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说到张居正富国强兵，施行一条鞭法，使得国家财力大为增长。
从全局看，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是因为张居正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改革发展环境。国防上稳如磐石，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自然安定。反过来，经济改革的成功，国家财力的增长，又促进了国防力量的增强，这就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这种良性循环的开始，应该说是得益于张居正修建了两条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
长城
一条万里长城是实的。
唐代王昌龄有首组诗叫《从军行》，其中有一句特别有名，叫“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这是说从古到今，边塞士卒哀怨的思乡之曲就没有唱完过，而那凄婉的秋月也一直照着这条古来寂寞的长城。
一般翻译这首诗，都只说秋月照着的是长城，那么我为什么说秋月照着的是一条古来寂寞的长城呢？
我是有根据的。
因为这首诗是《从军行》的第二首，紧接着第三首就说“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这个关城就是长城，说这地方是古战场，而且说“日暮云沙古战场”，那就透着一派荒芜的历史陈迹的味道。所以我才说，在诗人笔下，这是一条古来寂寞的长城。
别看唐代的诗人动不动就描写长城下的烽火岁月，可事实上唐代的长城基本上已经开始荒芜了。因为唐代跟西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向来不错，所以整个唐代基本上没有修葺过秦汉以来的长城。到了宋代，更不用说了，两宋积弱，弱到连长城都修不起来。到了南宋，偏安一隅，想修也够不着了。所以到了明代的时候，自朱元璋起，才花大力气重修万里长城。
这个重修可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完整意义上的“重修”——重新修一条。
而且这一修就修了将近三百年，主要的工程就是嘉靖到万历年间修筑的。尤其是张居正万历新政的这一段时间，戚继光、李成梁等边将在张居正的授意下，把从山海关到北京的这段长城修得气势宏伟，极尽壮观。
你现在去八达岭，看那绵延不尽的长城奇观，你要知道，你看到的不是秦长城，你看到的是明长城，是张居正执政期间修筑的明长城！而王昌龄诗里那些“高高秋月”照临下的古长城早已在明长城的不远处成为了一堆荒芜的残垣土丘。
张居正修的另外一条“长城”可比那条实的万里长城还要管用，还要实在。这条万里长城才是真正保障国富兵强的关键，这就是他“东制西怀”的国防战略，以及为实施这一战略，培养出的像戚继光、李成梁这样的杰出的军事将领。
说到这个“东制西怀”的国防战略，就可以看出张居正在军事上的超凡的战略眼光来了。
大明王朝说起来不像两宋那么积弱不堪，但自明成祖朱棣之后，明王朝面对北方蒙古族的后裔渐渐就采取了防守的姿态。再加上内政日趋腐败，后来就明显有点顶不住了。蒙古各部不用统一，也不用齐心协力，只要一个分支、某一个部落就能使大明朝疲于奔命。
明英宗的时候，先是西蒙古的瓦剌，在土木堡大胜明军，甚至把英宗皇帝都给俘虏了。俘虏了英宗之后，瓦剌的首领也先挥兵直入，一举包围了北京城。要不是那位“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于少保坚决领导了一场北京保卫战，明王朝的寿命就得缩短一大半儿。
后来瓦剌逐渐衰落了，鞑靼族的俺答又猖狂起来，他占据了河套地区，对西北边防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俺答长驱直入，又一次兵围北京城，这个我们以前提到过，幸亏俺答性子比较糙，在大肆劫掠一番之后，风卷残云而去。
除了西北的俺答，同时东北方向还有鞑靼的一支土蛮部落，也很强大，对明王朝的威胁同样巨大。
张居正一入内阁，即分管兵部，而稳定国防也是他国富兵强改革思想的基石所在，所以他对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平定了南方的倭寇之乱后，张居正慧眼识英雄，当即安排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北上。当时朝廷上下很多人都认为戚继光这些人熟悉南方战场，不一定适合北方战场，再加上戚继光人很傲，跟兵部的关系也不好，所以反对的声浪很大。
张居正力劝隆庆帝，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明史·戚继光传》），就是说这块好金子放在南边和北边都会发光，并以自己的前途来保荐戚继光，所以戚继光才得以率兵北上。
对于这一点，戚继光一辈子也都非常感激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伯乐之功，并终其一生，对张居正都十分忠心。所以后来甚至有政敌说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家奴！这也就是平庸之辈，只能徒逞口舌之利，他们哪知道英雄慧眼相识、英雄惺惺相惜的那份情谊！
张居正把戚继光安排在北京正前方的蓟州一线，既阻俺答，又防土蛮。西北用谭纶、王崇古守宣大一线，东北用李成梁力克辽东诸蛮。这三箭齐发，布局可谓高妙。
那么这个布局高妙在哪儿呢？
高就高在张居正的识人之明。
谭纶、王崇古是文官代领武职，原来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特别讲究智斗，所以在三娘子事件中，在张居正的领导下，圆满地与俺答达成了封贡互市，给了俺答一个顺义王的封号，就把俺答的心给稳住了。后来，王崇古又在张居正的授意下结好那位蒙古族有名的女强人、也是俺答的老婆三娘子，以至于后来俺答虽然死了，但三娘子在世的几十年里，西北一线，两下友好相处，并无太大的战事。
