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惨案发生之后，举国震惊，舆论一片哗然。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及时地发出了他们的声音，表现了他们的社会良知。当时的情形，真可谓一个个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为了被杀的青年，为了政府竟然向学生开枪，他们同时站了出来。我清查过当时的情况，当时的知名人士中，没发现哪一个装聋作哑。周作人、刘半农、高一涵、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着文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的诗经赵元任谱曲，哀歌顿时唱遍京城。这其中，鲁迅的表现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他激愤不已，为此而停止一切正常创作，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和悼文。
1926年3月30日，北京各界人士和各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当时蒋梦麟是北京大学的代校长，他在会上讲话：“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抑制不住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校长。
与此同时，令人感动的是新闻界。早在事件发生时，就有记者不顾弹雨进行采访。惨案发生，诸多媒体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晨报》、《京报》、《清华周刊》、《现代评论》、《语丝》……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连续发表大篇幅的报导和评论，对“三一八”惨案真相进行追踪报导。在惨案发生后的十二天内，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惨案的文章。《京报副刊》上也发表了一百零三篇。
正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国会和司法机构也站了起来。当时的国会常常是人们讽刺的对象，到后来更成了北洋政府时代政治黑暗和腐败的证据。但是，从“三一八”之后的情形看，国会却不是什么摆设，它立即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屠杀学生事件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京师地方检察厅也紧急行动起来，所以有了上面引用的公函。接下来的是：
北京公祭死难者；
******全体辞职。
无论迫于什么样的压力，也无论被如何解释为虚伪，一个能够引咎辞职的政府，表现出的毕竟是道德和良知，而不是匪气和流氓气。它是一个讲道理的政府，是一个有廉耻的政府，也是一个能认错的政府。
当时的执政者段祺瑞，按照我们熟悉的说法，是军阀，政治上乏善可陈。然而，我们的历史叙述常常忽略具体的细节：
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请愿的学生之后，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
根据段祺瑞的孙女回忆，“三一八”惨案开枪·虽然段祺瑞并不知情·但事情发生了，他认为自己不能逃其咎。所以，从那一天起，段祺瑞终身素食，直到逝世。
如果此事属实，对于段祺瑞的人格，我们当重新认识。
“民国遗民”章太炎
说起章太炎，人们都知道他的绰号“章疯子”。“疯子”这个绰号，为一些人抹杀章太炎提供了方便：疯子的话能算数吗？然而，章太炎这个“疯子”·却常有超乎常人的清醒，理想坚定，爱憎分明，是非面前，绝不含糊，对与民主宪政背道而驰的历史运行特别敏感，所以也就有特别的反抗与守护。
1920年代末，告别“帝国”而进入“民国”的中国人又经历了一场从“民国”到“党国”的再转换。在这场转换中，产生了几种不同的不合作者。有人不合作，是因为未能看到帝制复辟，杨度就曾感叹******这样有能力，为什么不做皇帝？因而远离了国民党；有人不合作，是因为参与一起打天下的北伐战争，却未能一起坐天下；有人不合作，却是因为此后的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心目中的中华民国，他们所守望的，仍是民主宪政的理想。而章太炎这个“疯子”，正是最后一派的代表。他认定北伐之后出现的“党国”是对“民国”的背叛，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反动，因而拒绝承认新国旗，拒绝承认新政权，甚至悲愤地自称“中华民国遗民”，直到1936年去世，尸体上仍然覆盖了1912年至1928年的国旗——五色旗，完成了他“民国遗民”的最后定位。
一
章太炎自称“民国遗民”，最先为国人所知，是在1928年。
那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章太炎作了一副挽联：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尽管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国民党人总是诋毁他，但章太炎毕竟是革命元老、民国元勋、学界泰斗，所以，他的挽联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上联中，章太炎一如既往，表达了他对黎元洪的评价：黎元洪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中华民国的创建者，才更有资格和能力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这种正统地位是任何人都不能篡改的。下联表达了章太炎的悲哀：黎元洪的去世简直是一个象征，因为他是与五色国旗一起离去的。
挽联更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的落款，竟然赫然写着：“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章炳麟为哀挽黎元洪致黎绍基函》，见《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3》，1279页。）
这个落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华民国已经亡了，意味着章炳麟对眼下的所谓民国不予认可；意味着他虽然生活在这个新国家里，但他并非这个国家的成员，而是以前那个中华民国的遗民。
当政者当然非常恼火。
