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高拱这时候，脑袋嗡地一下，彻底乱掉了。早朝来的时候期望值太高，这会失望又太大，正所谓“爬得高，跌得重”，再加上精神上一点准备也没有，这个打击太大了，高拱整个人一下就瘫倒在了地上。
这下全场的大小官员也都蒙了，谁也料不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虽然在场有不少高拱的心腹，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朝会上，不让你说话，谁也不敢乱说话啊。
这时候，据《明史·高拱传》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也就是高拱受的打击太大了，趴那儿都起不来了，还是张居正好心过来，把高拱搀扶了起来。高拱流着泪谢了恩，张居正搀着他才走出了紫禁城。
李贵妃和小万历因为痛恨高拱，下旨让高拱立刻走人，决不允许在京城逗留，而且甚至不许他用官方的驿站马车。高拱只好自己雇了辆破牛车，这还不算，后面还有一队押行的锦衣卫。后来也是在张居正的苦苦哀求下，李贵妃才松了口，让官方驿站出面为失魂落魄的高拱提供方便。
张居正这时候出来替高拱求情，冷眼人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假。
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高拱被逐，他立刻就被万历帝委派，做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这是一件“下山摘桃子”、享受冯高斗争胜利果实的事儿。谁都想，你张居正怎么可能会在这些利害关系里置身事外呢？
你这时候越是搀扶着高拱，越是为高拱求情，还就越显得虚情假意，只不过是乐得做个顺水的人情罢了。
所以像《明史》这一类正史也就落实了张居正“引保为内助，保以两宫诏旨逐拱，居正遂代拱为首辅”（《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的说法。也就是说《明史》是以确凿的口吻，认定张居正是与冯保私下勾结，阴谋陷害了高拱，导致高拱在与冯保的斗争中失利，这样的结果是冯保保住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而张居正则取代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从此大权在握，终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万历新政。
真相
关于《明史》的这一连串的记载和整体上的观点，我觉得有三点是需要辨析的。
第一，张居正与冯保所谓的“勾结”一说，查无实据。
两处所谓“勾结”的事实，我们上一讲已经分析过，都明显不合逻辑。而且漏洞实在太多，所以不足为信。既然张居正根本就没有跟冯保勾结的事实，冯保陷害高拱的阴谋就应该没有张居正的份儿。那这个“阴谋论”跟张居正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第二，不仅在政变之前，张居正并没有跟冯保“勾结”的事实，即使在政变的过程中，《明史》在有关张居正的叙事上也存在着重大的讹误。
《明史》说十六号的会极门朝会现场，高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这也就是说张居正是全程现场参与了这场政治上的突变，要不他也不会过来做好人扶高拱了。
可事实上，据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在隆庆帝死后就离开了北京。到哪儿去了呢？去隆庆的陵寝去负责隆庆的安葬事宜去了。周圣楷明确地说，张居正“比归而拱已去位矣”，就是说他回来的时候，高拱已经被撤职了。
周圣楷生活的年代离张居正的时代不远，应该说记载要比清人编的《明史》可信。而且，周圣楷的说法也可以从张居正自己的文章里得到印证。张居正的一篇《谢召见疏》里说“祇役山陵回还，中暑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奉圣旨，宣如臣入。”（《张太岳集奏疏卷二）这也就是说他在负责隆庆安葬事宜中中暑生病了，请假休养了两三天，到六月十九号才正式销假上班的。
不管他是不是十六号之前回北京的，他肯定不在十六号的政变现场。
他既然不在现场，而《明史》又故意说他“好心”扶着高拱出去，不过就是想要表现他的假仁假意罢了。
第三，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些辨析都是书生之见，就算是张居正没参与冯保的阴谋，但他终归是希望高拱下台的吧？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居正要渴望得到最高权力，就必须要除掉高拱，所以就算是他没有亲自下手，那也只能说明他做得比较巧妙、不露痕迹罢了。要不，他怎么会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呢？
其实，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正在这个地方，就是“利益获得者”、“利益攸关方”这两个词把张居正推进了阴谋论。
