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從唐末五代開始發生了變化，西北草原荒漠的遊牧民族開始再次對中原農耕世界發動規模日益巨大的衝擊。在十三世紀初葉，被稱爲“一代天驕”的成吉思汗崛起於大漠，他所率領的剽悍的蒙古鐵騎南征北戰，使統治區域不斷擴大。經過將近三十年的戰爭，至元太宗窩闊台時，蒙古統治者終於打败了女真統治者在中國北部建立的金朝政權。此後，再經過四十年的長期戰爭，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六年（1279）消滅了漢族在南方的宋朝政權，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於一個草原遊牧民族之手。
從成吉思汗開始，蒙古統治者便開始有計劃地向外擴張，靠着蒙古鐵騎的勇猛善戰，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時，帝國的領土已空前广大，其疆域範圍“北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一》。），“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元帝國不僅是一個幅員廣大的中華帝國，而且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忽必烈稱汗之後，實際上是以蒙古大汗身份兼領中國的，西北欽察、察合台、伊利三個汗國在名義上均聽从忽必烈大汗的指揮。大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的版圖以及驛站制度的完善，使一向不曾處在統一制度下的東西方的交通變得暢通無阻：陸路北穿東歐、西貫伊朗，直接與大都相通；海道從波斯灣直抵泉州等港。“四海爲家”，“無此疆彼界”，“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參見《麟原文集》前集卷六《義塚記》。），是元人廣闊的空間概念。
在元代之前，日本一直與中國歷朝政府保持着友好的睦鄰關係，這種友好關係在唐代形成了一個高峰。到了鐮倉時代（1192~1333），日本不僅一直同中國的宋朝保持着良好的雙邊關係，而且還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
忽必烈遠征西亞、東歐之時，這些國家的軍隊根本不能與蒙古鐵騎相抗。蒙古軍隊勢如破竹，所向無敵。在佔領了歐亞土地之後，蒙古軍隊揮師東進，於公元1250年征服了東鄰高麗。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成爲蒙古國王之後，又於公元1267年遷都燕京，後將燕京改稱大都。爲了臣服四夷，忽必烈終於把矛頭指向了日本。
§§§第一節元朝伐日的原因與經過
一、伐日的原因
在征服日本的策略上，忽必烈首先採取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元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命高麗使者携帶他的書信赴日。在信中，忽必烈表面上是要求與日本建立所謂的“外交關係”，但實質上卻是敕令日本向元朝朝貢臣服。由於忽必烈繼位時間不久，日本上下對其情況知之甚少。龜山天皇及朝臣們接到忽必烈的書信後驚恐萬狀，不知所措，他們所能做的衹是連日到各寺廟進行祈禱，藉此安定人心。在幾經研究之後，日本朝廷決定對忽必烈的書信不作答復。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再次派使者來到日本，態度較爲強硬。日本朝廷打算給忽必烈的使者帶去回信，但當時鐮倉幕府的執政者北條時宗年少氣盛，且執政時間不長，他不想給元朝政府留下懦弱的印象，因而阻止了回信之事。
至元八年（1271）、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又兩次遣使赴日，重新提出了過去的要求，甚至以武力相威脅。對忽必烈的此舉，北條時宗一方面們堅持拒絕回信，另一方面積極採取措施，命沿海各地加強防守，防止元朝軍隊入侵。
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在得知日本的確切態度之後，決心在元軍南下滅宋的同時，以武力征服日本。
二、伐日的經過
