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420—589）的文艺批评，秉承了魏晋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的传统，重视对话与文艺批评的互动关系。（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中第五章《清谈与中古辩风》：“相对于晋人来说，南朝士人对谈辩的崇尚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宋的王镇恶、张敷、张畅、王惠、谢瞻、谢弘微、周续之、谢庄、王僧虔和王彧，南齐的刘绘、萧长懋、王斌、孔广和王融，梁代的王僧辩、朱异、萧景、萧琛、殷钧、夏侯亶、徐摛、萧子显、王规、卞华和萧绎，陈朝的徐孝克和戚衮等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才辩之士。其谈辩的内容比晋人更为广阔，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梁代萧梁皇室的对话交流与文艺批评的风尚对当时的文坛影响最大。（当时很多人因善谈辩而见宠于帝王。如徐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梁书》卷三〇《徐摛传》）萧子显：“高祖雅爱子显才，又嘉其容止吐纳，每御筵侍坐，偏顾访焉。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以为名对。”（《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附《萧子显传》）徐、萧二人都是以善论文史经籍得宠于皇帝的。另外，谢庄和颜延之这两位著名的诗人也很擅长辩论。《南史》卷二〇《谢弘微传》附《谢庄传》：“庄有口辩，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希逸《月赋》何如？’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答语语之，庄应声曰：‘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帝抚掌竟日。”）南朝文坛素来以多姿多彩为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文艺批评流派，其中有所谓保守与新锐以及中间派之分。但若是从思想对话的角度来考察，则可以发现，这种派别之分与论争都是本着“和而不同”的态度来进行的，并没有形成剑拔弩张的态势。而思想对话的畅达，造成了当时文艺批评互相促进、互相融合的风气。正是在这种对话的氛围之中，南朝齐梁时代的文论产生了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与探本溯源的《诗品》，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臻于高峰。
§§§第一节萧氏兄弟的对话与文学批评
梁代是文化事业复兴的朝代。《梁书·文学传序》曰：“高祖（指萧衍）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南史·梁武帝纪》说：“（天监元年）置集雅馆以招远学。”《梁书·严植之传》亦载：“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开馆教授，以严植之兼五经博士。”《梁书·儒林传序》曰：“武帝……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梁书·到沆传》曰：“时文德殿置学士省，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使校定坟史。”《梁书·何思澄传》说：“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梁代萧氏兄弟是指英年早逝的昭明太子萧统与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这兄弟三人在父亲梁武帝萧衍的濡染和熏陶下从小就酷嗜文学，周围都有许多文士聚集，形成规模不小的文人团体，颇有建安时期曹氏统治集团的邺下文人集团的态势。三萧与文友们亦时常以邺下文人自居。据《梁书》、《南史》，我们还可以知道当时武帝诸子及分封藩王之中多好学能文之士，在他们的宫中和幕府吸纳了一批饱学多才之人。昭明太子萧统、晋安王（后简文帝）萧纲、湘东王（后梁元帝）萧绎，都才华横溢，学问高超，富有文采，并常年不辍。《南史·文学传序》指出：“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当时萧氏父子周边聚集了许多文士，形成文人集团。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文学观点和而不同，互渗互融，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状，不能被简单地划为中立派或者新进派一类在今存的典籍中，保留有许多他们彼此坦率地进行对话的书札。通过这种坦诚的对话，他们的思想得以展露，分歧得以缩小，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景象。先说他们的思想异同。在对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看法上，萧统与萧纲和萧绎并无大的分歧。萧氏三兄弟在基本的道德与人生观念上都属于儒学中人，与乃父梁武帝的重视儒学有关。梁武帝时，南朝的儒学得到重倡，一度甚为繁兴。（南朝儒学一般分为宋齐和梁陈两个阶段。刘宋时期立四门之学，儒学与玄学、文学、史学并列，实际儒学独尊地位的继续下移。《资治通鉴》南朝宋元嘉十五年载：“豫章雷次宗好学，隐居庐山。尝征为散骑侍郎，不就。是岁，以处士征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艺文，使丹杨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宗儒学为四学。”司马光指出，这实际是儒学地位的下降：“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陈书·儒林传》作者评曰：“自两汉登贤，咸资经术魏、晋浮荡，儒教沦歇，公卿士庶，罕通经业矣。宋、齐之间，国学时复开置。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纡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南史·儒林传》在描述梁、陈时期儒学状况及其背景时说：“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备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禀，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道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陈武创业，时经丧乱，衣冠殄瘁，寇贼未宁，敦奖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后，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其所采缀，盖亦梁之遗儒。”）《陈书》作者对于梁武帝复兴儒学的举世闻名的举措多所肯定。受到这种时代风尚的影响，萧氏兄弟的文化素质与刘宋及萧齐皇室相比，有了明显的提升。其爱好文学，总的说来，属于这种儒雅之风的熏陶。（梁武帝禅齐后，在《叙录寒儒诏》中提出：“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他多次下诏，修礼作乐。