中间的戚继光是智勇双全的人物，既能打，又能和，对于张居正国防策略的布局和精神领会得最到位，所以打的时候打得特别狠，抚的时候又抚得特别顺，能放能收，能攻能守，张弛有度，那是一位武将中难得的儒将，又是儒将中一位难得的帅才。所以光兵书专著人家戚继光就出版过好几本，而且都是后来军事学上的经典教材，搁着现在，就凭这些军事学专著，那也能在国防科技大学评个教授的职称了。
东北方向的李成梁，那是个世袭的武将。他们家原来是朝鲜族的，特别骁勇善战。李成梁自己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人，所以特别擅长打恶仗、打狠仗。土蛮本来可以算是蒙古各部中最凶残的，但碰到李成梁，愣是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后来被李成梁打得甚至也想学俺答，纳降请贡，让朝廷允许封贡互市。
可张居正的态度呢？你大概想不到——竟然是坚决不同意！
张居正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大明积弱日久，这不是汉武帝有实力北代匈奴的时代，所以明朝并没有力量远征蒙古各部，并真正达到一统或消灭蒙古各部。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一点看，如何保证北部边防的安宁与稳定那是根本。
二，要保证北部边防的整体稳定，就要拉打结合，收放有度。俺答虽然糙一点儿，但一旦封贡互市了，他就轻易不会毁约；而土蛮生性残忍凶狠，现在他打不过你他就请求封贡，他哪天喘过气来，就立马背信弃义，那绝对是可以想得到、看得着的情况。
第三，你两边都轻易地给予封贡，两边就都觉得这个封贡就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搞不好土蛮最后反叛那是看得到的，而俺答这边的形势也会跟着混乱起来。明朝要对付两线危机，历史证明是没那个实力的，但对付一线还是可以的。所以与其好像两边做老好人最后又弄得两边都不讨好，还不如坚定的拉拢一个，同时坚定的打击一个。这也好起到分化敌人的作用，这样分而制之，既可稳收渔翁之利，又不用疲于奔命，而且边防上、军事上还不会长期松懈。
这就是张居正所谓“东制西怀”的妙计，也就是制住东北方向的土蛮，怀柔西北方向的俺答。怀要怀得久，制要制得狠，这样再加上张居正的知人善用，左边戚继光，右边李成梁，我们套用苏东坡打猎时的豪放之语说，那真是“左继光，右成梁，千骑卷北方”啊！
就是因为这条“东制西怀”的妙计，万历新政获得了最根本的历史契机，那就是一个稳定的改革发展环境。所以后来张居正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东制西怀，自有妙用”又说：“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张太岳集·答吴环洲》）那就是说我这条计谋堪比当年诸葛孔明之妙计安天下啊！
但我们说，张居正这厢在北京“稳坐中军帐”，戚继光、李成梁那边若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就是要出现不可控的情况，张居正又该怎么办呢？
戚继光、李成梁虽然可谓是大明朝有史以来难得的军事奇才，虽然也都对张居正忠心耿耿，可二人也都有鲜明的性格缺陷，当碰到那些具体的矛盾与事端的时候，张居正又该怎么办呢？
“左继光”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张居正最为忠心的戚继光。
戚继光治军最以军纪严明著称。张居正刚把他调到北部重镇蓟州一线的时候，当时兵部的领导与戚继光不和，看不起他，而蓟州当地的守军也看不起他，觉得他带的这些南方的士兵没什么用。
戚继光带领三千戚家军的亲兵到蓟州接防之后，列队训示，当地将领就口出不逊，说南方士兵身体羸弱，恐怕不适合北方艰苦的条件，军令执行起来不知道能行不能行。
戚继光听了这话，当时脸色就沉下来了。这时候正好平地起了一声闷雷，戚继光一抬头，只见西北方向乌云滚滚，眼着着就有一场暴雨要来。戚继光冷眼瞧了瞧那几位，突然回头手指身后的三千戚家军，说：“什么叫军令如山，你们且看这三千将士！”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大家看戚继光走了，都不明所以。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说平空里响了一声劈雷，瓢泼大雨哗地就下下来了。原来蓟州的那些将士不等下令，赶快一轰而散，都去躲雨了。唯独这三千戚家军，因为没有戚继光的军令，大家都纹丝不动。蓟州原来的将士一边躲雨，一边在远处看着，只见雨下得越来越大，这三千人个个就像雕塑一样，别说走开躲雨的了，就连一个动的也没有。那么有没有人站在那儿拿手擦一把脸上的雨水？或者把靴筒里的雨水倒点儿出来？你倒是想找着这么一位，可是愣是没有一个人动那么一小下！
这还不算，说这雨也跟着剽上了劲儿，一下就下了一整天，直下到天黑雨才停。这三千戚家军就在雨中沉默地站立了一天，一个动的也没有，而且一个晕倒的也没有，那远远望去，就像是雨中的一片森林！
这一下北方将校一看都服了气啦，《明史》说他们“自是始知军令”，就是说打这儿起，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军令了。所以《明史戚继光传》最后曾经总结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
当然，威名不只是靠练兵，靠军令如山，还要靠真正的实战。
戚继光刚到蓟州一线没多久，蒙古朵颜呼哩部率数万铁骑长途奔袭，直奔戚继光守军正面而来。戚继光带兵出塞而战。朵颜的董呼哩一听探报说新任蓟镇总兵戚继光带兵出塞迎敌，哈哈大笑，说“听说那个戚继光打仗如何了得，看来不过如此。平原地带，我数万铁骑，如风卷残云，他如何能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