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指县级（不含市辖区）行政区划范围内具有地域特色、功能完备、产业门类齐全的区域经济，是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甘肃县域普遍属于欠发达地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外向度和市场化程度低，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农业基础薄弱，中东南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扶贫任务艰巨，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增强县域经济竞争力，是我省缩小与发达省份差距、协调地区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以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突出矛盾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甘肃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事关全省发展大局，具有战略上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县城经济发展水平
截至2003年末，甘肃县级行政区划70个，其中县级市4个，民族自治县7个。2003年，县域人口1896万人，实现GDPP570．62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68．09亿元，地方（本级）财政收入19．79亿元，财政支出107．47亿元。可以说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全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县域经济实力
生产总值是反映县域经济的综合指标，也是县域经济整体实力的体现。2003年，甘肃县域cI）P570．62亿元，占全省的43．74%，县均8．15亿元。
GDP超过10亿元以上的县（市）共23个，占县域的32．86%。其中玉门、永登GDP超过30亿元。GDP不足2亿元的县有5个，占县域的7．14%。
地方财政收入体现县（市）政府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和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是支撑县（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县域地方财政收入19．78亿元，占全省的22．56%，县均0．28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在6000万元以上的县（市）共7个，占县域的10%。最高的庆城县达到8326万元。财政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的县11个，占15．71%。其中卓尼、两当、碌曲三县地方财政收入均不足500万元。
（二）人均水平
2003年，甘肃县域人均GI）P3010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60．06%。人均GDP超过万元的县市4个，分别是阿克塞24107元、玉门20484元、肃北18825元、敦煌12394元；人均GDP不足2000元的有30个县。
县域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04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30．98%。阿克塞、玉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超过千元，分别达到1368元、1326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不足50元的县有13个，占县域的18．57%。
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的县有4个，分别是阿克塞、肃北、敦煌和肃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在3000-一4000元之间的县（市）有7个；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的县有4个，分别是积石山、文县、东乡、宕昌；其他55个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
有57个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同期2622元的平均水平。分区域来看，河西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河东地区，酒泉、张掖11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陇南地区最低，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10个县中陇南占6个。最低的宕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798元，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30．43%，大约相当于全国1990年代初期水平。
（三）经济增长能力
2003年，县域GDP增长速度15．53%。增长速度高于10%的县有48个，占68．57%。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成县和天祝，分别达到18．6%和17．8%；增长速度较低的康乐和监夏县，均为6．4%，永靖为负增长。
（四）农业经济发挥重要基础作用
2003年，县域农林牧渔总产值280．89亿元，占全省的69．81%。其中农业190．54亿元，占全省的72．06%；林业11．77亿元，占全省的84．55%；牧业66．31亿元，占全省的76．58%；渔业规模较小，只有0．86亿元，但占全省的74．14%。粮食615．39万吨，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79．37%。说明县域农业经济在全省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工业和第三产业地位得到提升
县域共有国有及限额以上工业企业1805个，占全省的56．35%。工业总产值311．61亿元，占全省的30．3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203．82亿元，为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5．41%。第三产业177．83亿元，占全省的39．83%。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52．38亿元，为全省的35．15%。人均消费762．95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3．05%。
二、县域经济的差异与特征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甘肃县域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增强。
但是，县域经济总体上相当薄弱，地区间发展差距悬殊，经济活力不足，实力不强。多数县财政困难，贫困问题突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基本矛盾突出的“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甘肃与发达省份的最大差距在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发展不足，是甘肃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薄弱环节，已成为制约区域持续协调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矛盾，也是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与发达省份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因素，将直接影响全省小康生活的实现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发展差距大
县（市）人口少，经济总量不足，财力薄弱，特别是处于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同全国有较大差距。县域总人口189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2．82%，县均27．09万人，为全国县域平均人口规模的59．41%，高于山西、宁夏、内蒙、新疆、青海和西藏，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七。县（市）cDP平均8．15亿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35%，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三，仅高于西藏和青海。江苏县均CDP92．9亿元，是甘肃县均水平的1 3倍。县（市）人均GI）P3001元，相当于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45．02%。县域财政收入平均0．28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75%，仅高于青海和西藏，在全国县域排名倒数第三位。人均财政收入104元，约为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一半；相当于江苏的十二分之一，浙江的十分之一。甘肃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同全国相比有很大差距，与发达省份的差距则更为明显，不容忽视。
（二）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甘肃地域辽阔，县（市）资源禀赋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差异很大。
经济实力强弱分明。GDP在10亿元以上的23个县（市），GDP总量达到167．4亿元，相当于全省县域GDP的58．01%。玉门的GDP是碌曲、迭部的30倍；碌曲、迭部、两当、阿克塞、卓尼和肃北6县GDP之和只有玉门市的五分之一。
人均GDP同样差异显著。酒泉各县（市）最高，全部超过全国县域人均5746元的平均水平。其中阿克塞、玉门、肃南、敦煌四县（市）人均GDP在万元以上，均位于全省县域前列。阿克塞人均GDP最高，为24107元，是最低礼县人均1005元的近24倍。人均GDP不足1500元的县有8个，分别是礼县、宕昌、积石山、东乡、镇原、武都、岷县、和政。