《访百僚古乐诏》有言：“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辩贱，而《韶》、《頀》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因此，“礼乐坏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订，以为永准”（《全梁文》卷二《答何佟之等请修五礼诏》）。梁武帝继承了汉代《诗大序》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的观点，高度重视文学“移风易俗，明贵辩贱”的作用。简文帝萧纲倡导儒家“诗教说”，在《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中明确提出：“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强调文学对百姓的教化作用，推重《诗》的政教之基的地位，梁元帝萧绎同样十分重视儒家的“诗教说”。萧绎在《与学生书》中曾讲：“可久可大，莫过乎学；求之于己，道在则尊。”这里的“道”即指儒家的立身之道。梁元帝重视与提倡孝道，《孝德传序》中有言：“夫天经地义，圣人不加，原始要终，莫逾孝道。”）不过，在涉及关于文学进化与文学特点的看法时，他们却有很大的差异与分歧。这种差异与分歧主要通过思想对话与坦诚交流来求同存异，互相促进。昭明太子萧统无疑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萧统（501—531），字德施，萧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三年被立为皇太子，死后被谥昭明。《梁书·昭明太子传》中记载：“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萧统性情的仁爱宽和，也体现在他对文士的“和而不同”上面。他不仅自己文才盖世，有着不同凡响的识见眼光，且其主编的《文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总集类的不祧之作。不仅如此，萧统还善于发现作品与人才的价值。他对陶渊明与刘勰的赏识和评价就说明了这一点。萧统的文学领袖风度，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在他善于集思广益，与文士商榷古今，讨论对话，引纳人才。正是这种宽松而热烈的文学对话氛围，推动了晋宋以来的文学趋于繁盛，文学批评也走向多元化。
萧统的基本文学观念便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多元融合的特征，既传承儒学，又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在当时关于文学古今关系的讨论中，萧统首先肯定文学的进化乃历史之必然。他在著名的《文选序》中，用了《易传》的话来说明文学作为人类进化的成果：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萧统形象地比喻道，供皇帝祭祀所乘的大辂车是由古时的椎车进化而来的，但却保存不了椎车那种原始质朴的形式；积水变成层冰，失去了水的形状却获得了冰的寒冷。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弃旧趋新的，这是事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规律。文学发展的普遍趋势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相同的，都是不断地前进和革新的。文学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至南朝时，由质朴趋于华丽、由简到繁是不可改变的大趋势。可以说，萧统的“通变观”代表了梁代文坛的主流趋向。
然而，萧统更强调进化中的永恒不变的人文精神。他认为这是激活文学生命的精神原动力。他提出：“《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这段话是至关重要的，表明了萧统的生生不息的文学历史观。以往研究萧统文学观念的人对于这几句话并不在意。这是令人甚以为憾的。萧统采用《易传》的话说明文学问题，首先是想将儒学思想作为文学价值的基础。他强调文学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产物，“文之时义”因此而远矣，也就是说，文学因为有了这种人文化成的精神蕴涵与神圣使命而任重道远、生生不息。这也是萧统《文选序》中所倡导的诗骚精神。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谈文学事业如同人类的衣食住行一样，从简单到繁缛，是受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化影响所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点与当时裴子野的文学复古主张是大不相同的，表现出南朝文艺批评在文学发展观上的时代特点，同时也与一味倡导新变、忽略人文价值的萧纲与萧绎的文学思想有所不同。它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念接近。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提出：“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刘勰强调所谓“通”，乃是名理相因的儒学，而“变”乃是形式体制的变化，文学是通与变的结合。正因为萧统的文学观念与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中所持观念相同，因此，他的包容思想与对话意识体现出中庸之道，并善于与两位兄弟展开对话与讨论。
萧统虽然也主张文学的变化与演进，但是在文学审美观念上却与当时的萧纲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对于华丽文风并不赞成，深受老庄素朴清谈美学观念的影响。《梁书·刘勰传》曾说刘勰深受萧统的赏识，也说明两人的审美趣味相投合。《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
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在一次与名士泛舟游玩之中，番禺侯萧轨提出要在此中奏女乐助兴，表现出当时贵族的生活趣味，这亦是当时的风气。萧统本心是不喜欢和不赞成的，但他没有正面回答番禺侯的话，而是巧妙地用吟咏左思《招隐诗》的方式来微讽，既不失风雅，又婉曲地批评了萧轨的审美观，使萧轨深以为愧，中止了这一要求。这也是一种巧妙的对话艺术吧。从这些记载来看，萧统能自觉地用左思《招隐诗》来反抗****好色的时俗。
萧统的文学观受到儒道两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儒家的文学观念使他看重文学的教化功能与中和之美，而道家的审美观与自然观则帮他抵御当时以华丽****为美的时尚。他对陶渊明的赞扬，也是婉转地向包括诸弟在内的文坛昭示和彰显自己的文学观念。在《陶渊明集序》中，萧统指出：“含德之志，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这里的“道”即是指儒家传统的立身之道。萧统将其抬高到关系个人生死存亡的大道的地位，可见他对儒家立德修身道德观念的重视。从这种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念出发，他通过与陶渊明的精神对话，感受其精神人格，激发其风教作用：
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校，粗为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