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时世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季节。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叫巴黎和会（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简称PPC），共27国参加，苏俄未被邀请。
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巴黎举行的讨论战后问题的国际会议，为确立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霸权，早在战争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即授命其助理豪斯组成专门机构研究。
战后和会问题，英国外交部也组织一批专家探讨一旦大战结束英国对和会的对策。
在巴黎和会之前，法国、英国和美国已经表明了对和会的不同目的。法国因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而成为凡尔赛条约主要签约者。战争伤害及对历史上德国数次对法国的侵略主张严惩并尽可能的削弱德国；英国出于传统的政策考虑希望能保持一个相对强大并在经济上能够自立的德国以保持欧陆均势；美国则希望尽快建立一个能保证长久和平的体系并从该体系中获益，同时主张德国进行战争赔偿。三个主要的协约国的目的是不相同甚至存在矛盾的，虽然三国都做出了让步最终达成了一致，但结果是各方都做出了妥协但却没有任何一方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德国没有被彻底削弱也没有得到安抚，这个结果预示着无论是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以至于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都是个不安定的因素。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原则：
1、公平的和平条约应该以公开的方式缔结而成；
2、在各国领海以外的大洋和水域，有绝对的航行自由，不管是在平时或战时都一样；
3、尽最大可能地消除经济障碍，并在所有同意接受和平及协同维持和平的国家之间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
4、互相充分的保证各国的军备减少到符合保卫国家内部安全的最低程度；
5、各国对各殖民地的权利的主张，应该做自由，开明和大公无私的调整；
6、撤退现在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所有军队；
7、在比利时的占领军应该撤退，其领土应该恢复，并不得企图限制她与其他自由的国家同样地享有主权；
8、法国全部的领土应该获得自由；
9、被侵占的法国地区应该归还；
10、意大利和原奥匈帝国的疆界必须依照民族特性加以清楚的确定；
11、东欧人民按照民族自决原则建立独立国家；
12、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黑山独立；巴尔干半岛诸国的政治及经济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应透过国际条约予以保障；奥斯曼帝国各民族自决前途；
13、波兰独立，并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
14、建立国际联盟以保证国际秩序。
美国总统威尔逊派豪斯到达巴黎，与法、英、意等国政府首脑就召开战后和会问题进行磋商。1919年 1月13～17日，英、法、美、日、意5国举行巴黎和会准备会议，背着多数国家制定了和会的议事规则。规定英、法、美、日、意5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玻利维亚等与德国断交的国家，只在5大国认为有必要时，才得以用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议事规则还限定各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的名额，5大国每国各5名，比利时、塞尔维亚、巴西各3名，中国、波兰等国各2名，共计70名。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主要内容和会上签订了处置战败国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同时还分别同德国的盟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这些和约和凡尔赛和约构成了凡尔赛体系，确立了帝国主义在欧洲、西亚和非洲统治的新秩序。会议密谋遏制苏联，决定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筹组国际联盟来反对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
名义上是为了拟定对德和约，缔结战后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各国的分赃会议，宰割战败国，重新瓜分殖民地，制定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会议在英、法、美三国的操纵下，签订了《凡尔赛和约》，通过了《国联盟约》，秘密制定了武装干涉苏俄并瓜分其领土的计划。
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操纵了和会，使巴黎和会成了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一场分赃大会，它没有解决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的勒索，也种下了复仇的种子：
1个月内将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以及莱茵河以东30公里的德国领土交给联军；
德国交出巡洋舰、战斗舰、驱逐舰、潜水艇234舰，空军全部飞机，500门大炮和大量枪支弹药；
德国交出316．8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交出性能完好的火车头5000个，车厢15万个，卡车5000辆；
德国失去了1/3的领土，1/10的人口（这些人，他们认为德国没有输，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
法国元帅福煦说：
“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休战。”
德国投降了，退出这么多的土地，这么的赔款，这么多的物资，这些胜利果。
如何分呢？
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了分赃的丑剧——巴黎和会。
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后改为“4人会议”，这4人是：
美国总统威尔逊，62岁；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56岁；
法国总理克列孟梭，78岁；
意大利首相奥兰多，59岁。
因意大利在大战中作用不大，贡献几乎是负的，本国底子又薄，被英法冷落一边。实际上又变为“3人会议”，他们是英、法、美，巴黎和会的3巨头，也是主宰者。
在会议过程中，英、法、美3巨头各怀鬼胎。
英国：希望得到海上霸权，殖民霸权，而且希望欧洲大陆各国实力均等，即大陆均势。尽管英国本土在战争中未遭战火，但仍有许多英军士兵在战争中丧生，英国国内广泛的民意希望严惩德国。
法国：希望得到欧陆霸权。法国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500余万军民伤亡，而且西线战场绝大部分在法国。因此法国希望能取得德国工业的控制权以补偿自身损失。克列孟梭总理的观点也代表了法国民意。