我刚才所说的第一、第二点，朱东润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来分析过，但此后不论是写张居正的各种传记，还是各种有关的文艺作品、影视作品里，大家还是津津乐道于张居正与高拱斗争中的这种权术论，以及他和冯保的勾结。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曾经跟一位编剧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回答我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情节才好看，读者和观众才爱看！你想啊，高拱跟冯保昏天黑地地斗了半天，最后张居正出场捡了个大便宜，若说他置身事外一片好心还维护高拱，谁信啊？
我听了，当时就很感慨。这就叫人言可畏啊！怪不得连高拱失败后也指责过张居正。民间流传过一本据说是高拱临死前写的《病榻遗言》，说高拱也认为是张居正与冯保的勾结才是导致他失败的根源。当然，这本书是不是真的是高拱所作还有待考证，但高拱确实很难接受自己完败于一个太监之手的事实？他怎么着也要找个心理上能够接受的假想敌啊！这个假想敌舍张居正又能其谁呢？
人们在失败后，通常都是这样，为了在心理上给自己开脱，总喜欢先去想别人对此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从来不是先想自己才是导致自己失败的最大原因。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幸亏华容道关云长一念之差，义释了曹孟德。曹操刚脱离危险逃到南郡之后，当时就大哭三声，说“哀哉奉孝，痛在奉孝，惜哉奉孝！”那意思是说他手下的大谋士郭嘉郭奉孝可惜死得早，要是郭嘉在世，就会提醒他，不会让他在赤壁大败。曹操手下的谋士一听脸都红了。可事实上，像荀彧、程昱这些人都提醒过他，要他防止周瑜用火攻，可他不听啊。现在失败了，他一点都想不起自己的责任来，三声思念郭嘉的痛哭，那就是在埋怨他手下的那些谋士，第一时间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其实，也难怪曹操会这样，因为人同此心。但凡在意外失败后，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特点。而且，谁在自己的失败中获得了利益最大，自然谁搞阴谋的嫌疑和责任也就最大。
那么，《明史》是不是也是因此才信马由缰、信笔由手地胡写这段历史的呢？
这倒还真不是。
说起来，清人修《明史》，虽然不太严谨，但也不至于会想当然地瞎写。之所以有关张居正的很多事有很多明显的漏洞，而《明史》又照说不误，是因为《明史》受了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张居正的同学王世贞，这本书就是王世贞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
《明史》中有关嘉靖以来几位内阁首辅的传记几乎在内容上就是完全照着王世贞的这本书来写的，有些地方甚至在语句上都丝毫不差。
这位王世贞，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他是嘉靖到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也是位大史学家。据说《金瓶梅》就是他写的，为了报杀父之仇，他用泡过毒水的《金瓶梅》杀死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
虽然王世贞有没有策划过这起“《金瓶梅》杀人事件”还有待于考证，但他倒确实是个情绪型的人物。严嵩杀杨继盛的事件中，他四处奔走营救，不仅把自己的父亲拖进了政治斗争的泥潭，甚至在杨继盛被杀当时，也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到刑场，脱下自己的官袍为杨继盛收尸。
王世贞虽然跟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算起来那叫“同年之好”，也就是一种同学关系。但可惜，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尤其是到了张居正执政的万历年间，王世贞曾经上书讽刺过张居正权高震主，并由此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这使得王世贞一度对仕途心灰意冷。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当事人高拱对张居正的指责，还有大众在心理上对张居正千夫所指的猜忌，更有王世贞他自己心血来潮的情绪和认识，所以在他的笔下，张居正若隐若现地站在了“阴谋家”的“阴影”下，那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读史书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地想，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也一定是个孤独者。而像张居正这样的孤独者，又该会有怎样的心理世界呢？
他一定跟我们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也要功名，但他这样的改革家，要的一定是“功名”里的那个“功”，而不是后面的那个“名”。只有彪炳史册的辉煌功业，大概才是他留给历史的最好证明。而别人的非议，甚至是史书的非议，他大概在心里用一句“清者自清”就可以轻易地超越了。
可是话说回来，要建功立业，终究避不开人言，也避不开人事，对于高拱罢官之后的崭新的人事关系，尤其是这其中还牵扯到一位神秘的女子，张居正又会怎么做呢？
请看下集：《精神之恋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