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价值即人的意义之所在，是人在生活中以最大努力去追求实现的。中国古代哲学重视自我价值问题，古代所讲的名词“贵”相当于现今所谓价值的意义。如孔子所说的“和为贵”，“贵”就是有价值的意思。人的价值包括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优异地位和个人在社会中的自我价值，即人格价值。所谓人格价值就是一个人作为区别于他人的具体存在。如前所述，儒家肯定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优越性，强调人类具有高于一般动物的价值，对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则侧重于从群体观念和等级区分的角度去论述，贬低了一部分人的自我价值。但从总体上来看，儒家又是肯定人的自我价值，要求提高人的自觉性的。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志”，即独立的意志，也就是独立的人格。孔子强调个人意志、独立人格的尊严。孔子还宣称“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强调学问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肯定了自我的重要性。孔子重视自我，也重视他人。他鼓吹以“仁”为待人处世的根本原则。所谓“仁”就是“爱人”（《论语·颜回》），具体说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肯定自我，也承认他人，由己及人，人己兼顾，自我和他人是相对存在的，承认他人并非降低自我，只有承认他人才能取得他人对自我的尊重。孟子更是提出“良贵”的观念，非常明确地肯定人的人格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孟子·告子上》）“人人有贵于己者”，即人人都有自我的价值。“良贵”不是“人之所贵”，“人之所贵”，是他人给予的，非自身固有的。“良贵”是人人固有的内在价值，是天赋价值。这是充分肯定了人类的价值和个人的价值。儒家主张的人格价值是和道德学说相联系的，它强调一个人若能坚持实行道德修养，就有人格价值。如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荀子·修身》）周敦颐说：“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通书》）肯定“道义”的价值，道义重于富贵。
（四）人的理想境界
人有人类价值和自我价值，还有理想价值。所谓理想价值，即人类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理想实现，也可称为理想境界。儒家关于人的理想境界的学说包括两方面，一是人类价值的理想实现，即人类理想社会的建立，一是自我价值的完满实现，即个人理想人格的确立。儒家理想人格的构想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必备的德行，一是外部事业的成就。
古代儒家向往“大同”，以“大同”为理想社会。《礼记·礼运》描绘“大同”社会的情景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设计的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被视为人类的最高理想，并成为古代社会改革家、进步思想家所追求的目标，直至近代还为康有为、孙中山以此作为鼓舞改革或革命的口号。
儒家认为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有道德而动物无道德。基于这种判断，它强调道德需要是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是造就理想人格的根本。孔子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孟子也说：“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都是强调人的精神需要超过物质需要，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反对苟且偷生。在儒家学者看来，个人的最高需要就是道德需要，最大价值就是道德价值。具有为人的崇高道德就是人的最高精神境界。虽然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具有禁锢下层人民的功能，而且历代地主统治阶级把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转化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压迫工具，但是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实践还是有普遍意义的。
儒家还强调，一个有理想人格的人应当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人”，其次是“仁人”。所谓“圣人”是具有崇高道德并且“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者，所谓“仁人”是能爱人的人。在孔子看来就连尧舜也还不够称为圣人。后来孟子认为孔子是最大的圣人。一般儒家学者出于对古代帝王的崇敬思慕，一般都把古帝王美化为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就多被推崇为圣人。
（五）人的成功之路
一个人怎样做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就人生价值？什么是人生的成功之路？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国贵族叔孙豹提出“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说深得儒家学者赞同，孔子和孟子实际上也都以此为人格价值的标准，分别评论尧舜、伯夷、叔齐、管仲、伊尹、柳下惠等人。所谓“立”就是有所创造、有所贡献。“朽”，朽腐。“不朽”指有长久的永恒的价值。三不朽说的意义是突出“立”，以“立”为不朽的标准，是肯定人生价值在于有新的创造、积极的贡献。
