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兼中央银行的特殊身份，让大清银行拥有许多特种待遇，例如往来电报按半价缴费；因公务坐铁路、轮船出行，亦半价收费；凡装运银元纸币过关口，验照免税放行……开银行需要金融人才，为此张允言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金融专科学校——大清银行学堂。到1911年，大清银行在全国各省省会和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35处，成为清末规模最大的银行。
在半官方、官方银行开业后，受实业救国论影响，在无锡实业家周舜卿、沈缦云等人倡议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银行——信成银行，在1906年的上海南市大东门外开办。或许是纯民资民营的身份，信成银行的章程规定：“本行系为方便小本经纪及凡农工商食力之夫积存零星款项而设”，奉行“存款不拘多少，均可存储行中生息”的原则；同时，凡修学、养老、兴业及学校等存款，利息加优。如此亲民的经营，让信成银行的业务日渐兴旺。
与此同时，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信义银行、裕商银行等私人资本银行，也在上海创设。另外，大清银行和邮传部奏设的交通银行等，也相继到上海开设分行，这样中国自己的银行业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促成了中国的银行业的产生，它不是由工业资本直接发展而来，而是间接地由民族自救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促成的。
“商人集则商市兴，财富集则金融裕”，金融因子的潜入，激活了远东商埠的繁华，成为中国近代金融业滥觞之地。此外，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之一，鸦片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活跃的鸦片贸易造就了更发达的金融业。到1935年，上海已有外国银行27家，其中包括花旗、大通、美洲、运通、友邦、汇丰、沙逊等。据估算，上海外滩的白银储备最高的时候达到4亿两，几乎是全中国白银的三分之一。
这里做生意基本不受法律约束，租界的治外法权给生意人超乎想象的自由。1912年，来自巴黎的正在外滩法资银行当出纳的法国青年菲诺，决定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一个法国法律不允许，中国法律又管不着的特别的储蓄机构——万国储蓄会。为了揽储，菲诺等人仿照西方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金计算方法，设计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有奖储蓄”。
其实，这种储蓄方式的利息极低，与那时银行零存整取利率作比较，以零存整取2000元计算，不到9年时间，只需分期交纳1296元便能领回2161元本息；若存满15年，所得本息应在5500元以上。但投入万国储蓄会满15年后归还的却仅仅2000元本金，相差的3500元利息都落入万国储蓄会腰包。
但是在大张旗鼓的轮番炒作下，存钱还能摇奖的噱头还是吸引了大批储户入会，因此万国储蓄会的储款增长惊人。到1934年业务极盛时期，收入储款总数达到惊人的近3亿元，而同时代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纸币总数也不过13亿元。万国储蓄会成了外滩最有实力的金融机构之一。
直至1934年，经济学家马寅初通过调查，发现了万国储蓄会“有奖储蓄”的骗钱伎俩，遂发表《有奖储蓄之害及其计算方法》等文章揭露，霎时挤兑风潮来势汹汹。1935年，政府下令，取消有奖储蓄，声名狼藉的万国储蓄会，被迫蜷缩到租界等死。
在上海租界内，信成银行的业务也算蒸蒸日上，而转折点是1910年的冬天，受革命党人的影响，认定中国前途“舍革命无他法”的沈缦云，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商界上层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此后，沈缦云以信成银行为掩护，筹措大量经费资助孙中山和同盟会办报、买武器等革命活动。1911年年底，孙中山回国抵沪时，曾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功”匾额赠予沈缦云，以彰其功。可惜的是，1913年，信成银行为革命“鞠躬尽瘁”后，停业关门，而沈缦云也在第二年被人谋害而死。
辛亥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掉了”清朝268年的“辫子”，作为清政府中央银行的大清银行，除租界内的上海分行外，其他分支机构绝大部分都停业了。大清银行的南方股东们大多是苏浙沪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防止银行被民军冲击，保全商本，银行的民资股东成立了“商股联合会”，策划改组大清银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月后，孙中山接受了“商股联合会”改弦更张的建议，同意“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
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曾分析道，“没有控制住法兰西银行”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而当下，如此一个资金在握，网点在手，人才俱在的金融机构送上门，唾手即可为新政权效力的民国中央银行，孙中山岂能错过。1912年2月5日，上海汉口路3号，民国时期的第一个国家银行，也是第一个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在上海诞生了。