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強行徵用高麗的船夫、民工三萬五千人爲他建造兵船九百艘，還從農民中徵兵五千，完成了征伐日本的最後準備工作。在鎮壓了高麗軍民數年的反元鬥爭之後，這年十月初，忽必烈命二萬五千名元軍和九百艘兵船從朝鮮的合浦出發，開始大舉攻日。元軍在襲擊了日本的對馬、壹岐之後，隨後侵入松浦半島的沿海諸島，打死打傷數百名日本武士。十二月二十日，在太宰府的召集下，日本九州九國御家人，“甚至神社、佛寺人員都爭先恐後急馳而來”（《八幡愚童訓》上，轉引自大久保利謙等編《從史料看日本的發展》中世編第163頁，吉川弘文館1963年版。），這支“由數萬人組成的軍隊”（黑田俊雄：《日本歷史》第八卷第87頁，中央公論社1966年版。）在大將少弍經資的指揮下，開始與元軍正式交鋒。由於元軍的武器較爲先進，加之作戰經驗豐富，而且又使用了一種日本武士從未見過的新式火藥武器——震天雷，其射出的鐵彈爆炸聲使得日本武士“目眩耳塞，茫然不辨東西”（有關元軍戰法、武器的史料，請參見《八幡愚童訓》上，轉引自大久保利謙等編《從史料看日本的發展》中世編第163頁，吉川弘文館1963年版。）。戰至傍晚，日本軍隊渐渐不支，被迫撤到太宰府附近，打算組成新的防線，以便繼續對抗元軍。元軍爲了防止敵人的偷襲，便回到了自己的船上。當天夜裏，一場意外的颱風刮沉了元軍的二百多艘兵船，剩下的元軍受此意外打擊，士氣低落；又由於給養存在一定的困難，因此不得不返回中國大陸。忽必烈對日本的第一次遠征於是便告結束。由於這次遠征發生在日本文永十一年，故日本的史書稱之爲“文永之役”。
“文永之役”以日本的僥幸取勝而告終。爲了防止元軍的再度入侵，幕府統治者進一步採取措施，加強防禦體制，並在博多灣沿岸築起堅固的壁壘以抵禦元軍。而忽必烈在至元十六年（1279）滅掉南宋之後，擴張之心再度膨脹。滅宋後所增加的大量物力、人力，爲忽必烈進行更大規模的戰爭準備了物质条件。與至元五年和至元七年所採取的策略相同，忽必烈又兩次遣使赴日，要求日本政府向元軍稱臣納貢。北條時宗憑藉戰勝的餘威，竟兩次斬殺忽必烈的使者，以此向國内外表示他繼續抵抗元軍入侵的決心。
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兩次派遣元軍兵分兩路進攻日本。一路是從朝鮮派出的東路軍，由蒙、漢、朝鮮兵四萬餘人和兵船九百艘組成，由忻都、洪茶丘率領；另一路是從中國江南派出的江南軍，由十萬士兵和兵船三萬五千艘組成，由范文虎率領。兩路軍約定六月中旬在日本壹岐會合。由於軍事佈置周密和指揮得當，兩路元軍雖與日軍發生過一些戰鬥，但還是於七月初匯合在一起了。七日下旬，元軍主力集結于日本鷹島，準備向幕府統治者發動全面的軍事進攻。但不巧的是，在進軍前夕的農曆七月三十日夜，元軍集結地發生強烈的颶風，元軍的大部分兵船沉没，僅有一小部分士兵得以生還。忽必烈對日本的第二次遠征又以失敗告終。第二次遠征發生在日本的弘安四年，所以日本的史書把此次戰役稱之爲“弘安之役”。
第二次遠征日本的軍事失利，使得忽必烈的征日計劃受到極大挫折，元軍也爲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元氣大傷。但是，忽必烈並不就此罷休。至元二十年（1283），忽必烈又以阿塔海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打算發兵二萬人征伐日本，並責令江南行省大造海船。大批工匠被徵调，苦服遠役，背井離鄉，凍死、病死者不計其數。元朝統治者還在各地強徵大批水手，江南人民被逼得走投無路，紛紛揭竿而起。在統治集團内部，也有一些官僚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如御史中丞崔彧便向忽必烈建議暫停遠征日本的戰爭。但忽必烈不聽，又授劉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在揚州爲伐日備戰。此時，福建發生黃華起義，聲勢浩大，來勢洶湧。忽必烈急派劉國傑前去鎮壓，伐日之事暫時被擱置下來。黃華起義被鎮壓下去後，忽必烈又下令籌措糧船，編練軍隊，預定於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第三次遠征日本。正在這時，元政府派往攻打安南的軍隊遭到慘敗，忽必烈正要對此進行報復時，境内又發生多處起義。面對如此被動的結局，忽必烈無法四處興師動兵，不得不下詔停止遠征日本。此後，元朝對日本的征伐行動便停止了。
三、元軍失敗的原因
元軍對日本的征伐行動的失敗，並不完全是由於偶遇颶風造成的。勞師遠襲，即使没有風濤的襲擊，其失敗也是不可避免的。這主要是因爲：
第一，元軍對日本的征伐行動在戰略上是一個錯誤。忽必烈簡單地認爲，征服日本像征服其他部族一樣簡單。他甚至認爲：“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元史·外夷列傳·高麗傳》。）元軍善陸戰，不習慣海戰，忽略了不習水性的弱點，必然会在軍事行動中吃虧。
第二，元軍孤軍深入，長途奔襲，没有後援，陷入了絕境。正如元朝禮部尚書劉宣所說：“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元史·劉宣傳》。）
第三，元軍中大量的宋民和高麗民雖然“習海道”，但都是被強徵而來的，有的還被“黥其面”而充軍，這些人當然不可能爲元朝統治者賣力，因此，一旦臨戰，内部“互相嫌忌”，“官軍不整”（《元史·外夷列傳·日本傳》。），士氣大失。
第四，中、朝兩國人民的反抗，有力地支援了日本人民的鬥爭。爲出兵日本，元朝統治者到處徵兵、徵夫、徵糧，弄得民不聊生。“以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元史·世祖本紀》。）江南人民甚至舉行武裝鬥爭，總數達二百次之多（《元史·崔彧傳》。）。在朝鮮半島，則有著名的三别抄軍的武裝抗元起義，三别抄軍以朝鮮半島西南角的戰略要地珍島（今全羅南道）爲根據地，以南海島（慶尚南道）爲前哨陣地，並控制了黑山列島、濟州島，直接威脅忽必烈籌軍造船遠征日本計劃的進行。
