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关于语言的声韵美的形式美是当时文学对话与讨论的重要内容。萧统《文选序》、萧绎《金楼子·立言》、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都提到文采、声律用典是文章创作华美的重要组成因素。沈约正是适应了齐梁时文学家重视音律美的心理，吸取了当时音韵学成果的佛经转读的经验，对诗歌的音律形式美作出了新的贡献。在永明声律说的指导下，产生了谢朓为代表的新体诗。严羽曾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者”，就包括了声律上的近似。唐代近体诗在继承永明声律说成就的基础上，加以革新创造，日渐趋于完美。当然，过分讲究声律，甚至把声律之美作为诗歌创作的最终目的，那就不免舍本求末了，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声律之美在文学上的作用。
沈约的声律观念在当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一旦出现，不被世人所接受与理解，也是很自然的事。尤其这种声律说与当时的永明文士集团联系，融入永明文学创作实践之中，成为永明文学集团的文学主张，则不免让人感到有故意为之的嫌疑。《梁书·沈约传》中记载：“所著《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从梁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沈约对于四声的解说确实存在着自我标持的倾向，当时连梁武帝也并不喜好四声的用法。
因此，另外一些文士对此持不同看法，公开与沈约进行论辩，从而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对话。《南史·陆厥传》中记载：“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宫商。厥与约书曰……”这里指出了沈约的声律论是当时永明体的自觉宣言，当然也会引起别人的质疑。陆厥为此与沈约通过书信展开对话。其中主要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优秀的作家与声律之关系。陆厥对沈约等人意欲专断四声八病的做法不满，提出前人早已知晓声律之奥秘。他为此盛赞汉魏以来诗人在声律上的高妙：
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龃龉妥帖之谈，操末续巅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暗，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
这种说法确实也指出了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在声律论上的过度标榜。陆厥进而认为，一些著名文士在其作品中未能尽识声律，并不足以说明他们不通声律，而是无暇篇篇皆精：“《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正，《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陆厥认为个名士的作品往往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但并不能说明他们不识声律。他的看法，与钟嵘对此问题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不过，陆厥的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另一方面也难免夸大了前人对声律论的把握。因为声律论是在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并非某些人的突然发明。相比而言，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的论证显然更为圆通一些，大致是不错的。因此，沈约针对他的说法，进行了委婉的解释：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
沈约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说法。他承认古人也懂音律，但是同时也强调其中的奥秘需要经过专门的研究才能明白，其中的诀窍非常人所能穷尽，圣人亦然，而只有等五言诗的创作发展到了一定地步之后才能自觉掌握。沈约承认音律的运用有着许多天机。他运用魏晋以来的自然之说来看待音律的运用：
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辩此。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沈约用了《庄子》轮扁凿轮的寓言说明声律的运用有着人力所不能左右的天机的因素的制约，确实是非刻意而能为之。这样的对话，显然圆通了一些，也使声律论认识上的矛盾渐趋融合。沈约在给别人的信中也谈到华丽与自然并重的道理。《梁书·文学传·刘杳传》中记载：“约郊居宅时新构阁斋，杳为赞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约，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仍报杳书曰：‘生平爱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欢，多与事夺。日暮涂殚，此心往矣；犹复少存闲远，征怀清旷。结宇东郊，匪云止息，政复颇寄夙心，时得休偃。仲长游居之地，休琏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仿佛。君爱素情多，惠以二赞。辞采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便觉此地，自然十倍。故知丽辞之益，其事弘多，辄当置之阁上，坐卧嗟览。别卷诸篇，并为名制。又山寺既为警策，诸贤从时复高奇，解颐愈疾，义兼乎此。迟比叙会，更共申析。’其为约所赏如此。”沈约称美刘杳的文辞妍丽与自然相结合的风格，也说明了这位永明体的代表人物并非一味推举雕琢之美。
其实，当时从自然之道角度去认识与看待声律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其中钟嵘的《诗品》就极具代表性，然而也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自然之道作为一种老庄思想的范畴，其被引入文艺批评存在着一个适度的问题，若越界漫延，则会适得其反。比如钟嵘《诗品序》中关于声律论的看法就有这方面的偏颇。
钟嵘在《诗品序》中，从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角度论证道：“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他认为古代的《诗经》作品与乐府诗都是合乐的，必须要调谐音乐入律，现在既然五言诗不入乐，何必要讲究音律，“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当然，钟嵘的看法有点矫枉过正。沈约等人所倡的以五言诗为主的声病说，是建立在脱离音乐关系基础之上的诗律说，同入乐的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并不一样，剔除其中过分讲究的地方，对汉语言诗歌的独立发展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表现出六朝时代文学对文学自身形式美的发现与重视。当然过分雕饰声律，与过分用典一样，都是一种过犹不及的做法，会对诗文创作的真性有所伤害。钟嵘为此批评它有背于自然英旨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在当时文风日趋雕华、声律说淹没诗坛真性的情况下，钟嵘在当时还无法预料唐代杜甫等人在近体诗方面将会取得的成就，因此针对主要的矛盾，提出五言诗只要有大致的清浊与基本的节奏就可以了。他也坦承对沈约等人所发现的四声之说，自己并不掌握，而声病论中的一些内容并不神秘，闾巷中已具。钟嵘的看法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本着自然英旨的批评标准抨击时弊、倡导以自然为美的审美风尚，是很有见识的看法，也是《诗品》的价值所在钟嵘《诗品序》批评当时诗坛：“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驾，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十分中肯的意见。
不过，钟嵘看不到声律说的积极一面，认为诗歌既不入乐，就不必人为地讲究声律。他在《诗品序》中提出：“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这就失之偏颇。积极追求声律美，正是突出了文学创作形式美的物质性，使文质相副。所以，力主情文并茂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专门论述了声律问题，所持意见大致与沈约相同，是声律论的积极赞同者。声律说的形成，是当时人自觉追求文学形式美的结果。另一些趋新派也持比较相近的看法。如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中提出：“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吟咏规范，本之雅什，流分条散，各以言区。”萧子显提出：“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忽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轮扁斫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非唯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可知这是一种极难达到的境界，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人为的艺术加工与声律上的追求。
后来唐代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对钟嵘的说法大不以为然，批评道：
颍川钟嵘之作《诗评》，料简次第，议其工拙。乃以谢朓之诗末句多蹇，降为中品，侏儒一节，可谓有心哉！又云：“但使清浊同流，口吻调和，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余病未能。”经谓：嵘徒见口吻之为工，不知调和之有术，譬如刻木为鸢，搏风远飏，见其抑扬天路，骞翥烟霞，咸疑羽翮之行然，焉知王尔之巧思也。四声之体调和，此其效乎！除四声已外，别求此道，其犹之荆者而北鲁、燕，虽遇牧马童子，何以解钟生之迷。或复云：“余病未能。”观公此病，乃是膏肓之疾，纵使华佗集药，鹊投针，恐魂归岱宗，终难起也。嵘又称：“昔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曰：‘宫商与二仪俱生，往古诗人，不知用之。唯范晔、谢公颇识之耳。’”今读范侯赞论，谢公赋表，辞气流靡，罕有挂碍，斯盖独悟于一时，为知声之创首也。
《文镜秘府论》的作者从北朝后来诗歌创作时四声八病之说的渐趋成熟中，说明了四声的运用是可以为世人慢慢熟悉的，从而否定了钟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