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显《齐书》云：“沈约、谢朓、王融，以气类相推，文用宫商，平上去入为四声，世呼为永明体。”然则萧赜永明元年，即魏高祖孝文皇帝太和之六年也。昔永嘉之末，天下分崩，关、河之地，文章殄灭。魏昭成、道武之世，明元、太武之时，经营四方，所未遑也。虽复网罗俊民，献纳左右；而文多古质，未营声调耳。及太和任运，志在辞彩，上之化下，风俗俄移。故《后魏·文苑序》云：“高祖驭天镜，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淹跨曹丕，气远韵高，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渊源，言多胸臆，练古雕今，有所未值。至于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年岁，未闻独得。既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及肃宗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从此之后，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及徙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焕乎，于斯为盛！乃瓮牖绳枢之士，绮襦纨袴之童，习俗已久，渐以成性。假使对宾谈论，听讼断决，运笔吐辞，皆莫之犯。
《文镜秘府论》的作者遍照金刚叙述了南朝永明体的声律论传入北朝，随着北人学南朝风习的盛行，声律论在北方得到传布，一时传为美谈，造就了诸多的文士。（刘跃进《永明诗歌评议》：“新声杂曲对于永明作家的影响尤为直接。……四声的发现，不仅肇始于佛经的转续，江南新声杂曲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载《文学评论》，1992（6）））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有着其中的必然因素在内事实上，南朝的许多文学观念，倒是在北朝得以实现的。而以唐代近体诗为代表的文学成就，本身就是在融合南北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否也可以看做一种南北文学交流和对话的成功呢？遍照金刚以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与发展的事实，说明了声律说可以逐渐为人所知晓、所掌握，从而证明了钟嵘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虽然《文镜秘府论》的作者有些偏向沈约一派，在唐代属于拥戴六朝的一派，但是他的看法却也值得今人思考。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与发展如果没有关于永明声律论的对话与讨论，特别是在北朝，如果简单地对其加以杜绝，而不是对话与包容，则唐人永远只能步汉魏古诗的后尘，无法开创新局面，形成盛唐气象。
客观地说，像诗歌声律论这样复杂的文艺学形式美范畴问题，表明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精妙，其中有着许多诗歌艺术的内在规律。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讨论与对话来加以推进。在涉及声律论的价值与用途以及对于诗歌创作的利弊的问题上，齐梁时的文士本着对话的原则与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随着诗歌创作的实践发展与人们认识的深入，这一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形成了共识，对中国古代诗歌与文章的向前发展，主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可见魏晋南北朝文艺批评的发展与对话精神的运用得当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节保守论与新进论的对话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虽然总体上呈现出进步的趋势，但是保守论者同新进论者之间有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保守论者主要以西晋的挚虞、南朝的裴子野为代表；新进论者则以梁代的萧子显与萧纲、萧绎等人为代表这两派人物的思想观念的交锋与对话，客观上也启发了《文心雕龙》这样体大虑周、“唯务折衷”的文论巨著的诞生。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保守论者，是从文化保守的意义上去说的。其实这些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虽然坚持先秦两汉的儒家诗教论，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往往是兼收并蓄的。挚虞就是这样的文士。挚虞（？—311）是西晋中叶的著名文人，主编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章总集《文章流别集》，并写了《文章流别志论》。《文章流别集》已经失传，而《文章流别志论》则流传下来。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是探讨各种文体流变的。挚虞将文学的教化功能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尺度：“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挚虞强调文章的作用就是简单地宣传教化，宣明政教，称功颂德。如果说《毛诗序》还倡导“吟咏情性以讽其上”，那么挚虞就连这种讽谏作用也否定了，只将文章看做歌功颂德的产物。从这种观念出发，他的论颂便以《诗经》中的颂诗为鹄的。在论及赋的起源与文体特点时，他说：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者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挚虞所说的“今之赋”即汉代以来的赋作，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铺张扬厉的弊病。但是挚虞在谈到赋的宗旨时，其主张的中心还是要落到“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老路上去，将赋仅仅看做古诗之流。汉魏以来，诗体早已脱离以四言定于一尊的模式，五言诗成为诗人普遍喜好的诗体，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方面有着四言诗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挚虞对此却视而不见。他提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可见他心目中的正统就是圣人的经典，并以此作为文学批评的尺度。这与陆机“诗缘情以绮靡”的观点相比，在当时显得保守。