美国：由美国倡导，建立世界联盟——联合国，美国取得世界霸权。
一幕出现了，英、法、美，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扯皮，互相争吵，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巴黎和会，从1919年1月18日——6月28日，足足开了5个多月。
分脏，56岁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78岁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吵得不可开交：
“你们法国拿50%，我们英国得30%，怎么样？”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
“不行，绝对不行！这次大战，法国损失最大，我们应该得58%。”78岁已经秃顶、须发皆白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大怒，精神仍然亢奋像只虎豹，人称“老虎总理”。
“太过份了，我们不同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
“那我们也不同意。”克列孟梭说。
劳合·乔治也百般纠缠，一点儿都不牺牲自己的利益。
62岁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想的更深一层，打圆场说：
“我们美国一分钱都不要。你们两国都牺牲些，让别的国家也得点好处，法国得56%，英国得28%，这样可以吗？”
克列孟梭厉声喊着：“可以。但法、德边界，须以莱茵河为界：除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外，德国的萨尔区也归我们！”
德国的萨尔区是德国的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区，这里的设备先进齐全庞大，法国得到萨尔区，就意味着他控制了欧洲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区，将来可以在欧洲大陆称王称霸。对这点，英国和美国当然不同意。他们从1月吵到4月，谁也不肯让步。威尔逊和克列孟梭都以退出和会来要挟对方。三个人经过无数次的争执和讨价还价后，终于有了结果：英国得到了国际联盟所规定的委任统治制度下拥有1000万人口的领土，法国得到750万人口的地区，包括阿尔萨斯、洛林、萨尔（法国只许占有萨尔15年，之后归还德国），日本也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而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也得以通过，美国的商品与资本可以进入这些地区，实行机会均沾，大家都有好处分享。
美国民众普遍不希望再次发生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感到过分苛刻的条款会造成德国的复仇心理，战争将无可避免。他提出建立国际联盟——联合国，以维持国际秩序，即国际社会提供保证以避免弱国遭到强国侵略。但欧洲强国普遍认为这种构想过于理想主义且不符合欧洲各国的实际。而且这种政策将会导致美国军事力量过分卷入国际事务。
除分赃外，巴黎和会还有别的议程。主要是：
密谋扼杀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决定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筹组国际联盟来反对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国际联盟指挥各国反动派向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同时重新瓜分德国原有的殖民地。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在莫斯科召开了有30多个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正式成立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主要机构有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各常设局，凡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党均为支部，服从领导，它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各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了革命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支持了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负责中国的是远东局。《共产国际宣言》提出：
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奴隶们！对你们来说，欧洲响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钟声，就是你们的钟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中国是协约国中的一员，中国是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派出了强大阵容的外交人员，中国是南北政府联合代表团成员有5个全权代表，他们是：
担任团长的外交总长陆征祥；
驻美公使顾维钧；
南方（孙中山）政府代表王正廷；
驻英公使施肇基；
驻比公使魏宸祖。
对外，中国人是团结的。
他们代表着中国，代表着中国4亿人民。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2项提案：
一、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二、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
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
外交总长陆征祥软弱无能，不敢得罪段祺瑞，称病不出，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4 人，以顾维钧为首据理力争，最后虽然没有赢得和约的胜利，却赢得了中国人的骨气。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第一次在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上，拒绝签字，当时的华工作用是非凡的，巴黎和会在法国，华工营也大多在法国，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背后，一战期间，20多万人的华工军团，以血肉之躯充当外交砝码，为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不畏强权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背后，华工的奔走呼号，同样功不可没，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华工为协约国所做的贡献，却始终未能得到英、法等受益国的公正认可。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
英、法两国在战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行为，则更让人心寒——他们为死难华工的抚恤金讨价还价，并以华工“妨碍地方安定”和传染了西班牙流感等莫须有“罪名”为由，从1919年秋天到1922年3月，将华工陆续强制遣返回国。