正是由於中、日、朝三國人民的反對，忽必烈纔不得不終止征日活動。
§§§第二節元朝伐日對日本所産生的影響
忽必烈對日本的遠征，是日本有史以來所遭受的最大外敵入侵。元軍對日本的這兩次遠征，雖然聲勢浩大，但因爲最終都遭到了失敗，所以並没有給日本帶來實質性的災難。而就日本來說，由於是首次遭受外部強敵的入侵，所以他們所受到的影響还是不小。主要表現为：
第一，鐮倉幕府走向衰落。
抗元戰爭取得勝利之後，鐮倉幕府的統治逐漸轉向衰落。幕府在抗元戰爭後没有没收政敵的土地，因而無法使獲得所謂戰功而紛紛來到鐮倉幕府要求恩賞的御家人得到家產，從而破壞了由“奉公”取得“恩賞”這個幕府同御家人的關係的基礎。而御家人爲了彌補戰爭給自己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恢復自己的實力，便加緊侵佔“公地”和蠶食莊園。雖有一小部分御家人最終形成了獨立的封建領主，但大多數御家人卻因戰爭的負擔而走向貧窮没落。御家人的貧窮没落加速了御家人制度的崩潰，動搖了鐮倉幕府的社會階級基礎，使其統治最終走向了衰落。
第二，農民的處境更加惡化。
抗元戰爭之後，御家人不論是轉變爲獨立的領主還是貧困没落，但爲了轉嫁戰爭所帶來的負擔，他們加強了對以“百姓名主”爲主的農民的掠奪。在這種殘酷的剝削壓迫下，農村中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到處是一片荒涼的景象。農民處境的惡化，加劇了農村中的階級矛盾，進而使農民衹得以逃散的方式來抵抗統治者。
第三，抗元戰爭使日本新的武裝集團——惡黨的勢力進一步擴大。
在抗元戰爭之前，“百姓名主”中就有一部分人上升爲武士。這些新興的武士，爲了發展自己的勢力，把一些逃亡者和下層的百姓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發給他們武器，藉以對抗幕府和領主。統治階級把這類武裝集團稱爲“惡黨”。抗元戰爭後，由於農民處境的惡化，加入“惡黨”的人越來越多，其活動已遍及北起岀羽、奧陸，南至淡路的日本各地。惡黨的活動構成了對幕府統治的嚴重威脅。
第四，抗元戰爭的勝利助長了日本人對“神風”的迷信。
忽必烈大興黷武之師，不僅征伐日本，而且還征伐安南、緬甸、爪哇等國。他“内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土苴；外興無名之師，戕民命如草芥”，不僅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損害了日本人民的利益，因而受到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抵制，這是元軍走向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幕府的領導下，日本軍民進行了頑強抵抗，而兩次暴風雨對元軍的襲擊無疑都是日本取勝的重要原因。這兩次暴風雨本是一種極爲普遍的大自然現象，它發生在元軍襲日之時，衹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已，但日本舊史書卻把這種自然現象說成是“神風”、“八幡宮鏑矢西風”、“天野明神出陣”等等，硬把一種極爲普通的自然現象塗上了一层神的色彩。許多日本人對這種無稽之談竟深信不疑，相信“神風”能保日本。這種對“神風”的迷信，一直延续到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隊中的特種攻擊部隊取名爲“神風敢死隊”，便是想憑藉“神風”的保來挽救其即將失敗的命運。可見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所謂“神風”的現象是多麽的癡迷。
第五，元軍的入侵使日本增強了民族危機感。
在忽必烈之前，日本雖然和鄰近的朝鮮發生過一些零星的戰爭，但並没有強大的外敵入侵。元軍伐日，可以說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遭受強敵入侵，不僅朝野爲之震動，連普通百姓也受到不小的影響。後世的日本人都以此爲鑒，提醒自己应時刻保持高度的戒備，以防止外敵的入侵。爲了激勵民族鬥志，日本的某些機構和宣傳部門甚至大肆渲染、誇大元軍侵略日本所帶來的危害，以加強民族危機感。日本的文藝家還岀版了以抗元爲題材的藝術作品，如日本菊地神社所藏的繪畫《日本武士抵抗元軍圖》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元軍對日本的入侵，不僅給日本人民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響，也給中國的老百姓帶來了災難，它對中日兩國都产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