三不朽说既是一个人格价值的标准，又是一个人成功的途径。“立德”，“德”指道德修养，思想品质。立德是人格不朽。“立功”，“功”，功业，事业成就。立功是事业英名不朽。“立言”，“言”，言论、文章。立言是文章不朽。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是讲立功。管仲有功于民，是立功的人。孔子又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这讲的是立德。齐景公无功无德，不足称道。伯夷、叔齐虽无功但有德，对社会风尚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是为立言。在现实中，德、功、言三者俱立是困难的、罕有的，有的人具备一个方面或两个方面。在孔子看来，尧舜是立德又立功者，是这两方面的典型，但还没有完全达到最崇高的理想境界。三不朽说也为人生的成功指出了途径，这就是要作“向内”和“向外”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向内，加强自我修养，以求立德；一方面向外，把道德品质转化为外在行为，立功建业，立文著说，以求立功、立言。如此内外努力，坚持不懈，即可实现人生的三不朽。儒家提倡三不朽说，自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和阶级意义，它强调人生应当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又是有普遍意义和积极意义的。
（六）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的理论，是人生哲学的重要思想基础。许多儒家都重视探讨这个问题，但对人性义涵的理解却很不相同。总起来说，主要有四项不同的涵义（参见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以“人之异于禽兽者”为性，虽也讲“不学而能”，但主要是注意于人与禽兽不同的特点，孟子持这种观点，后为戴震所继承。2.“生之谓性”，即以生而具有、不学而能的为性，荀子就持这种看法。3.以作为世界本原的“理”为性，即所谓“极本穷源之性”，这是程朱学派的所谓性。4.以“生之理”为性，即以人类生活必须遵循的规律为性，这规律既包含道德的准则，也包含物质生活的规律。
历代儒家多从善恶论人性，这样人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善与恶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在先秦时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的对立，汉唐时从董仲舒、王充到韩愈，都在性善恶的基础上提出性分上、中、下三等的性三品说。宋元时理学家又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明清时儒家学者又提出气质即性和心性合一的性一元论。从而表现出在探讨人性问题上逐渐深化的过程。
儒家学者对人性理论的探究，反映了人的自觉，是人的自我认识的升华。对人性善恶的剖析，是对道德起源的探讨。这都是有历史的理论价值的。但是古代儒家学者把人性视为一个抽象的普遍性、抽象的共相，不了解人性是一个具体的普遍性、具体的共相，这是它主要的理论局限。
（七）人的生与死
儒家的生死观是其人生哲学的重要方面，它的内容可概括为四点：
1.生死自然。《周易大传·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事物有始必有终，人也有生必有死，都是自然变化。
2.生乐死息。儒家认为人生是快乐的、喜悦的，人死就是静息、安宁。孔子以为，一个人坚持道德实践，建功立业，就会感到人生的快乐、幸福。他以修成仁人为乐，所以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仁者不忧”（《论语·宪问》）。他赞扬坚持道德修养，不以物质生活的贫困为痛苦的人生态度，夸赞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鼓吹安贫乐道的思想。孟子宣传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是以家庭成员健在、和睦、个人内省不疚和教育天下英俊贤才为快乐，属于天伦性分之乐。宋儒周敦颐据孔子的“乐以忘忧”和颜回的“不改其乐”，鼓吹追求“孔颜乐处”。“乐以忘忧”是不忧个人的利害得失，“不改其乐”是安贫乐道，这都是因自身有道德才能做到自得其乐。儒家学派对人的死亡取顺乎自然的态度。据载，孔子弟子子贡曾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人活着就应当努力，只有死才是静息。宋儒张载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篇》）人活着就应当积极有所作为，死亡则安然无所畏惧。张载主张生则乐生，死则安死，生得其正，死也得其正，这是儒家生死观的最典型的说法，对后世影响甚大。
3．重生轻死。儒家认为生死自然，对待人生应当持尽人事而听天命的态度。人生活一天，就应当努力做一天的事，至于来日的死亡，听天由命，不必关心。孔子对于死就持泰然处之的态度，《论语·先进》载：“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认为，人只当求生，不必知死。他还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对服事鬼神的方法毫无兴趣。
