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还能再来一次，”朱丽亚说，“一般来说，一个藏身地用两次还是安全的。当然，要隔上一两个月。”
她一醒来举止就变了。她的动作变得非常干净利落，她穿上衣服，把红腰带系在腰上，开始详细安排回去的行程。这件事交给她看来再自然不过了。她显然有一种实用的心计，这正是温斯顿所缺少的，而且她好像对伦敦附近的乡村了如指掌，这是从无数次集体郊游中积累下来的。她交代给他的路线和来时的路线很不一样，下车的车站也不是上车的那个车站。“永远别从来路回家，”她说，好像在声明一条重要原则似的。她先走，温斯顿过半个小时再走。
她指定了一个地方，四天以后与他下班后见面。那是一个贫民区里的一条街道，有一个一向拥挤嘈杂的露天市场。她会在货摊之间闲逛，假装寻找鞋带或者缝纫线。如果平安无事，她就擤鼻涕，然后他再过去；否则他就装作不认识走开。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在人群中说上一刻钟的话，安排好下一次见面。
“现在我必须走了，”他刚一明白她的指示她就说，“我得在十九点三十分之前赶回去。今晚我要在青年反性团义务工作两小时，发发传单之类的东西。真该死，不是吗？帮我掸一掸好吗？我头发上有树枝吗？你确定？那么再见，我的爱，再见！”
她扑进他的怀里，近乎狂热地吻着他，然后，拨开小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树林里。即便现在他也不知道她姓什么，住在哪里。不过，这没什么分别，反正他们也不可能在室内见面，或者进行任何文字交流。
事实上，他们没有再回到树林中的那块空地。五月里，他们只找到了一个再次做爱的机会。那是在朱丽亚知道的另一个藏身处，一个废旧教堂的钟楼，附近的一片地方经历了三十年前一颗原子弹的袭击之后几乎荒无人烟。一旦到了那里，那真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但是去那儿的路上却非常危险。其余的时候，他们只能在大街上见面，每晚都换一个地方，每次从不超过半个小时。在大街上通常还是有可能交谈的，以某种特别的方式。他们随着拥挤的人流在街道上行走，既不并排，也从不看对方，他们进行的是一种奇怪的断断续续的谈话，好像灯塔的灯光一明一灭，突然会因为一个穿制服的党员走近或者临近了一个电幕而戛然而止，几分钟后，又从刚才说了一半的地方继续下去，走到说好的分手地点便突然中断，第二天，几乎不需要铺垫，前一天的话题又继续下去。朱丽亚似乎很习惯这种交谈方式，她把这叫做“分期谈话”。她说话不动嘴唇的本领也令人惊叹。在一个月的夜间约会中，他们只接了一次吻。那时他们正在一条小街上沉默地走着（离开大路时朱丽亚从不说话），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地面隆起来了，空气变暗了，温斯顿发现自己跌倒在地，遍体鳞伤，惊魂甫定。一定有一枚火箭弹掉在了附近。突然，他看见朱丽亚的脸离他只有几厘米，脸色苍白得像死人、像白粉。连她的嘴唇都白了。她死了！他紧紧地抱住她，亲吻她，这才发现她的脸还是热的。原来一些粉尘落在了她的嘴唇上。他们俩的脸都沾上了一层厚厚的石灰。
有时，他们到了约会地点，却只能擦肩而过，没有任何表示，因为一个巡逻警正绕过街角而来，或者一架直升机正在头顶盘旋。即使没有那么危险，也很难找到时间见面。温斯顿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朱丽亚更长，公休日根据工作压力而变化，经常碰不到一起。何况，朱丽亚很少有一个晚上完全有空。她花了大量时间参加讲座和游行，为青年反性团分发材料，为仇恨周准备旗帜，为节约运动筹集捐款，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这很值得，她说：这是伪装。如果你遵守小的规定就可以违反大的规定。她甚至劝温斯顿抽出一个晚上参加业余军火生产，那是一些积极的党员志愿发起的活动。这样，每周有一个晚上，温斯顿要花四个小时干那种无聊透顶的工作，在一个有穿堂风的光线昏暗的车间里拧紧一些金属小部件，可能是炸弹的导火索，锤子的敲击声和电幕里传来的音乐单调地混杂在一起。
他们在教堂钟楼里见面时终于把零零碎碎的谈话连了起来。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在大钟顶上的那个正方形小房间里，空气热得凝滞，而且有很重的鸽粪味。他们坐在满是灰尘和枯枝的地上谈了好几个小时，还不时地轮流站起来透过箭眼张望，看看有没有人来。
朱丽亚二十六岁。她和其他三十个女孩住在一座公寓里（“老是女人的味道！我讨厌女人！”她插了一句），她的工作和他猜想的一样，在小说处操作一台小说写作机。她喜欢这份工作，主要是操作和修理一台巨大的、但是很容易出毛病的电机。她并不“聪明”，但很喜欢动手，对于摆弄机器尤其在行。她能描述创作小说的整个过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布的总体指示到修改小组的最终润色。但她对成品不感兴趣。她“不喜欢读书”，她说。书不过是一种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果酱或鞋带没什么两样。
