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面对愈演愈烈的女师大风潮，鲁迅与陈西滢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二人因此发生了持续的论争，最后终于弄到矛盾无法化解的地步，从此构怨，直到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桩众所周知的公案。在纷争不断的文坛上，文人相轻，相碰相撞，这几乎算不上什么事。在论敌甚多的鲁迅身上，这也只是众多论战中的一个并不精彩的回合。然而，当我们透过历史的长河作相互联系的观察时，却很容易发现，一件小事也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鲁迅与陈西滢的论争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该发生的一大憾事，它对鲁迅本人的人生轨迹和整个新文化事业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一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1924年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因为开除学生而引发学潮，成为不被学生承认的校长。次年5月，杨氏试图借“五七”国耻纪念日的机会，以校长的身份主持演讲会。结果，在杨荫榆领着几位演讲者走进会场时，许广平、刘和珍等学生会成员坚决不许她上主席台，而且要求她退出会场。长时间的僵持导致会场秩序大乱，最后杨荫榆只得妥协，退出了会场。如果放在民主意识较强的人身上，校长当到这种地步，也许早就辞职了。但杨荫榆是这样的一个校长，面对一片反对之声，她想的不是自己如何引咎辞职，而是如何以更强有力的手段维护校长的权威。5月9日，学校贴出了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的布告。然而，学生会再次做出决定：学校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的布告无效。于是，学生与校长的冲突又掀新的波澜。
在女师大学生与校长的冲突中，鲁迅站在了学生一边，并且执笔代学生呈文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同时，执笔代表七位教授写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学生需要教师支持的时候，鲁迅站出来了，这无疑显示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光彩。然而，面对同一个事件，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并因此采取不同的态度。就在鲁迅等人的宣言发表后，1925年5月30日，陈西滢在《闲话》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说：“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他认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单看这几句，他是很公允的。然而，其中一段话涉及鲁迅：“《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1925年5月30日。）显然，陈西滢认为鲁迅等人过于偏袒学生，而且暗示鲁迅“挑剔风潮”，但态度相当温和，言辞也不激烈。
第三章抗争与坚守面对陈西滢的文章，鲁迅当天（5月30日）就写下了《并非闲话》一文，发表于6月1日《京报副刊》，6月2日又写下了《我的“籍”和“系”》。鲁迅的文章有辩白也有反击。辨白主要是不承认自己“挑剔风潮”；反击则主要是揭露陈西滢并不公允。在《并非闲话》一文中，鲁迅说：“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边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糊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鲁迅全集》，第3卷，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我的“籍”和“系”》中，鲁迅主要说明两点：一是自己不怕流言，“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可惜我总不耐烦敬步后尘。”二是奉还所谓的“尊敬”，“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我本来也无可尊敬；也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又被人摔下来。”（《鲁迅全集》，第3卷，8283页。）
考察最初的论战，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于：陈西滢指责鲁迅偏袒学生，暗示鲁迅“挑剔风潮”；鲁迅则指责陈西滢“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鲁迅全集》，第3卷，77页。如果到此为止，或许矛盾还不至于激化。
可是，事情没有就此完结。几个月后，教育总长章士钊决定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在原址建立女子大学。冷静想来，这未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的确并不高明。于是，问题又出现了：一部分学生和教师组成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坚决反对解散女师大。而且，鲁迅被推举为维持会的成员。如果鲁迅仅仅是女师大的教员，问题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作为教育部官员，反对总长的决定，自然会有更多的麻烦。8月12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于13日罢免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之职。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鲁迅于8月22日提起诉讼。
偏偏就在这时候，陈西滢在8月29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再次发表《闲话》，继续讨论女师大风潮，并为章士钊鸣不平。面对学生把章士钊称作“英日帝国主义走狗”的现象，他说：“英日帝国主义者也实在是瞎了眼，怎样会选中了章士钊做他们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国日本两大帝国做靠山，还险些弄不过二三十个‘毛丫头’。”《现代评论》，第2卷第38期，1925年8月29日。显然，在陈西滢看来，章士钊并非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也非强有力的压迫者。但是，此时的鲁迅正受到章氏的压迫，并且因此而丢了饭碗，感觉自然大不相同，因此，更容易使他把陈西滢看作章士钊的帮凶，此后对陈西滢文章的挑剔就更加严厉。同时，陈西滢也不示弱，几乎是变着法儿刺激鲁迅。双方你来我往，互相讽刺、嘲弄和攻击。陈西滢的许多文章（如《多数与少数》、《参战》和《利害》等）哪怕主要观点与鲁迅并无矛盾，鲁迅也要找出漏洞对其进行攻击。陈西滢在《闲话（参战）》中描写了中国人的卑怯：两个美国士兵打了中国人，百余中国人追着喊打，却没有一个人真敢动手。其实，中国人的此类弱点是鲁迅经常揭露的。但是，面对陈西滢文章结尾的句子：“这样的中国人，呸！”鲁迅却立即写了《并非闲话（二）》（9月19日），针锋相对地告诉人们：陈西滢比那些卑怯的国人更加卑劣。陈西滢写《创作的动机与态度》，写《版权论》，本与论争无涉，鲁迅却在《并非闲话（三）》（11月22日）中紧紧揪住进行挖苦。至于中国人是否“重男轻女”，对女性的尊重是否意在某一个女性，陈西滢是否看到了鲁迅支持女师大学生的“底细”，虽然鲁迅表现敏感，但实在是些无聊的话题。即使鲁迅热心女师大的事纯粹是因为许广平，也是人之常情。同样，陈西滢是否杨荫榆的同乡，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四光究竟与杨荫榆见过几次面，每月从图书馆领取的工资到底是五百元还是二百五十元，等等，虽然在双方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却根本没有争辩的必要。
