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列《泰州学案》，现在一般研究明代学术的著作凡涉及王艮及泰州诸人，皆称“泰州学派”。但加以详细考辨可知，泰州不能算作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派别。它不像江右学派那样有一个大致相近的学术趋向，且派下学者皆为江西人，也不像东林学派那样以一个学术中心为依托且在政治见解、学术活动上形成一个团体。泰州诸人之所以列为一个学案，完全是以师承关系。但所谓师承，以《明儒学案》所记而论，有交谊甚深，数十年相从问学者；有慕名相随，处数月而别者；有片言之下得悟而终身称师者。所谓师与弟子，学术面貌多相差甚大。泰州诸人也不是一个地域性的学术群体，同一泰州旗下，其著名者，有江右之颜山农、何心隐，蜀之徐樾、罗汝芳，楚之耿定向、耿定理，浙之周汝登、陶望龄，粤之杨起元，南京之焦竑等。虽皆曾问学泰州门下，但学术宗旨杂沓纷乱。清末袁承业在编辑《王心斋先生遗集》时，据王栋、王襞文集中提到的听讲者名字、地方志及时人文集中所记听讲者，编列了一个泰州学派弟子名录，但这个名录大多只有名字，无事迹乡贯。仅能张大泰州之军，对研究泰州诸人的思想无甚帮助。除王艮及其子侄之外，《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所列诸人，并不能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颜山农、何心隐是泰州派下重要人物，黄宗羲谓：“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第703页）
黄宗羲着重的，实际上是泰州后人行事中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如何心隐以布衣计去严嵩，反对张居正之类。“非名教所可羁络”所举例证，皆无甚惊人处。当时黄宗羲未见颜山农著作，现发现整理出版的颜山农文集中所表现的思想，与《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案语中所述颜山农“其学以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性如明珠，略无尘染，有何睹闻，着何戒惧。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差别甚大。其“七日来复”，多为神秘体验，其中理论的成分甚少。“急救心火”亦存理去欲之意，不过换了一种招徕人、鼓动人的说法。在纠正弟子修养方法上提出的“制欲非体仁”之说，也不过主张正面开发人内在的道德资养，反对苦苦强制心不起意之类。何心隐文集中有理论创见的东西也不多，故本书皆略去不论。泰州之学，有系统理论的当属其创始人王艮及其子侄王栋、王襞及后学罗汝芳、耿定向、焦竑及激烈反传统的人物李贽。
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出身灶户之家。七岁进乡塾，因家贫辍学，随父往来山东经商。常随身带《论语》、《孝经》等书，逢人质义，久而烂熟，能信口谈解，《明儒学案》所述传记说他一日梦天堕压身，万人奔号求救，他以只臂擎起，手整失序星辰，梦醒后汗下如雨，自此心体洞彻。这说明他青年时就有担当重任、拯救万民的志向。一日闻人言王阳明在江西讲学，与自己学术大旨相类，于是启行，着古冠服进见。“始入，先生据上座。辩难久之，稍心折，移其座于侧。论毕，乃叹曰：‘简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称弟子。退而绎所闻，间有不合，悔曰：‘吾轻易矣。’明日入见，且告之悔。阳明曰：‘善哉，子之不轻信从也。’先生复上座，辩难久之，始大服，遂为弟子如初。阳明谓门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明儒学案》第710页）
王艮原名银，王阳明取周易艮卦义，为他更名艮，字汝止。阳明擒宸濠后归家讲学，王艮相从至越，来学者多先由王艮指授，然后问学于王阳明。后还家，自制蒲轮，从泰州至京师，招摇于道路，观者如堵。因他冠服言动不与人同，都人目为怪魁。归泰州后，开门授徒，学术趋于平实。后周流于江浙间讲学，同门会讲，必请王艮主席。卒后其著作由王氏族人汇合其子王襞、族弟王栋的著作编为《淮南王氏三贤全书》。清末民初，东台人袁承业在《三贤全书》基础上，加以校订，自编《王艮弟子谱系》补入，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出版。
一良知现成自在
王艮于王阳明居越后从学王阳明，此时王阳明已揭致良知宗旨，学术也已由收敛转为发散。王艮以其高远之意气、倔强之性格，又得王阳明面授晚年熟化思想，所以，他主张良知现成。他说：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良知一点，分分明明，停停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皆本诸此也。（《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这里“无极而太极”，无极即空寂无一物，即此句中无所向，无所见。太极即理，即良知。心中空寂无物，良知便自然涌出，不用安排思索。分分明明是说它的存在与作用是明显的，不是朦胧难寻的。停停当当是说它当下具足，天然是中。修养功夫便是心思凝一，无指向，无欲念，使良知自然显现。这一点继承了王阳明的“无中生有”，与王龙溪万缘放下，任先天心体流行的思想十分接近。