当运送归国华工的轮船停靠在日本码头时，疾恶如仇的华工们断然拒绝下船登岸，严正声明：
日本对中国一向不厚道，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该登上日本国土。
在归国华工的身后，约有2万多名同胞因战火和疾病不幸罹难，大部分永远长眠在他们曾经为之服务的法兰西国土上，且有3000多位华工丧身海底，尸骨无存，连姓名和编号都无人知晓。
在法国32个华工墓园里的墓碑上，“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流芳千古”等字样，是幸存华工，为死难同胞含悲撰写的简约墓志铭——那些镌刻着中英文姓名的，也许还能引起路人的偶尔一瞥；而那些只有阿拉伯数字编号的无名者，他们的个人历史则再也无人知晓；巴黎郊区墓地里，1000多座华工墓碑整齐地面向东方，象征着逝者魂归故里。
一战结束之后，大约3000名华工，由于收到新的雇佣合同，或者与法国女子结婚而定居法国。他们聚居在巴黎里昂火车站一带，组成最早的华人社区。1925年起，他们成立的华工总会，多次请求法国政府修建一座华工纪念碑，却遭到不明原由的拒绝。欧战华工的历史也自此被尘封，半个多世纪内无人问津。直到199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80个年头，在法国华裔和华人长达数十年的不断申请，终于有了结果，法国政府在巴黎13区华人城博德古尔公园内，竖立起一座花岗岩石碑：
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
一战华工以血肉之躯谱写的悲歌，最终唤醒了世人的记忆，迎来了英、法等受益国姗姗来迟的尊重与认可。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评价华工：
“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国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国的领土、理念和自由”。
1919年1月27日，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首先声明，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均须无条件让予日本，并公布了英、法、俄、意4国承诺日本要求的密约。
早在1917年，英国在远东的兵力大多已调往欧洲，除了请求日本出兵攻占德国在中国的战略支撑点青岛以外，还商请日本派出一支十余艘军舰的特遣舰队前往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而回报，就是秘密将德国的山东权益让渡给日本。
顾维钧代表中国反驳：“3600万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决不容许其它国家侵略奴役。
当时顾维钧的发言尤为重要，顾维钧的讲话，一方面是从历史上批驳日本的做法，另一方面，他把山东比作了耶路撒冷，把孔子比作了酥苏基督，顾维钧说，山东之与中国，犹如耶路撒冷之与西方，中国不能放弃山东，就像西方不能放弃耶路撒冷。顾维钧这些说法，掷地有声，尽管没有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同，但是在会议上，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中小国家对我们中国都抱以同情和支持，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后来也不得不承认：
顾维钧驳斥日本，“犹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美国国务卿蓝辛也认为，顾维钧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
中国4亿人，4亿双眼睛盯着，无论是在国内的人民，还是在国外的国民、侨民，都拭目以待，特别是青年学生。
日本代表以“山东问题秘密换文”为借口，坚持其无理要求，日本人把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
巴黎和会上，英、法、美、日等战胜国只顾自己大肆分脏，不敢得罪日本，无视中国的主权，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些特权。
此时，著名人士梁启超在巴黎活动，为中国呐喊助威，奔走于华工、留学生、旅法华人、中国政府代表团之间，梁启超意外获得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了密约，段祺瑞为了获得日本人的贷款，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给日本人，那时，徐世昌还没有当上总统。
这个消息，让梁启超怒发冲冠。
梁启超立即发电报给总统徐世昌，徐世昌收到电报也大吃一惊，让总统顾问林长民在3月22日北京《晨报》上发表，全国人民震惊！愤怒！
在巴黎，梁启超提前获知美、英、法三国将在4月加日议定，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获悉噩耗，深感事态紧迫，急电北京国民政府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两总长，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抵制卖国条款。汪大燮，原担任过教育总长，代理总理，林长民，原来担任过司法总长。
林长民报告徐世昌同意，通过外交协会致电巴黎，希望中国全权代表不签字，随即国民外交协会成员挑灯夜战，连夜起草了3份文件，致电巴黎和会英、法、美等4国首席代表，进行抗争。
此时，总统徐世昌也倍感焦急，如果中国在这次巴黎和会收不回山东权益，那中国就是又一次再受屈辱。
总统徐世昌，手无实权，深知舆论的威力，实行“国民外交”的戚力。他暗中发动全国学生商人，地方会议以及海外华侨等团体，连日雪片似地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去慰问、鼓励电报和信件。
与此同时，包括《晨报》、《申报》等各大报纸每天都详细报导巴黎和会进展情况。
如果外交失败，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承认，就意味着段棋瑞实现独裁指日可待，那么徐世昌等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总统之位也将难保。徐世昌心里明白，现在政府已不可靠，“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只有靠学生”这群孩子们了。
4月30日，巴黎和会，日本以已经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密约为借口，拒不归还中国的青岛。由英、法、美、日等国操纵的巴黎和会，英、法、美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敢得罪日本。还是做出最后裁决：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并列入对德和约。
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失败！
中国要回青岛失败！
巴黎聚集众多的华工。
在法国巴黎，《华工周报》报道了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但是没有多少地位，相反，把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转让给了日本，华工听了这个事以后都非常气愤，纷纷地给《华工周报》写信，表示抗议，而且纷纷捐款，支持政府抗议，有的华工还成立了救国促进会，华工自治团，