当然，挚虞在解释赋比兴时也有一些较好的观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挚虞对赋与比的解释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对兴的解释却是极有新意的。他强调兴的有感而发，显然同汉魏以来重视感兴与应感之会的文学思想有关。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论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启发人们从有感而发的角度去理解兴。它也是当时文学创作尚兴的潮流所向。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学批评在各种思想观念的冲突与融合中，还是向前发展的。
南朝保守论者的另一重要人物就是梁代裴子野（469—530），他是史学名家裴松之的曾孙，也是良史之才。《梁书》本传说他“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可见他的文章观是比较保守的，与齐梁时代的新锐文风不同。当时这些保守论者或者古典论者经常展开交游与切磋。《梁书》卷四〇《刘显传》云：“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时人莫不慕之。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梁书》卷四〇《刘之遴传》云：“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裴子野在《雕虫论》中，对宋明帝倡导下“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的风气作了尖锐的抨击：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八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
裴子野从推崇《诗经》的雅颂之音开始，赞美文艺的教化作用，认为这是王化所本，而后来的作者放弃了这条原则，遂使文艺背离了圣人的经义，追逐华丽。他对屈原的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它背离了诗的教化原则：“若夫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至于蔡邕、扬雄，以及五言诗的作者曹氏父子与建安文人，乃至西晋的陆机、潘岳诸人，更是推波助澜。裴子野进而指责他所处的年代风雅不归、文风****：
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溺。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庭，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
裴子野将当时的文风斥为“淫文破典，斐尔为功”，认为是亡国之音，诗人放弃了教化的义务与责任。而宋初以来的诗风确实存在着“情必极貌以写物，必穷力以追新”（《文心雕龙·明诗》。）的现象。裴子野的批评未始不为切中要害，但是他的出路却依然是要回到原来的诗教老路中去。同时，这些观点也与他从史学角度出发去看待文学有关。史学崇尚征实，多尚古体，而文学创作讲究新变，多好今体，于是产生了当时的古今文体之争。正是有鉴于此，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对此批评道：“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萧纲认为裴子野虽有良史之才，文章却无篇什之美，过于简古质直。可见他与裴子野的分歧在于所站的角度不同，由此而进行了一种直接与坦率的对话与交锋。
与保守论相对立的则是当时的萧纲、萧绎与萧子显等人的文学理论。萧纲与萧绎的文学观已见上述，这里再介绍一下萧子显的文学观念。萧子显（489—537）也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文学观却开放得多了。在《南齐书·文学传》中，他提出：
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
萧子显认为文学创作就是作者情性与个人嗜好的产物。他根本不谈教化问题，与挚虞“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的教化观正相反。在《自序》一文中，他谈到自己作文时的体会：“若乃登高目极度，临水闭塞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他重视文章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性。不仅在创作方面他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在评论方面他也认为从曹丕到陆机等人的文论都是依据自己的爱嗜与识见来臧否文艺、品评作家的，根本不需要风教的观念来驱使。在谈到文章的创作心理时，他十分强调灵感现象。灵感现象是创作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陆机《文赋》中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说它“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但陆机更注重正常的艺术构思中的学养与观察。萧子显则比较重视灵感现象本身，而相对看轻了风雅教化之道。他在《南齐书·文学传》中说：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吟咏规范，本之雅什；流分条散，各以言区。
萧子显在赞美神思现象的同时，也谈到了“雅什”的规范作用，但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点缀。在讨论文学的新变时，他更是突出“变”的重要性：“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文学如果没有新变就会失去生命力，这种观点本来无可厚非，但萧子显在倡导“朱蓝共妍，不相祖述”的同时，也忽略了传统的作用，而任从吟咏情性，否认文学创作的思想传统。这种观点对齐梁文学中的新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