义与价值所在！ 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贡献于世界的精神财富！
本书在行文上追求一种既有清明的理性又有生动的感性的表述方式，希望能将较严谨的学术品质与一种类似于《读者》式的隽永意趣结合起来，意在令本书所持观点不仅更具有理性的说服力，而且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以期能将完美地实践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陶渊明的精神更可能、也更方便地走进更多的现代心灵！ 这是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直保持着很深的“温情与敬意”的我们光大传统的实际行动与唯一的期盼！
陶渊明其人其诗在清代人田雯心目中不仅皆“如画然”，而且还具有秋天疏旷淡远的品质：“渊明秋山平远，烟树寒林，野水斜阳，天光云影，翛然于篇幅之外。”天地任自然，秋水文章不染尘！ 陶渊明其诗如此，其人亦然！
陶渊明之高怀亮节，流风余韵，沾溉于千百年之间，至今犹慕弗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