华工邰魁义捐出了他在法国做工的所有积蓄550法郎，支持北洋政府兴国；华工郑书田捐款30法郎，希望中国政府用来振兴工业，有一位华工，把自己2年的工资，全部捐赠给中国代表团，请求他们用这笔钱做最有利于中国的事情，姓名已不可考；……他们无法到巴黎和会上登高呐喊，却不惜为祖国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4月下旬，欧美留学归国的学生组织，组织了社会服务，公开发起“废除军阀”、“打倒列强”等反对帝国主义救国宣传活动。
巴黎和会上，中国最初提出德国直接将山东归还，继而让步为5国共管，美国也提出了相应的处置办法。然而，所有方案竟然都遭到日本拒绝，日本代表说，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早已签订了密约《21条》。英、法、美等国最终以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
4月30日的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将这一消息立即报告给北京政府。
5月2日上午，在徐世昌的授意下，“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与蔡元培召集北京大学各班班长和学生代表100多人开会，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转告在座学生。
当场，许德珩失声痛哭，在座的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中国外交失败了！
学生们个个义愤填庸，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做出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5天后集体罢课游行示威，:通电全国，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
5月2日，软弱的北洋政府电令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此举激起密切关注和会动态的在法国的华工们极大愤慨，激起了留法学生、旅法华人的愤慨！
在法国，几万名华工们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在法国，中国的留学生们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在中国外交团的门前，聚集了很多华工和学生，他们开出了一个名单，告诫中国外交团成员，叫做什么？如果你们敢去的话，那我们就打死你，打死你一个人，我们三个人抵命，有一位老华工给陆征祥寄去一封信，封信里边有一支手枪、一颗子弹，如果你去（签字）的话，你就应该是自裁。
实际，中国代表团成员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大多也是爱国的。1月28日，“巴黎和会”讨论中国、德国的关系时，却同意了日本代表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移交给日本。陆征祥在会上严重抗议，然而主持和会的美、法、英、意等国却不愿意公开得罪日本，并不支持中国。
陆征祥也心情沉重，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陆征祥负责中国与日本的谈判。在日本的胁迫下，也因袁世凯急着当皇帝，需要取得日本的支持，便同意了“二十一条”，由陆征祥执行签字，陆征祥糊涂了一回，签字后，国内震惊，陆征祥一时为国人所痛骂，皆指他为卖国贼。这位风云一时的外交总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由于受到人民痛骂，舆论指责，陆征祥也感到无颜面对国人，后悔一辈子，所以，袁世凯称帝，要封他为侯爵，他坚决予以拒绝，并偕夫人逃往北戴河暂避。袁世凯死后，陆征祥才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外交总长。
在和会进行期间，陆征祥随时电报北京徐世昌请示，王正廷是南方政府孙中山的代表，王正廷与助手曹霖生随时电报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指示王正廷不能接受巴黎和会的决定，王正廷、曹霖生得到指示后，当即说服顾维钧、施肇基。顾维钧、施肇基立刻站到孙中山的一边，促使陆征祥再向和会主席、副主席提出强烈的抗议。
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与陆征祥是老友，当时章宗祥正在日本谈山东铁路合同，他力图影响陆征祥迁就日本，就从日本赶回北京，并与亲日派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密商，想把在巴黎的顾维钧、王正廷调回，让陆征祥、施肇基、魏宸组三人任代表，并面见总统徐世昌，说服他徐世昌答应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当章宗祥带着妻子请假从日本回国时，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留日学生数10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宗祥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质问章宗祥：
“你这个卖国贼，订立多少卖国密约啦？经手了多少款？”
章宗祥被问得下不了台。
日警闻讯赶到，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人丛中有人大喊：
“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把老婆卖了！”
章宗祥夫妇狼狈而走。
5月2日下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生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多人开会，蔡元培讲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提出了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同时，济南3000名工人在北岗子举行了演讲会，要求收回青岛。
5月2日，在总统府，徐世昌的外交委员会已决定拒绝签约，汪太燮、林长民将致电代表团拒签电稿送呈徐世昌总统，徐阅后交给国务院准备拍发。不料在段棋瑞的授意下，国务院代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林长民有位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连夜将消息透露给林长民，林长民当即又向汪太燮汇报。
代表团是听从总理的，总理要是命令代表签字，代表就得签字，总统无权。
汪大燮十分焦急，通宵难眠，下半夜，已经是5月3日凌晨，汪大燮连夜去找蔡元培共商大计，要求北京大学学生带头游行示威，掀动拒签运动。汪大燮认为，如今国家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那里有一大群有正义感的教授，有几千名有爱国心的学生，只要北大点起火种，势必能燃烧全国，能惊醒民众，那就有可能力挽狂澜，制止政府的卖国外交。
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对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可是对于学生运动，蔡元培又一向有保留，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搞搞演讲宣传还可以，他不赞成学生离开课堂上街示戚，游行请愿，学生不应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学生一旦陷入政治旋涡，学业就荒废了，他认为学生运动无异于洪水。
蔡元培立即去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