功夫既在“无极而太极”，一切后天对良知的修养皆无处着功，即使庄敬持养这些理学中常用的修养法门也属多余：
问庄敬持养功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识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庄敬；即此常存，便是持养。不须防检。不识此理，庄敬未免着意，才着意便是私心。”（《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这里王艮的功夫，明显吸收了程颢“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的方法。王艮所识的良知，同时也就是性，也就是中。它们与宇宙根本法则“道”是同一的。良知本自现成，人人具足，修养的关键在识得良知自在，保养不失。保养良知就在于还它自然自在的本来面目，才要庄敬，便不自然，便是起意，起意便是私心。在王艮这里，良知时时精明，时时活泼，不用私意安排：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则通之，何尝缠绕。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这是说良知不仅是存在，也是活动，它的活动与自然的规则和韵律一致，无有丝毫隔碍。良知表现为思的时候，这种思也是与自然的规则和韵律吻合为一的，这就是“自然天则”。在王艮这里，良知有体有用，其体即性、道、中，其用是思，是觉。良知本体在内容上是天理，在表现形式上是自然、自在。良知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王艮与弟子的一段问答，明确地显示了这个意思：
或问：“天理良知之学同乎？”曰：“同。”“有异乎？”曰：“无异也。天理者，良知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为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圣贤与百姓的区别，就在于圣人自觉此良知，安于此良知。贤人去欲复理，追求此良知。一般人则“日用而不知”，待先觉教化。但教化亦只是指出，百姓之良知与圣贤之良知本来相同。所以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即道”是他对于良知以上看法的一个自然结果。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是说，百姓日用常行中体现出来的不假思索，不用安排，自自然然，简易直接的方式就是道，道与事物的自然律则为一；第二方面的意思是说，圣人之事即百姓日用之事，圣人之道就是百姓穿衣吃饭。这两个方面的思想皆来源于王阳明。王阳明曾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又曾教导弟子：“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下）在王阳明这里，“与愚夫愚妇同”，从形式上说，良知人人皆有，天然完足，虽愚夫愚妇不少亏欠，愚夫愚妇的良知与圣人的良知同。从内容上说，所谓良知天理，无非百姓日用常行之事。讲学讲百姓日用常行，就是讲天、道、性、理等玄妙高深的道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对王阳明以上两个方面的思想都有继承：第一个方面，导出他良知当下即是，无须深究远求；第二个方面，导出他以教化俗，从精英文化转向平民文化的道路。如前所述，王艮认为，所谓道，所谓理，表现为人心之良知，良知与万物中体现的理则是一致的，在日常行为上，良知表现出不假安排，当下即是，一呼便出，不用思索安排的形式，一有思索安排，便是转念，便是拟议，便不自然，《年谱》说：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多不信。先生指童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
人的日常行为，由多次重复而形成一套最合理、最简易、最省力的反应模式。这种模式因熟化而忘却具体反应过程，往往有不假思索，当下完成，而又合规律合目的的特点。王艮正是把这一点作为良知。顺帝之则，指它的合规律性；至无而有，是说它不识不知，一触便应；至近而神，是说它虽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情，但有与形而上的道一致的神妙品格。邹德涵语录中的一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个意思：
往年有一友问心斋先生云：“如何是‘无思而无不通’？”先生呼其仆，即应；命令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后问，先生曰：“才此仆未尝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应，这便是‘无思无不通’。”是友曰：“此则满天下都是圣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时懒困着了，或作诈不应，便不是此时的心。阳明先生一日与门人讲大公顺应，不悟。忽同门人游田间，见耕者之妻送饭，其夫受之食，食毕与之持去。先生曰：‘这便是大公顺应。’门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恼起来，便失这心体。’”（《明儒学案》第354页）