考察在女师大问题上鲁迅的态度，个人的情感因素不应被忽视：一、杨荫榆是取代许寿裳而做女师大校长的，所以鲁迅对她缺少好感；二、杨荫榆开除的六名学生中，第一个就是鲁迅喜欢的许广平。这些因素有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鲁迅不可能完全超越个人感情。但是，在思想文化的视野里，这不是最重要的。鲁迅与陈西滢冲突的焦点非常清楚：从反对校长开除六名学生，到抵抗撤销女师大，鲁迅都毫不含糊地支持学生，即使在被免职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维持会的工作，坚持与无助的学生站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一贯的风格：他不会站在权势者一边，而是必然选择被伤害的弱者。陈西滢恰恰相反，既维护校长，又维护章士钊。这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陈西滢是权势者的走狗。但是，考察陈西滢一贯的表现，他并非投机钻营之人，更非向权势者献媚之辈。他与鲁迅的态度不同，主要在于他更看重秩序，希望公平，不赞同校长压迫学生，也不希望人们过于偏袒学生。在他看来，如果学生无论如何都对，校长无论如何都错，那是不公平的。在五四运动之后形成的文化氛围中，一个人如果站在权势者一边说话，往往是很不光彩的。陈西滢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仍然要表明这种态度，守护他所认定的公平和公正，维护他所看重的理性和秩序。就这一点而言，应该是可贵的。
虽然教育司长刘百昭带人强行占领了女师大，使女子大学在女师大原址上建了起来，但是，章士钊并没有能够使女师大消失，所以冲突也不可能结束。在维持会的维持之下，几十名学生在校外租房，教师照常上课，顽强地维持了下来。到了11月底，政局的动荡带来了机会，章士钊逃往天津，女师大学生终于复校，并且在复校之后立即取消了女子大学。这一切必然带来了新的问题：女子师大与女子大学，哪一方更具有合法性？
12月26日，陈西滢在《闲话》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女大和女师大之争，实在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们一向信了某种报纸的话，以为女师大的学生比女大的多。直到女大学生报告，才知道女大有三百五十人，女师大只有四十余人。可是，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他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这是以前谁也不会知道的，谁也没有想到的，足见我们的报纸是怎样的可靠了。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就以女师大论女师大，究竟谁应该算主体呢；如说一百八十人已入他校便不能算女师大学生，那么我们试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会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吗？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现代评论》，第3卷第55期，1925年12月26日。）
在陈西滢看来，既然女师大的绝大多数学生已经转入女大，自然女大是主体，如果合并，也应该是只有二十人的女师大合入三百五十人的女大，而不应该是取消三百五十人的女大而恢复只有二十人的女师大。虽然最后一问显得有失大度，但从多数出发，他的确为自己找到了“理”。鲁迅这回不再旁敲侧击，而是急忙直接作答：“‘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鲁迅全集》，第3卷，174页。）鲁迅的反驳同样显示着思想的力度，但用以证明维持女师大的合理性，却并不容易令人信服。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争论，还不至于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也不至于把矛盾复杂化。然而，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了：1926年1月30日，陈西滢发表了《致志摩》的信，指责鲁迅剽窃和抄袭：“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着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同时，也许是有感于鲁迅在他与权势者关系上大做文章，陈西滢又说：“他那种一见官僚便回头欲呕的神情，活现在纸上。可是啊，可是他现任教育部的佥事。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么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了。”（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至此，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徐志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高喊：“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假如我们觉得胳膊里有余力，身体里有余勇要求必泄时，让我们往升华的道上走，现在需要勇士的战场正多着哪，为国家，为人道，为真正的正义——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的放大你私人的意气！”他甚至宣布：“本刊此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李四光、徐志摩：《结束闲话，结束废话》，《晨报副刊》，1926年2月3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徐志摩的真诚，但是，已经晚了。受到严重伤害的鲁迅表示：“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242页。）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胡适给双方写信试图调解，也已无济于事了。
考察这场论争，开始不过是对女师大风潮的不同认识，然后是猜疑和误解，最后则是人格上的互相攻击，矛盾终于无法调和。
二
如果进一步考察，鲁迅与陈西滢的论争实在是一场令人遗憾的笔墨官司。对于中国现代文坛，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它的消极作用都无法估量。因为它影响了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影响了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主将之间的关系，直接导致了新文化阵营的进一步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