中国银行改名成立的第一天，就为新政权竭诚效力，发行民国货币了。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了“新政府发行南京军用票”的消息。由于新钞的纸币设计需要时日，且多委托国外钞票公司印制，时间紧迫，中国银行遂将当时库存于大清银行中尚未签字发行的美制银元票“大清银行兑换券”，匆匆加印“中国银行、民国元年”等字样，改作民国货币发行了。一张钞票上既印有末代封建王朝的大清银行名，又印有民国元年的中国银行名，新旧更替、改朝换代、历史变迁集于一币，实属滑稽。
1912年秋，昔日的官商盛宣怀，负“误国首恶”之名逃亡日本，后因取信于袁世凯而回到中国。回国后，盛宣怀躲进了上海法租界，具体地址是淮海中路1517号，当时这条路叫宝昌路，属于法国人越界筑路一部分。数年后，他在上海逝世。
盛宣怀入住的地方在今天属于徐汇区一个叫天平的社区。这块面积仅2.68平方公里之地卧虎藏龙。民国期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前三者都曾入住此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爱庐”，便在这里；宁波帮的“颜料大王”周宗良、“船王”董浩云和无锡荣氏家族也曾在此购房；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夏衍、田汉等文艺界名流，也选择了天平社区入住。
民国初年，中国银行还做了一件很长脸的事情。
1914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军政费用急剧增加，财政入不敷出。北洋政府除了增税、借债外，就是开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印钞机，增发钞票充作军费，因此引起了通货膨胀、纸币疾速贬值。军队又以“不相信纸币”为理由，要求发银洋，袁世凯只得挪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库存现银发给军队。于是，社会民众对两行的纸币信心动摇，不断到银行兑换现银。
为保存有限的现银，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钞票兑换银元，存款停止付现。停兑令到达上海后，市面很快陷入混乱，给上海金融带来了一次严峻的人为“恐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管理者认为，上海地位特殊，若奉命停兑，银行信誉必将毁于一旦，整个中国的金融组织也将因此崩盘，彻底失去与外资银行抗衡的能力。
权衡再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获得江浙财团和外国银团的支持后，毅然决定抗拒停兑令，不仅照常营业，而且“所发钞票，随时兑现；一切本行存款，均届期立兑”，竭力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明确电复北洋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在上海分行的带动下，太原、汉口、九江等地的分行也纷纷拒绝执行“停兑令”。一周后，挤兑风潮完全平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声誉大振，存款直线飙升。
“一战”结束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花费63万银元，向政府购进外滩23号的德国总会大楼，并于1923年2月从大清银行营业旧址的汉口路，迁入仁记路22号，从此中国银行在外资银行云集的外滩有了一席之地。1934年4月，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中行董事会决定将这幢楼推倒，在外滩重新建造一幢18层的大厦，意在超越一路之隔的沙逊大厦，使之成为“远东第一楼”。大楼由中国建筑师陆谦受与公和洋行联合设计，预算基建费用600万元。
这座大厦的设计图出来后，还被印在了中国银行1935年发行的纸币上。然而，由于规划的18层的中银大厦，将远远高于77米的原外滩第一高楼沙逊大厦，维克多·沙逊不愿中银大厦超过它的高度，于是多次阻挠，通过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向中国银行施压，甚至把官司打到了伦敦。最后中国银行被迫作出让步，对原设计进行修改，剩下17层，地上15层，地下2层。
1936年10月10日，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主持了大厦的奠基典礼，一年后，大厦主体工程大致完工。为了与外国人争个高低，中国银行大厦建成后在楼顶上竖起了一根很长的旗杆，这使它看上去仍超出沙逊大厦的高度。52年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在汇丰银行旁边，用13亿美元建起了一座315米的高楼，这座充满了锋利棱角的大楼，被风水师认为是一柄三棱尖刀，寒光四射地指向汇丰银行。外国人似乎也入乡随俗地迷信起来，在风水师的策划下，在楼顶架起了两门“大炮”严阵以待。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刀来炮往”的博弈，如同演绎着一部现当代的中国金融史。
1999年12月，汇丰斥资3 300万美元买下了上海“森茂国际大厦”48万平方米的楼面及冠名权，这是外资银行第一次在上海获准购买大厦命名权，上海浦东成为了汇丰中国业务的总部所在。据说，当时有人问汇丰集团董事局主席：“为什么将中国业务管理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回答曰：“因为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汇丰135年前的中国业务总部就在上海。”
2007年4月2日，汇丰银行在上海正式开始对外营业，这家外资银行提出的宣传口号是：“从来不曾远离，从此离你更近。”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