童子捧茶，一呼即应，不假思索，前不拟议，后不滞留，这正是其良知现成自在当下顺适处。农夫耕田，其妻送饭，食毕将盛饭之器还于其妻，其妻持之还家。这都是自然简易不用思索安排的。所谓良知，就是这种现现成成、自自然然的东西，不用矫饰，出之便合天则。
王艮的这一思想，与禅宗的“平常心是道”、“无修之修”非常相像。现在没有材料说明王艮曾涉猎过禅宗，他的著作中也没有评论禅宗的文字，这可以说是他的下层劳动者的经历和自学成材的方式使然。这一点不同于阳明弟子中王龙溪、聂豹等具有学者气息的人。但王艮亲炙阳明甚久，阳明的禅学思想也间接地影响了王艮。这一点不容忽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如果舍掉其中“道”与理的成分，只就良知的反应形式着眼，确实难辞禅宗“作用是性”之评。所以，黄宗羲说泰州龙溪“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明儒学案》第703页），并非无由而发，也不单指泰州后学。
王艮的良知自然现成的思想，对他的后学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儿子王襞和门弟子徐樾。现成良知之义经王艮强调，王襞、徐樾、罗汝芳推阐，发展了人性自然现成这个方面，至明末与市民阶层兴起而带来的人性解放趋势合流，逐渐演成一股自然人性论的强大思潮，其中“百姓日用即道”浚河导源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二平民与精英
百姓日用即道的另一个含义是，天、道、性、命等儒家终极关怀的东西，并不是少数学者的专有物，道即表现在百姓日常事物中，道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王艮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就是说，离开百姓日用，离开“家常事”，则无道可言，专事体究天道性命等形上领域，不贴近百姓日常生活，即是异端。王艮的这一理论，表明他要把儒家以士君子修身为主的学者文化、精英文化推向平民，使修身成为一般百姓的自觉追求。王艮从学阳明以后的实践活动，主要是围绕实现这一愿望展开的。比如，王艮在阳明门下，曾有“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的志愿，归家后，制一轻车，上书“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以教导下层民众为己任。
他身着古冠服招摇于道路，正是为了引起更多的下层民众的注意。王艮出身于灶丁，从小就参加煮盐劳作，他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是实用性的。这决定了他要走的决不是科举入仕做官吏兼学者这条通常士子所走的道路，而是以从《大学》、《论语》、《孝经》这些最浅近的儒家启蒙读物中获得的知识，与自己在实践中的体验相结合，走一条以道化俗的道路。王艮的这一愿望，在他后来所做的《鳅鳝赋》中表现得很明显：
道人闲行于市，偶见肆前育鳝一缸，复压缠绕，奄奄然若死之状。忽见一鳅，从中而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周流不息，变动不居，若神龙然。其鳝因鳅得以转身通气而有生意。是转鳝之身、通鳝之气、存鳝之生者，皆鳅之功也。虽然，亦鳅之乐也。非专为悯此鳝而然，亦非望此鳝之报而然，自率其性而已耳。于是道人有感，喟然叹曰：“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之同育于此缸乎？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少顷，忽见风云雷雨交作，其鳅乘势跃入大海，悠然而逝，自在纵横，快乐无边。回视樊笼之鳝，思将有以救之。
奋身化龙，复作雷雨，倾满鳝缸。于是缠绕复压者，皆欣欣然而有生意。俟其苏醒精神，同归于长江大海矣。道人欣然就道而行。（《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
此赋是王艮以道化俗、解救万民的志愿的生动写照。王艮自比鳅，以万民比“复压缠绕，奄奄一息”的鳝，他不愿自乐于江河，而要拯救缸中之鳝，先使转身通气而有生气，转后使其出缸，同归长江大海。他曾自许：“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万世师。”他以救世者自许。他的以圣道化民的行动，是儒家万物一体的理想和“百姓日用即道”的理论的切实表现。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在教育上即体现为有教无类。他的门人不仅有徐樾这样的官吏，也有林春这样的佣工，朱恕这样的樵夫。在他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下，儿子王襞所收的学生中，亦有陶匠、田夫等。王襞先后留越中二十年，又尝师事王龙溪、钱德洪，但终以帮助父亲讲学为志，不赴科举。父死后继承父亲讲席，周流各处讲学。他的弟子陶匠韩贞更是平民文化的热心倡导者、传播者：久之，觉有所得，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