财政收入多寡悬殊。财政收入最多的庆阳达到8059万元，是财政收入最少的卓尼的20多倍，相当于排位靠后的卓尼、碌曲等12个县的财政收入总和。
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县集中分布在河西，欠发达县集中在临夏、陇南和甘南三地区，显示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三）产业结构层次偏低
县域产业结构偏低，升级缓慢。2003年县域三产比例为32．39：36．1：31．1，而同期甘肃15个市区和嘉峪关市三产比例为8．8：50．2：41。相比之下，县域农业比重高，工业化程度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劣势明显。
县域农业基础薄弱，仍以传统农业为主，非农产业只占1．6%，比重非常低。
工业产业竞争力不强。与劳动力过剩、高素质人才和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现状相适应，工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构成落后。传统工业生产设备老化，工艺技术落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工业空间布局不合理，产业布局集中于县城，专业化协作程度低，区域互补功能较差。没有融入国内国际市场，外贸出口规模小，创汇成本高，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和原料初级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和质量标准低，出口竞争力较弱。
第三产业以金融业、商业饮食业、公共事业、运输邮电业等传统产业为主，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占县域第三产业的22．02%，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占31．89%，二者合计占53．91%。同期，县域农村劳动力各产业配置比例为74．79：7．37：5．06，另有22．2%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及从事其他I临时性工作。说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农村和农业，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例最低，县域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
三、县域经济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城市化水平低
2003年，县域非农业人口213．82万，占县域总人口的11．28%，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1．26%，处于城市化起步期。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各国和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客观相关性。2003年，县域人均GDP为3010元，其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应在5%～19%之间。根据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城市化水平在10%以下为城市化前期，10%～30%之间为城市化起步期，30%~50%之间为城市化加速期，50%～’70%为城市化发展期。按照此标准划分：阿克塞、玉门和临夏3县市处于城市化发展期；肃北、合作、迭部3县市处于城市化加速期；这6县市凭借州府所在地或者资源型城市或者人口小县，使得城市化水平非常高。有35个县市还处于城市化起步期；有30个县市还属于传统的农（牧）业县，尚处于城市化前期。
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低城市化水平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发达地区相比，我省县域城镇数量少、规模小，空间呈小散远布局。大多县城和乡镇地理位置偏远，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城乡联系松散，互补互动能力弱，仍然是城乡分离、工业与农业分离的强二元经济社会格局。县城和乡镇功能单一，聚集和辐射功能均较差。低城市化水平同时意味着县域工业化程度普遍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较差，投资收益低，生产、运输和交易成本高。低城市化水平还是造成农业产业化滞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民向城镇转移的主要障碍。
从总体上看，县域还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近一半的县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这些都将长期制约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贫困问题突出
甘肃作为一个贫困人口大省，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持续的扶贫开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农村贫困程度得到有效缓解。但我省贫困人口多、贫困地区分布广、贫困程度较深、脱贫成果难巩固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贫困县中属于老区和贫困地区县31个，高原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县21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23个。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县域农村，因此，贫困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严峻和深远。2003年末，甘肃省农村还有绝对贫困人口169．32万人，贫困发生率为8．27%。低收入人口442．42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21．61%。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部干旱区、南部高寒山区和石山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资源匮乏，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随着扶贫工作的进展，用于救助式扶贫的资金累加效应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扶贫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扶贫解困难度累年加剧。贫困问题普遍的存在，意味着县域经济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低起点上，实现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
（三）教育落后
甘肃县域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整体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条件制约的必然结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与发达省份的差距不断拉大，反过来又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造成经济发展差距的核心问题是教育落后带来的人的素质的差距。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甘肃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为5．2年，还达不到小学毕业程度，比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少1．1年，农民文化素质劣势十分明显。
由于教育落后导致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使众多的人口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这意味着县域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不能适应现代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而处于竞争劣势，不仅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边缘，而且随时还会沦为贫困人口。教育落后最终将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美国1929—1982年间人均GDP的增长因素中，25%归功于国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甘肃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与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持续拉大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教育落后是主要原因之一。
（四）固定资产投入少，基础设施差
县域投资规模小，只占全省的35．84%，县均2．91亿元。人均投资1064元，不到市区人均投资5598元的五分之一。民间投资乏力，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单位投资占63．22%，民间投资和城乡集体投资增长缓慢。对外资吸引力较差，其境外投资还没有兰州市城关区的投资多。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其直接后果是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这既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人口生理和智力素质低下，将长期阻碍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区位劣势明显，大中城市带动作用弱，产业聚集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