她对六十年代以前的事情没有任何记忆，唯一经常对她提起革命之前的日子的人是她的爷爷，他在她八岁那年失踪了。在学校里，她是曲棍球队的队长，连续两年得过体操冠军。在加入青年反性团之前，她当过小小间谍队的队长和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她的品行无懈可击。她甚至被选派到色处工作（此举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她的好名声），那是小说处的一个分支，专门生产低级色情，在无产者之间流传。她说，那里被工作人员戏称为“大粪房”。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帮忙生产密封包装的小册子，书名叫《超炫故事集》或者《女子学校的一夜》，专供年轻无产者偷偷摸摸地购买，好让他们觉得自己买到了一些违禁物品。
“那些书写些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噢，全都是垃圾。其实很无聊。只有六个情节，颠来倒去而已。当然了，我是操作万花筒的。我从来没在修改小组里干过。我不是搞文学的，亲爱的——我还不够格。”
他惊讶地得知，色处除了领导以外，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年轻姑娘。这个理论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更难控制，因此在处理淫秽物品时更容易被腐化。
“他们甚至不喜欢已婚女人，”她说，“人们都以为女孩更纯洁。可是，这就有一个不纯洁的。”
她的第一次风流韵事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对方是一个六十岁的党员，后来为了避免被捕而自杀了。“干得好，”朱丽亚说，“否则他招供的时候会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从那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生活在她眼里非常简单。你想要快活，而“他们”，也就是党，不想让你快活；所以你就尽量打破规则。她似乎认为，“他们”想剥夺你的乐趣，就像你想逃避逮捕一样自然。她恨党，而且用最粗俗的语言说出来，但她对党却没有任何总体的批判。除非党触及到了她的个人生活，否则她对党的教条不感兴趣。他发现她从来不用新话的词语，除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她从没听说过兄弟会，也不相信它的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党行为在她看来都很愚蠢，是注定要失败的。聪明的做法是破坏规则，同时又保全自己。他隐约地想，年轻一代中还有多少像她这样的人——他们在革命以后的世界中长大，党对他们而言就像天一样无法改变，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不反抗党的权威，只是逃避它，就像兔子躲避狗一样。
他们没有讨论过结婚的可能性。那太遥远了，根本不值得去想。你想象不出任何一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的婚姻，即使温斯顿能够摆脱他的妻子凯瑟琳。连做白日梦都毫无希望。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老婆？”朱丽亚说。
“她嘛——你知道新话里有一个词叫‘思想好’吗？意思是天生就非常正统，从来也不会犯思想错误？”
“我不知道这个词，但我知道这种人，我太了解了。”
他开始给她讲自己的婚姻生活，可奇怪的是，她好像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关键内容。她向他描述着凯瑟琳的身体是如何一碰就僵硬，即使当她紧紧抱住他的时候，也好像在尽全力把他推开，仿佛她曾亲眼见过或者亲自感受过似的。温斯顿对朱丽亚说起这一切毫不费力：无论如何，凯瑟琳早已不是一个伤痛的记忆了，只是令他反感而已。
“要不是因为一件事，我还能忍受得了，”他说。他告诉她凯瑟琳每周的同一个晚上逼着他进行的那个冷冰冰的小仪式。“她讨厌那样，但又坚决要做。她叫它什么——你一定猜不出来。”
“我们对党的责任。”朱丽亚立刻说。
“你怎么知道？”
“我也上过学，亲爱的。十六岁以上的人每月要参加一次性教育讲座。青年运动也是这样。他们长年累月地把这些东西灌输进你的脑子里。我敢说这影响了很多人。不过你当然看不出来：人人都是伪君子。”