4.“杀身成仁”。儒家始终认为人的生命存在要与道德事业联系起来才有真正的意义，道德理想是第一位的，物质需要是第二位的。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后者应当服从前者。孔子虽然重生，但是又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达到仁的境界是人生价值之所在，否则虽然生存也毫无意义。孟子继承孔子的主张，也鼓吹“舍生取义”。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生”是物质生活需要，“义”是精神生活需要。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当两种需要、价值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坚持人格尊严，实现精神的价值。
三、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特点
从以上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与对立学派（佛道）人生哲学的区别来看，儒家人生哲学具有重视现实、突出道德理想和强调群体等差的特点。从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的分析中，也就可以比较恰当地评价它的复杂的历史作用。
（一）重视现实人生
如果把儒家人生哲学与道家的尤其与佛家的思想相比，人们不难发现它的关心和重视人生的特色。儒家和佛家不同，不仅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而且特别关心和重视人生的现实生活，不追求和向往人死后的解脱。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一直到近代儒学家康有为，都无意于探求死后的事情，都没有幻想在彼岸世界中求得幸福，相反，却一贯强调人生应当奋发努力，追求美好的现实生活，创建人间天堂。与此相联系，儒家也肯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赞美现实人生是快乐的、喜悦的、幸福的，并且宣传三不朽说，为人生的成功指明道路。应当承认，儒家的现实主义人生观是有积极意义的，它鼓励人们关心现实、参与现实、改良现实，是值得肯定的，历代一些具有儒家思想的社会改革家为改善社会所作的种种努力就是这种积极作用的生动例子。不言而喻，儒家的现实主义人生观也有其消极意义的一面，维护现实，反对变革现实，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负面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儒家重人生，轻人死，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不求知人死，并不是全面的观点。对人死的看法是人生观的重要部分。一个人建立正确的生死观，对于人生的现实生活是有直接的巨大意义的。
（二）突出道德理想
儒家重视现实人生，并希图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理想，由此儒家人生哲学的又一特点是重视伦理道德，以道德人格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儒家学者都积极提倡伦理教化和道德修养，并以具有最高道德境界的圣人为最高榜样。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道德，道德应是理想人格的最大价值。就维护社会生活安定来说，主要靠道德和刑罚，而二者相比，道德贵于刑罚，“德教行而民康乐”，“法令极而民哀戚”（《大戴礼记·礼察》）。儒家学者主张追求道德理想境界，建设理想主体，是以人性论为主要理论基础的。儒家内部对人性的看法并不相同，但都认为恶性是可以改变的，善性是可以发扬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学者愈来愈倾向于性善说，为个体的自我塑造、道德完善提供理论基础。应当承认，儒家重视道德理想的建设，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是对完善主体人格的期待。儒家的道德理想理论，在解决人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问题上是有贡献的。正是在儒家这种人生哲学的教育、熏陶下，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而献身，这是应当受到赞扬的。同样应当指出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意义，其主要倾向是为了巩固等级秩序，对于这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也是应当有清醒认识的。
（三）强调群体等差
儒家重视现实人生和突出道德理想，而对现实人生和对道德理想的重视，又是基于从人类的群体等差观念出发的。儒家强调人是合成群体的，而群体又是分为等差的。现实的人是群体中一员，属于等差中的某一等级。维护群体利益是公，追求违背群体利益是私。各个等级的成员各守其分位是应尽义务，是合乎道德的，不守分位是不尽义务，是违反道德的。儒家人生哲学的群体观既有培育人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积极意义，又有束缚主体的个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消极作用。至于儒家人生哲学的等差观，则主要是为维护等级制作论证的，其负面作用是主要的，但它为调节人际关系包括等级关系的某些道德规范，如仁、义、礼、智、信等，其作用又是复杂的，绝非纯是消极的。
综上所述，似可得出这样的基本看法：儒家的人生哲学内容是丰富的，其中包含了对个体、群体、等级、道德、理想的肯定，并具有鲜明的人格观念。儒家的人生哲学思想既具有若干合理成分，也具有某些非合理成分，我们应当通过批判继承，吸取其合理内容，以丰富新的人生哲学理论。
［原载《百科知识》，1990（1～2）］第一章中国古代哲学的“性情”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