第二章帝制与共和说到“遗民”，应该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因为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产生一些“遗民”。众所周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交替史上，一个帝国推翻另一个帝国，夺取和征服的，除了土地和财富之外，就是子民。有时当然不要，所以也有杀光百姓而只要土地和城池的现象，但更多的时候，百姓是重要的战利品，是被征服和占有的对象。在这个征服和占有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子民都会明智地归顺新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明白，无论建国还是亡国，都与他们关系不大，差别仅在于今天为这家服役，明天为那家纳税。反正国家不是自己的，自己又没有亡人之国而自己建国的能力，不做顺民又怎样呢？这样的顺民，尽管也是前朝亡国之际遗留下来的，但人们并不称之为“遗民”。可是，每一次改朝换代之际，却总有一些人不愿归顺新朝。他们或是改朝换代之际漏网而未被杀掉的皇族亲朋，或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一厢情愿与亡国者共命运的人们。他们也许无力拒绝为新朝服役和纳税，却在思想和感情上认同前朝而拒绝新朝。这样的遗民，在每一个王朝建国之初都有。
大明帝国灭亡，大清帝国取而代之，清初就有大群遗民。他们生活在已被大清占领的土地上，受着大清的统治，却拒不承认大清国是自己的国家。他们祖传的基业在这里，先人的坟墓在这里，无处可逃，也不愿逃，但国土被占领，故国已亡，自己明明是亡国奴，却就是心不甘。怎么办呢？他们的选择是：避世做遗民，不与新的王朝合作。在他们当中，许多人以种种形式坚持反抗若干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复国的努力绝望之后，他们当中仍有一些人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不合作。翻阅清初遗民的材料，那么多家族不让子弟参加大清国的科举考试，甚至对那些参加考试的家族表示鄙视，那正是他们不合作的一种方式。但不幸的是，屠杀也罢，收买也罢，胡萝卜加大棒，大清帝国的统治一步步稳固。从顺治到康熙，许多人在等待大清垮台，大清却一步步巩固了。岁月悠悠，人寿几何？到了康熙末年，最年轻的明遗民也已白发苍苍，年老力衰，最后终于进入坟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逐渐改变主意：无论如何，儿孙还要活下去，复明无望，不能永远耽误儿孙。他们还有一个自我安慰的理由：后来出生的儿孙，并非大明的子民，所以无需为大明尽忠，可去参加大清的科考……事实上，那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大清帝国已经固若金汤，自己的儿孙总不能一代代终老山林而与功名无缘！
终结帝制，创建共和，大清帝国被中华民国取代，这样的遗民也有一大群。满蒙贵族不必说了，就是汉人，也有一些人如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等，不肯承认中华民国；还有一些人像林纾那样，曾经承认，准备做共和国国民，忽然又不承认了，回头继续做大清子民；另有一些人，比如严复，生前是做了中华民国国民的，但在临死之前，却自己亲自写墓碑，替自己正名为大清臣民，也就是说，生前曾经归顺中华民国，死后却要回到大清。严复的这种情况在民间甚多，许多人虽然不明深意，但在入敛时穿戴起大清衣冠，却正与清初明遗民死后穿戴大明衣冠一样，意味着“生降死不降”。
那群在内心深处没有投降的人们，虽然生活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却成了“生活在别处”的“国内流亡者”。清遗民对革命党人的议论和攻击并不太多，但对背叛的大清臣子却不能容忍，所以他们最恨的不是孙中山、黄兴等人，而是袁世凯、徐世昌等。他们认为既然是大清国的臣子，就不能做中华民国的官，更不能与革命党人一起颠覆故国。郑孝胥有句名言众所周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民国之所以是敌国，因为他所认同的帝国是被民国灭掉的。
“民国乃敌国也”，这种态度表现在每一个时代的遗民身上。对于六国遗民而言，“秦国乃敌国也”；对于秦遗民而言，“大汉乃敌国也”；对于明遗民而言，“清国乃敌国也”……每次改朝换代，前朝与新朝的敌对关系都非常明显。
然而，1927年至1928年的这次转换，情况却有点特殊。这种特殊性在于：一、虽然国旗变了（从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国体变了（从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民主共和国变成了国家主权属于一党的党国），政府名称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国号没有变，仍然叫“中华民国”；二、国民党虽然剥夺了国民本来拥有的主权，却有一个将来“还政于民”的承诺。也就是说，剥夺国民的主权只是临时的，并非永久的，这也就意味着国民党人并不认为党对国家主权的独占是合法的，而只是因为人民素质太差，没有行使民主权力的能力，所以才由党收缴并代行主权。而且，由一党独霸国家主权，是为了对国民进行训导，等这种“训政”完成之后，就把权力还给全体国民。
也许正因为这样两点，在这次转换中，即使那些忠爱民国而排斥党国体制的人，也很少有人以“遗民”自居。
章太炎却认定自己是“民国遗民”，这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整整八年之后，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众所周知，人死之后常常不由自主，人生终点的葬礼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愿，全靠身边的亲人和友人。章太炎很幸运，他有一个理解他、深知他的夫人汤国梨。
按照家乡余杭的风俗，入敛时要在棺材内用丝绸覆盖，并将绸子打成结，这叫“结爻”。结爻，一般都是用同一种颜色的绸子。汤国梨的做法却大不相同，她让人买来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绸子，将这五种颜色按五色旗的顺序排列，为章太炎结爻。
对此，汤国梨解释说：“太炎先生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有为国民党旗效过什么劳，因而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最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